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当然。”说到这里，局长拿出一个记事本，向我们念了那封被盗窃的信的详细描述。念完后，他立即告辞了，精神比来时更加委靡不振，我从来没见到他有过这样沮丧的时候。
大约一个月之后，他又来访问我们，并且发现我们还是差不多像前一次那样待着。
他拿起一只烟斗，搬了一把椅子，谈起一些寻常的话题。最后，我问：“哦，G先生，那封失窃的信有什么进展吗？”
“真见鬼，后来，我依照迪潘建议的那样，又检查了一遍，不过那是白费力气。”
“酬金是多少？”迪潘问。
“噢，数目很大，我不必说究竟有多少。但是谁要能替我找到那封信，我情愿开一张五万法郎的私人支票给他。因为，新近酬金又加了一倍。可是，我还是找不到那封信。”
“噢，是这样，”迪潘用他的海泡石烟斗深深吸了一口烟，然后慢吞吞地说，“我觉得你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全力以赴。你也许，还可以再尽一点儿力。”
“怎么尽力？……在哪一方面？”
“嗯，在这个问题上你可以聘请顾问，嗯？你记得他们跟你讲的阿伯尔纳采的事吗？”
“不记得了，该死的阿伯尔纳采！”
“确实！他该死，而且罪有应得。不过，从前，有这么一个阔气的守财奴，他想出了一条计策，要记得这位阿伯尔纳采说出他对一个医学问题的意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假装在私下里把他的病情暗示给这位医生。”
“我们可以假定，那位守财奴说，他的病征是如此这般，然后就请教这个医生的指导意见。”
“可是，”局长神色有点不安，“我完全愿意征求意见，而且我真的愿意付给任何人五万法郎，如果他能在这个问题上帮助我的话。”
“照这样看，”迪潘回答道，他打开抽屉，拿出一个支票本，“你可以照这个数目给我开一张支票。等你在支票上签了字，我就把这封信交给你。”
我大吃一惊。局长也完全像遇到了晴天霹雳一样，有好几分钟，他一动也不动，张着嘴，盯着迪潘，眼珠子好像要从眼眶里跑出来了。
后来，他显然有些恢复了常态，他抓起笔，又停了几次，终于开出一张五万法郎的支票，递给了迪潘。
迪潘把支票仔细检查了一遍，把它放在他的皮夹子里。然后，他用钥匙打开他那张有分类格子的写字台，从格子里拿出一封信，把它交给局长。
这位局长抓住信，欢喜到了极点，用颤抖的手打开信，迅速地把信的内容浏览了一遍。然后，他慌慌张张起来挣扎到门口，终于顾不得礼貌冲出了这幢房屋。自从迪潘要他开支票时起，他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他走之后，迪潘向我作了一番解释。
“巴黎的警察，”他说，“按他们办事的方式来说，都是极其能干的。他们坚持不懈，足智多谋，很狡猾，在业务上必须掌握的事情，他们无一不精通。所以，那天G先生向我们讲述他在搜查旅馆的事情，我完全相信他。
“他所采取的措施做得很完美，如果这封信曾经放在他们搜查的范围之内，他们会毫无问题地找到这封信了。
“不过，这项行动的缺点在于，对这个案子和这个人不能适用。这位局长，计策十分别出心裁，但是在处理案件时，总是要犯钻得太深或者看得太浅的毛病。”
“揣摩对手时要有完全设身处地地体察对手的智力。”我接口说。
“从实用价值来看，这是关键，”迪潘回答道，“局长和他那一帮人这么经常地失策，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估计他们所对付的人的智力。他们只考虑自己的主意有多巧妙，在搜查任何藏起来的东西的时候，只站在自己角度想会以什么方式来隐藏东西。
“例如，在D部长一这桩案子里，局长把在长期例行公事里习以为常的那种或者那一套搜查的原则，变本加厉地运用起来。我们知道，普通人藏信，有把椅子腿钻个洞，或者至少也总要放在什么偏僻的小洞或者角落里的可能。但D部长是普通人吗？局长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推测这位部长是个笨蛋，他觉得会写诗的人都是笨蛋。
“可是D部长真是一位诗人吗？”我问道，“据我所知，他们家一共是两兄弟，两个人在文才上都颇有名气。我知道这部长在微分方面有学术论著，他是一位数学家，而不是诗人。”
“你错了，我很了解他，他是兼而有之。作为诗人兼数学家，他是善于推理的，局长没有考虑到这点。”
迪潘继续说：“我知道他既是数学家又是诗人，我的计划是按他的智能来编排的，而且考虑到了他所处的环境。我知道他善于在宫廷里献媚，同时又是一个大胆的阴谋家。这样的人，不会不了解普通警察的行动方式。所以，他早就明白他为什么会遭受拦路抢劫。
“我又想，他必定也早就预料到他的住处要受到秘密搜查。他经常不在家里过夜，就是一个诡计，故意让警察有机会进屋搜查，以便早一点儿使他们深信那封信并没有放在房子里，而且局长也达到了这个目的。
“在局长第一次访问我们的时候，我跟他说，这桩奇案之所以使他十分为难，也可能正是因为案情过于不言自明了，你也许还记得他当时是怎么狂笑的吧。”
“对，”我说，“他笑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
“但是，我越是想到D部长敢作敢为、当机立断的智谋，想到他如果打算把这份文件放到最合适的时候用，我就猜测这份文件一定是放在手边。而局长又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这封信并没有藏在搜查范围之内。我想，为了藏住这封信，这位部长必定经过深思熟虑，采取了极其精明的手段，索性不把信藏起来了。
“我拿定了主意，于是配了一副绿眼镜，在一个天气很好的早晨，假装很偶然地到D部长的旅馆里去拜访他。我发现D部长正好在家，他正在打哈欠，懒洋洋地躺着享受美好的清晨。而且他跟平常一样，装出一副无聊至极的神气。
“为了对付他这一套，我说我的视力不好，并且为不得不戴眼镜而长长感叹了一番。我装作只顾和他谈天说地，却在眼镜的掩饰下小心谨慎地把房间详细察看了一遍。”
“我特别观察了一下靠近他坐的地方的那张大写字台，那上面杂乱无章地放着一些信和其他的文件，还有一两件乐器和几本书。然而，我却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引起怀疑的东西。
“最后，我到一个用金银丝和硬纸板做得好看而不值钱的卡片架上，架子上拴着一根肮脏的蓝带子，吊在壁炉架中下方一个小铜疙瘩上晃来晃去。这个卡片架有三四个格子，里面放着五六张名片和一封孤零零的信。这封信又皱又脏，差不多要从当中断成了两半，仿佛信的主人起初就想把它完全撕碎，可是再想一想又改变了主意，就此住手。信上面有一个大黑印章，非常明显地印着D部长的姓名的首字母，从纤细的字迹可以看出这封信出自女人之手。它是漫不经心地，甚至好像很轻蔑地被塞在卡片架最上一层的格子里的。
“我一看到这封信，立即断定这就是我要找的那封。当然，从外表的各方面来看，这跟局长向我们宣读的详细说明完全不同。这封信印章又大又黑，印着D部长的姓名的首字母，而原来那封信上是一个小红印章，印着S家族的公爵信章完全不一样。这封信是写给部长的，字迹纤细，而那封信姓名地址开头是某一位皇室人物，字体粗犷鲜明。一眼看过去，这封信和印象中的那封信只有大小是一致的。不过，让我怀疑的是，这封信太肮脏了，和D部长实际的有条不紊的习惯自相矛盾，而且它被摆放的位置是那样使人确信，这封信对D部长来说是没有用的。但这一切足够给我怀疑了。
“我尽可能拖长这次访问的时间，我一方面跟这位部长极其热烈地高谈阔论下去，我深知这个题目万无一失，一定会使他感到兴致勃勃。另一方面，我的注意力其实是集中在那封信上。经过这样的观察，我把信的外表，以及它放在卡片架里的方式都牢牢地记在心里。
“而且，我终于发现了一个支持我的细节。在仔细观察信纸的边角的时候，我看出边角的伤损超过了似乎应有的程度。信纸破损的样子，仿佛把一张硬纸先折叠一次，用文件夹压平，然后又按原来折叠的印子，朝相反的方向重新折叠了一次。发现了这个情况就足够了。我看得很清楚，这封信翻了个面，好像一只把里面翻到外面的手套，重新添上姓名地址，重新加封过。我于是向D部长说了声早安，立即告辞，可是我故意把一只金鼻烟壶放在桌子上了。
“第二天早晨，我借口拿回鼻烟壶又去访问，我们又兴冲冲地接着前一天的话谈下去。可是，谈着谈着，又听见紧挨着旅馆的窗户下面很响地爆炸了一声，仿佛是手枪的声音，接着是一连串可怕的尖叫的声音和吓坏了的人群喧叫的声音。D部长冲到一扇窗口，推开窗户向外面张望。这时候，我走到卡片架旁边，拿起那封信，放在我的口袋里，同时用一封复制的信来掉包（只从外表来说），这是我在家里先仔细地复制好的，并且仿造了D部长的姓名的首字母。
“我一拿到我要的东西也立刻跟着他走到窗口。街上的混乱是一个佩戴滑膛枪的人引起的，他在一群妇女儿童中间放了一枪。可是，警察经过查证，发现枪膛里没有实弹，就把这个家伙当做疯子或者醉汉放走了。他走之后，我们也从窗口回来了。不久，我向他告辞。而实际上，那个假装疯子的人是我出钱雇来的。”
“可是你为什么要掉包呢，有什么样的目的吗？”我问道，“如果你在第一次访问时，公开地拿起信来就走，那岂不更好吗？”
“D部长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迪潘回答说，“而且非常沉着，假使我像你说的那样轻举妄动，我大概永远不会活着离开那位部长的旅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