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一亿人的昭和史》中，保留了一张当年抵抗战士的照片。
在这张照片上，一名身穿便装的中国抵抗者神情镇定，盘膝而坐。根据说明，这名抵抗者是受马占山将军委派，刺杀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和伪满总理郑孝胥的，因为事机不密不幸失败被俘，时在1932年9月8日。在照片上还可以看到手枪等所谓的“证据”。
郑孝胥，福建闽侯人，少有才名，清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曾历任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是支持溥仪复辟的“股肱之臣”。同时，由于他在清朝就与日本人过从甚密而成为伪满建立过程中的牵线人物。因此，他在1932年就任伪满洲国总理兼文教部总长。他与日本关东军代表武藤信义签订《日满议定书》，承认日本在“满洲国”的特殊地位与驻军权。他在伪满任职后，被视为大汉奸，其旧时朋辈大多绝交。说起来郑比后来接替他的张景惠还有些骨气，曾向日本方面提出要求，希望“满洲国”获得更多自主权。因此为日本方面所不容，于1935年5月21日“因病”辞职，1938年死去。一说郑之死为日本人毒杀，此说是否可靠存疑，但郑死前存款被冻结，家中被日本宪兵监视并限制出行，显然这汉奸的生涯也不是很愉快。 1932年8月前，关东军总司令是本庄繁，此后接任的是日本陆军大将武藤信义。
本庄繁，日本陆军大将，曾担任张作霖的军事顾问，与张学良亦相交甚厚。1931年任关东军司令官，积极策划侵略中国东北，提出《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满蒙自由国家方案》。1931年9月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三省，后因侵华“功劳”受勋一等旭日大绶勋章，受封男爵。日本无条件投降后，1945年11月20日自杀。
武藤信义，日本陆军元帅，接替被义勇军折腾得焦头烂额的本庄繁后，镇压了东北义勇军主力的抵抗，又率军攻占热河。被日本人誉为“满洲国的守护神”。武藤信义是大正时代晋升的最后一个大将。1933年5月3日被授予元帅称号，7月27日在自己军事生涯的顶峰却得了黄疸病死在了长春，参谋副长冈村宁次送灵柩回了东京。追授勋一等旭日桐花大绶章，8月6日追封男爵。
无论刺杀的目标是哪个，都是足以震动整个东北的。
历史上，抗日志士刺杀关东军总司令的事件曾有多次，最著名的是1943年发生在黑龙江富锦，著名的“五顶山”事件，当时，隐藏在伪满军中的爱国志士常隆基孤胆刺杀伪满最高军事顾问，日本陆军中将楠木实隆和伪满军事部大臣上将刑士廉，但由于子弹打中楠木口袋中的钢笔而失败（曾有常隆基战友回忆当时楠木实隆被击毙，应该是误传，楠木实隆战败时被俘，后返回日本，1979年病逝）。
同时谋刺伪满国务总理和关东军总司令，照片上的刺客可谓胆大包天，他又是什么人呢？
1932年对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实施刺杀的记录还真是有的，而且目标包括了关东军总司令及其他多名高官。策划这次暗杀的，是与中国抗日力量结盟的韩国独立运动领导人金九。关于刺杀的目的，从现在留下的文献来看，是对“破坏东方和平者严厉之惩戒，并使国联明了韩国民族反抗强日”。带着这样的决心，金九于1932年4月派遣韩国爱国团团员柳相根、崔兴植、李盛文和李盛发四人趁国联调查团自上海抵达大连之机，暗杀到车站迎接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及新任外相内田康哉。可惜的是，由于日方重视警戒，这次行动由于事机不密而失败。
按照礼仪，当时伪满总理郑孝胥到大连去参加迎接李顿的活动。他因此也成为这次刺杀的对象之一，是合理的推测。所以，最初萨曾经怀疑这名照片上的抵抗者就是柳相根等四人中的一人。但是此后的调查推翻了这一点。这是因为柳相根等和马占山将军并无关系。同时日军破案后迅速进行了审判和镇压，在题图照片拍摄的9月8日，四名行刺的朝鲜爱国团员都早已被杀，不可能出现在照片上了。
因此，这名照片上的刺客，应该是在策划另一次刺杀行动中被捕的。从事件发生的时间来看，他确有为马占山将军派遣的可能性。1932年9月，马占山将军正在黑龙江省西部的呼伦贝尔进行最后的抵抗。由于敌强我弱，单纯依靠残存部队获得胜利的希望渺茫，而马占山在东三省敌占区有着深厚的人脉关系（从其能突破层层封锁，完成与李顿调查团的直接联络就可以看出），所以，采用这种非常的手段对日军和伪满高层进行打击，是一种具有可行价值的战术。
不过，从当时的历史线索搜寻，这名“刺客”很有可能和马占山关系不深，而是与黄显声将军相交莫逆的原沈阳县公安局长张凤歧。
张凤歧，祖籍山东昌邑，曾就读奉天高等警察学校，毕业后结识了后来的义勇军创始人黄显声将军，很快成为莫逆。1930年春，黄显声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随即调张凤岐任沈阳县公安局长兼公安大队长。
“九一八”事变前夕，沈阳形势日趋紧张，根据黄显声指示，张凤岐在沈阳城北组织了骑兵队，时刻准备抗击日寇。事变当夜，张凤岐向沈阳各公安局和公安部队传达命令：“原地坚守，不准撤退，拒击日军。”他自己亲自率队杀敌，同日军一直血战到9月21日下午，终因力量悬殊撤出城外。此后，在黄显声的安排下，张凤岐回到沈阳，担任警务局长，成为义勇军在沈阳城中的重要地下力量领导者，密谋里应外合，在1932年8月接应义勇军反攻沈阳。此时，张凤岐秘密将家人送出沈阳，并对两个弟弟说：“国难当头之日，大哥我是以身殉国了。我们都不能畏缩，应各尽其责。我和二弟一起打鬼子，三弟在家好好照顾母亲。”
不幸，就在此时，他的警卫员孟献臣在饭店喝酒闹事被日本宪兵队拘捕，日本宪兵打了孟献臣几个耳光，这让他大为光火，口出醉话：“你们日本人等着吧，咱局长说了，你们长不了……”这句醉话引起日本人的警觉。突审完孟献臣之后，日本宪兵立即投入侦办，最终将张凤岐等悉数抓获。
作为主谋，张凤岐在拘留所里被整日轮番用刑，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却仍然不肯屈服。据曾出入日本宪兵团的人员胡某回忆，“有一次我去刑讯室给行动科长山野武夫送热水，正赶上他们在审讯张凤岐，这时张凤岐已是伤痕累累、满脸血污，他艰难但有力地说：‘我张某人身为一个县警察局长，有责任保护百姓安全。你们日本人侵占沈阳，我组织警察抗击你们那是我的责任。’又说：‘投降这个词在我身上不存在，暗杀本庄繁是自然的，只是我没找到机会。’”
张凤歧的牺牲是壮烈的，他被日军绑在沈阳故宫后荒地的树上活活烧死。人云“故宫浴火天下知”。
仅仅几个月之后，1933年2月3日，抗日决死队成员朴敏杭、李昌国又在长春发动了一次暗杀，这次他们的目标直指时任伪满洲国总理的郑孝胥。在他们制造的这次爆炸事件中，郑孝胥负重伤，关东军总司令武藤信义也险被击毙。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较大反响，《大公报》发表专题评议，称：“安昌浩之炸重光、植田（1932年4月29日，中朝联手在上海实施暗杀行动，炸死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炸伤重光魁，植田谦吉等重臣），朴敏杭、李昌国炸武藤、郑孝胥，皆足以被褫仇雠之魄，而抒亡国之痛，朝鲜尚犹有人（朴，李均为朝鲜族，故有此说），日人自不能安枕。”
所谓前仆后继，大体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