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事物的冲击与旧观念的束缚，人们可能会本能地犹豫或回避，但是，经历10多年的改革，有些问题却到了不能回避而必须面对的时候了。那就是，中国的改革，下一步该向何处去？
1990年7月5日，一些经济学家被请进中南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经济体制改革的趋向”这个大问题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个座谈会云集了薛暮桥、刘国光、苏星、吴树青、有林、许毅、吴敬琏等10多个中国最顶尖的经济学家，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也参加了这个座谈会。
在这次座谈会上，主张“计划取向”的几位经济学家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不能喧宾夺主。
薛暮桥、刘国光和吴敬琏主张保持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继续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
吴敬琏回忆说，当时86岁高龄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因为情绪过于激动，连话也说不清楚了。事后，薛暮桥觉得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充分表达出来，就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一封长信。薛暮桥在信里写道：
“东欧剧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未作彻底改革，老是跳不出‘乱物价、软财政、软信贷’的圈子；我们必须认清形势，当机立断，推进建立奠基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综合改革，才能克服困难，走向繁荣。”
这一年9月，吴敬琏到江苏参加全国企业家座谈会，接着访问了江苏、浙江、广东、海南等沿海省份，心情大变。吴敬琏在谈到他这次访问的所闻所见时说：
“在北京所见所闻是国有经济‘启而不动’，一片萧条。而在沿海所见到的情况是，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在压力乃至打压下生机勃勃，企业家的改革呼声十分强烈。我越看对市场化改革的信心越强，郁闷心情一扫而光。”
吴敬琏感到，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已经走过临界点了，没有回头的可能，重新肯定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只是时间的问题，而且中国经济会很快地好转。吴敬琏得出结论：凡是大胆改革的地方，经济就蒸蒸日上，这表明改革的趋势不可逆转。
1991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
“国家物价局局长罗植龄在近日召开的全国物价工作会议上说，1990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比上年上升2%左右，比1989年的上升幅度回落超过了15个百分点。”
1991年4月9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治理整顿已经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过高的通货膨胀率已经得到控制。”
在上一年，人们就发现，物价确实下降了，大家也不再像1988年那样见到什么就抢着买什么了，但是商场里的东西也卖不出去了，学者们用了一个新词“疲软”来说明这种情形。到1991年年中，全国仓库里的积压商品总价值达到了2500亿元，光衬衣就积压了10亿件。
就在人们把这些堆积如山的积压商品视做烫手山芋的时候，有一个人却打起了这些积压商品的主意，此人叫牟其中。这一年，牟其中用500车皮积压日用小商品从苏联换回了四架图-154客机。牟其中用“空手道理论”做成了这笔被认为是“不可能的生意”后，一夜之间成为传奇人物。
牟其中的成功并非偶然。在当时计划体制被冲击得千疮百孔的情况下，习惯于计划经济环境的国营企业缺乏市场开拓能力，就造成了越来越多的积压产品，这对它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包袱和难题，也给了牟其中这样的民间商人巨大的赢利和冒险的空间。不过，这时的中国还处在“计划”和“市场”的争论之中，市场虽然越来越大，但规则和法治的缺位却使牟其中们的成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这埋下了牟其中日后失败的种子。
话说回来，牟其中成功地倒到苏联的500车皮小商品，对这一年中国仓库里天文数字般的积压商品来说，只不过是九牛一毛。政府号召人们买东西，但却收效甚微。
这一年，在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工业城市里，停产的工厂每天都在增加，还有一些时开时关的工厂，被称为“开关厂”。随着停产工厂的增多，一个新词“下岗”出现了。在北京，每天有40个人“下岗”，而在重工业基地沈阳，100万工人中已经有30万人无事可做。只不过，这个时候“下岗”问题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到了这一年年底，国家统计局宣布：全国企业实现利润下降67%，亏损总额已高达310亿元，后一个数字比1988年还多3.9倍。
这一年，邓小平已经不问政事，但是眼前的局面使他担心。邓小平说：“这叫滑坡了。
“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
1991年8月下旬，从这一年夏天开始肆虐江淮地区的洪水终于退去。一天，《人民日报》向人们公布了洪涝灾害损失详情：全国受灾农田3.15亿亩，绝产1800万亩，死亡2295人。但是，这一天《人民日报》的另一条新闻给人们带来了更大的震动，这条新闻说：
“据塔斯社19日凌晨报道，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发布命令宣布，鉴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根据苏联宪法，他本人即日起履行总统职务。”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八一九事件”。该事件只持续了三天就宣告结束，早已风雨飘摇的苏联局势顿时急转直下。到这一年年底，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了。
这一切不能不引起中国人的关注和思考。1991年10月17日到12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召开中央各部门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座谈会，集中讨论3个问题：
1.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状。
2.苏东剧变的根本教训是什么。
3.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与会者阵容可谓庞大，仅参加会议的经济学家就有刘国光、张卓元、杨启先、傅丰祥、林毅夫、周小川、吴树青、吴敬琏等人。经过前后10次会议的讨论，与会学者专家基本上达成了共识，认为中国经济体制和机制应走“市场取向”的路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走向和路径，提供了理论参考。
1992：改革开放的第二个春天
1992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史上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中国人摆脱了“姓资姓社”的纠缠，激情、狂热和冲动成为解读这一年的关键词，只不过这一次把人们动员起来的是致富的渴望，而不是革命的冲动。
不过，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人们并没有这种感觉。这一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元旦社论里号召人们在新的一年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1991年末，中国人发现，在他们的西边突然多了几个邻国。早已为人们熟悉的“苏联”被一个新词“独立国家联合体”取代，世界上一夜之间出现了十几个新国家，尽管这时新版的世界地图还来不及印刷。
在1992年最初的几天里，外交部成了中国最忙的政府部门，六个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在一周之内与中国建交。加上原有的俄罗斯和波罗的海三国，在苏联解体后出现的新国家，多数已经和中国建交，苏联解体的风暴就这么过去了。
在新疆与新成立的中亚国家的贸易口岸，运送货物的车队不仅没有中断，而且更加繁忙，这些国家需要更多的中国商品。新疆人在头一年把13.3万头活牲畜弄到边境那一边卖了，这一年刚开始，新疆畜牧部门又和哈萨克斯坦签订了出口2.5万只活羊的合同。
对边境上行色匆匆的人们来说，生活似乎变得更忙了，有更多的生意在等着他们去做。对他们来说，苏联的解体似乎并没有那么可怕。“过去叫他们苏联，现在叫他们‘独联体’有点拗口。”一个商人说道，“不过很快就会习惯的。”
这只是1992年精彩华章的开始。这一年1月17日，邓小平离开北京，前往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开始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南方视察。邓小平的行踪和只言片语立即被海外媒体广泛报道，性急的中国大陆读者只好去想方设法寻找《大公报》、《文汇报》、《明报》、《信报》这些香港报纸解渴，直到这一年3月底邓小平的南方视察被广泛报道。
伟人之所以能够影响历史的进程，是因为在他的背后有着广泛的社会情绪和社会诉求。1976年是这样，1978年是这样，在1992年的春天，人们又一次感受到了这种诉求的力量。
“中国的事，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生活，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的谈话犹如黄钟大吕，人们对改革的热情被迅速点燃。就在邓小平进行南方视察的时候，一股强劲的破“三铁”（铁交椅、铁工资和铁饭碗）之风在国企刮起，成为这一年企业改革的“主旋律”。河北省甚至提出，争取在年内有60%的企业打破铁交椅、铁工资和铁饭碗。
在风云变幻的关键时刻，在改革开放的重要关口，一位88岁高龄的老人，以其高远深邃的目光指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航向。1992年的南方谈话，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启了第二个春天。
这一年5月21日，上海股市交易价格限制全部取消，股市价格全部放开。5月24日，全国经营规模最大、销售额最高的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宣布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公开发行股票。
这一年7月23日，国务院决定赋予首钢投资立项权、外贸自主权和资金融通权，批准成立华夏银行作为其融资机构。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热情开始发酵，整个民族的活力被释放出来。
这一年5月，新华社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
“4月下旬以来，云南边防部队在中越边境老山船头地区开展大面积的扫雷工作。目前，船头一带公路线上的地雷已全部排完。中断了14年的中越船头公路全线恢复通车，两国商人、边民开始安全往来。”
中断14年的中越船头公路全线恢复通车的这一天是1992年5月1日，这个曾经的战争前沿，转眼间变成开放口岸，空气中飘着菠萝、芒果等热带水果的清香。“这里的一切都变了。”一个在边境上守了21年的中国军人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战争的辉煌装进了历史的档案。”
与此同时，长江沿岸的10个中心城市全部对外开放。此后，17个内陆省会城市和一些内陆边境城市也相继对外开放。中国从此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多层次、全方位的开放大格局。
回首1992年，我们会发现，这一年的中国几乎处处释放着对外开放的信号，人们的心态也趋于开放。这一年的春天是一个美女如云的春天，几千个女孩子平生第一次在公众面前展露自己的形体。香港《明报》说：“一度被视为禁区的选美，正在北京悄然开放。”其实不是“悄然”，而是“轰轰烈烈地”。细心的外国观察家发现，曾经被看做“资产阶级腐朽堕落”象征的选美，仅1992年就有50多场在中国各地竞相登场。
在上海举办的一场选美中，一个20岁的宾馆结账员张蒙晰，成为上海“文化礼仪小姐”，并得到了1000元奖金。
这一年5月，深圳举办了自称是第一场“全国性”的选美活动。这场选美表演是一种传统服装、奢华的晚礼服、T恤衫和紧身短裤的奇特组合。
这一年夏天，中国运动员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取得了16枚金牌、22枚银牌、16枚铜牌，金牌和奖牌总数均名列第四。
1992年，很多后来在中国经济领域十分活跃的民营企业，也开始迅速成长。
这一年，王选研制成功世界首套中文彩色照排系统，成为新经济时代的先行者。
过去，大学毕业生以进入国家机关为第一志愿，到了1992年，这种情况改变了。
顾青，后来在中国各地开了数百家“久久丫”连锁店的鸭颈王，1992年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去德国做驻外人员的机会，选择了当时刚刚起步的民营企业乐百氏，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谈起自己的成功时，他总要提到1992年。
这一年，与顾青作出同样人生选择的，还有12万辞官下海者。继1984年的全民经商热之后，又一个“下海潮”在中国出现了。
1992年后的“下海潮”，从人才、资源等方面大大加强了个体、民营企业的实力，个体、民营企业迅速成长为能够左右中国经济形势的一股巨大力量。
风起云涌的中国民营经济，也吸引了国际关注的目光。1994年，《福布斯》首次发布中国内地亿万富豪榜。也许数字并不准确，但这毕竟是中国民间亿万富豪的第一次集体亮相。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来到了中共中央党校，向在这里学习的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成员作了讲话。这是一次被广泛关注的讲话，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党的领导人总要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而这又与即将召开的党代会密切相关。在热烈而期待的掌声中，江泽民说：
“在对计划与市场和建立新经济体制问题的认识上，又有了一些新的提法。大体上有这么几种：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
“……
“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所以，我觉得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可以为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所接受的。虽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但也和中央一些同志交换过意见，大家基本上是赞成的。”
6月12日，江泽民来到邓小平住地，向邓小平讲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邓小平当即表示，赞成这个提法，并说：
“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在党校的讲话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了一个主题了。”
历史是由无数的社会合力推动的，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发生质的飞跃的背后，其实积聚了难以计数的历史的合力。从1978年到1992年，经过14年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找到了明确的路径。1992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全世界的关注中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大会上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