1937年8月28日，在黑龙江省富锦县董老茂屯附近，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的一支小部队和当地伪满军发生了一次规模不大的战斗，各有数人伤亡的双方很快脱离接触。此时，卢沟桥事变已经发生一个半月，从华北到华中，上万人规模的战役在各个战场上每天都在发生，所以，这次战斗在中日双方的战史上几乎无人注意。
然而，这一次战斗，或许会永久地深刻在照片中这位文静的妻子刘向书的心中。
照片中她的丈夫，抗联名将张甲洲在前往十一军军部途中，就战死在这次遭遇战中——由于敌军是预先设伏，率先以乱枪发动袭击，在战斗开始的时候，走在队伍中间的张甲洲不幸腹部中弹。负伤后，十一军独立师参谋长李景荫探寻其伤势，他依然冷静地微笑着告诉李自己的皮带被打断了，表示无大碍。但在战斗结束后，因伤势过重张甲洲终于不幸牺牲。
一名战死在抗日第一线的红色高级将领，却留下了这张西服眼镜的照片，让人不禁对张甲洲的身份产生了疑问——此人似乎更像个书生。
不错，张甲洲的确是书生出身，在清华大学的“清华英烈”碑和北京大学的“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上同时刻有这名殉国黑水的校友的名字。
张甲洲并没有获得两校任何一家的文凭，为何在两所我国第一流大学的名录中会同时出现他的名字呢？用我一位笔名黄河故人的朋友说法，张甲洲是我国应试教育中罕见的“考霸”。
此人，上中学的时候轻松考取东北第一流的齐齐哈尔省立高级工业学校，成绩为黑龙江省第一名。这个省状元在校期间因为成绩优秀深为当时的校长所赏识，以至于将其列入公费留学名单。
但这个张甲洲第一个特点是能考试，第二个特点就是特别能组织学生运动。1926年他在校期间组织学生罢课事发被捕。教育界人士对此人才十分珍惜，上书求情。但执政的黑龙江督军吴俊升自有其独到的逻辑。这位粗鲁不文的老军官深知秀才造反并非仅仅是三年不成，“明智”地不但取消了张甲洲的留学资格，而且坚持将其逮捕入狱。其实，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闹学生运动了，张甲洲1923年开始接触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学，他因为参加反对奉军在学生中征兵的游行等行动，已经被学校除名过两次了。
好在当时世风对文化人还比较尊重，张甲洲出狱后，最终还是在省立高级工业学校毕业。对这个文凭，张甲洲却似乎不怎么在乎，他到了北平，在北大预科学习，并在1929年加入了共产党。当时共产党学运工作甚重，张甲洲当然要考上北大才好活动。
北大是那样好考的吗？对张甲洲来说如履平地，1929年他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进入北大物理系就学。由此，北大认其为校友。不过，1930年，张甲洲“故态复萌”，在一次学运中被捕入狱。
经营救出狱后，组织上把学运重点放在了清华大学，工作重心转到文科学生头上。所以，张甲洲奉命改考清华大学。
考得上吗？
不就是清华吗？后来的红军军长（张甲洲曾任红三十六军军长）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政治系。
慢来，政治系可是文科，张甲洲原来是个理科生啊！
在“考霸”面前，是不分文理的，据说张甲洲其间还有多次代革命或非革命同志高考的经历，结果不分课目，无一不中。
张甲洲在清华期间，担任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并一度代理市委书记。但他更多地时候还是活跃在第一线，与胡乔木搭档搞学运，成绩斐然，被人称为“清华俩秀才，张甲洲善说，胡乔木善写”。
但就是这样一个最会考试的才子，却在“九一八”之后，于1932年初率领六名和他同样出身东北的大学生，在周恩来的直接委派下，携带两支手枪回到故乡巴彦，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他领导的抗日武装巴彦游击队是中共在“九一八”后掌握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在短短几个月中发展成由4500名骑兵，四个团组成的红三十六军，先后攻占巴彦、东山两座县城。该军由张甲洲担任军长，赵尚志担任参谋长，于天放担任情报处长。
难以想象的是，这名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因为在战斗中经常跃马扬刀，身先士卒，给敌我双方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得到了“张大个子”“张大坦克”的外号。从张甲洲和刘向书的结婚照上可以看到，张甲洲身材高大。人们回忆他当时的形象是“身穿草绿色西装，肩披斗篷，骑着一匹带白花的黄骒马”。
值得一提的是该军因为大学生很多（其中多人在战斗中牺牲），刚刚起事的时候被称作“大学生队”。而由于当时伪满统治区从上到下对日本占领军都反感乃至痛恨，他们起义的时候，伪巴彦县长并没有积极镇压，但有个条件——张甲洲不能留，他在，必打！
原来，1930年张甲洲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暑假回家，曾策动当地百姓向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告状请愿，罢免了贪赃枉法、欺诈群众的原巴彦县县长。一个暑假就搞掉一个县长，伪巴彦县长打张甲洲不是因为他抗日，而是因为这个家伙惦记自己的乌纱帽。
可惜的是，红三十六军后来在王明康生极“左”路线的折腾下，失去了地方支持而最终失败。反对极“左”路线的张甲洲，赵尚志反而被“开除党籍”——实际上，由于张甲洲关系在华北，这种处分根本无法生效。张继续抗日工作，奉满洲省委的安排，秘密打入伪三江省教育厅，后升任伪富锦教育局长，其属下的富锦两级学校都成为抗联的地下机关和人员输送地。他甚至在当地想方设法，协助抗联第十一军建立了东北抗日联军规模最大的兵工厂，该厂拥有机床，甚至能够制造冲锋枪。后因形势变化，组织抽调他和同样在富锦进行地下活动的于天放前往抗联第十一军任职。在前往军部的途中，张甲洲在前面提到的遭遇战中不幸牺牲，但他带出来的一万发子弹、一百支枪、一部电台，却得以安然送达部队。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与全国高涨的抗日呼声相契合，共产党曾从全国抽调精干人员进入东北投入抗日作战，因此抗联的高级将领中，颇有许多文化层次甚高。张甲洲并不是抗联中唯一的清华学生。
张甲洲从北平北上抗日时，在哈尔滨等待他的是他的清华校友冯仲云，这位当时在东北商船学校担任教授的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是熊庆来先生的大弟子，正儿八经可算后来的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华罗庚的学长。
正是这位本来可能去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学子，选择了一条铁血征途。因为“九一八”事变，冯仲云奉命前往东北从事抗日活动。最初，他的工作范围是城市和地下活动，但随着残酷的战斗中抗联军事将领大量伤亡，冯仲云也不得不进入军事指挥领域，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政委。他负过重伤，曾多次在生死线上徘徊，但是在战场上不减清华学子的儒雅——他的部下记得冯仲云在战斗间歇，经常会吟唱一首歌，歌词是他自己写的，全文如下：“从军伍，少小离家乡；念双亲，重返空凄凉。家成灰烬，墓生春草，我的妹妹流落他乡。兄仲云，妹薛雯；十年前，同居太阳岛。松花江上，乘风破浪，分别后藕断情长。风凄凄，雪花霏霏；夜朦胧，寒鸦觅巢回。歌声声我妹能听否？茫茫天涯我无家可归。”薛雯是他的妻子，当时女战士李敏曾问他是不是因为想念妻子才唱这首歌。冯仲云毫不隐讳地说：“是的。”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政委冯仲云后担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他和下文提到的于天放都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被平反昭雪
战后，劫后余生的两人重逢，而分离时仅仅四个月的女儿，已经12岁了。中国少了一个数学家，却多了一个浴血沙场的儒将。
更传奇的大约是下面照片中这个一副学者样的年轻人。
他就是1932年跟随张甲洲一同返回东北投入抗战的七名学生中的一名——于天放。
于天放，黑龙江人，原名于九公，和张甲洲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一对好搭档。从齐齐哈尔工业学校时就是同学。而后一起闹学潮，一起南下北平。与张甲洲不同的是，于天放倒没有先北大后清华地辗转经历，他是1929年直接考上清华的，成绩是所有黑龙江考生中的第一名——也可算是一个袖珍考霸也。在清华，于天放经张甲洲介绍入党，赴东北前担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
他和张甲洲共同创建了红三十六军，并担任该军情报处长，该军战败瓦解后，又和张甲洲一起在富锦从事地下工作。1937年，他和张甲洲一同调任抗联十一军，张甲洲牺牲后，于天放担任该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转战于富锦、绥滨、七星砬子等地。该军军长祁致中被错杀后，第十一军部队编入第三路军。
从书生转为将军，已经是个奇迹，但于天放更奇的是他创造了一个历史。到1941年，抗联主力由于受损太重，敌人压力过甚不得不撤入苏联，休整后以小分队的方式回国对敌发动攻击。留守在东北境内的抗联部队在日军残酷扫荡下大多失利。在东北境内坚持时间最长的抗联留守部队，就是于天放率领的抗联三路军六支队。于天放的秘诀是把部队藏在山上，强调灵活地战斗或转移。自己伪装隐藏在日伪控制的宋万金屯，在周边地区大力发展反日救国会，随时获得最及时的情报以便部队可以应对敌人的讨伐扫荡。这一套行之有效的战斗方法，使该部在东北一直坚持到1944年12月，于天放才因为汉奸告密被捕。此时东北已经沦陷13年了。
然而，于天放的传奇还没有完结。在他被敌人抓捕之后，这名曾经在清华大学读书的老游击队员，竟然在1945年7月经过精心筹划，击毙日本看守，越狱出逃！于天放越狱的过程，经过在战后黑龙江省公安厅预审处处长康曾对日本战犯中西正枝等的审问，而得到确切的证实，并证实被击毙的日本看守名叫石丸兼政。
于天放是越狱成功的抗联人员中级别最高的一人。
张甲洲的妻子刘向文在他牺牲后一直过着单身的生活，即便“文革”中因为被诬蔑为叛徒，土匪老婆被毒打致残，也不曾改变过自己的信念。有记者曾问她为什么没重新开始生活，她的回答是：“他太出类拔萃了，我这一生不曾再见过他那样的人。”
一代天骄，以身许国，除此无法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