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的碑刻中，陵墓和祠庙的碑刻是数量最庞大的一种。
墓碑有两种：一是陵墓之前标识性的碑刻，主要内容是镌刻墓主的身份和姓名，如曲阜孔子的墓碑，前碑篆书“大成至圣文宣王墓”，后碑篆书“宣王墓”；孔林中孔尚任的墓碑是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四月刻立，“奉直大夫、户部广东清吏司员外郎、东塘先生之墓”，东塘是孔尚任的“号”；更多的是直书“×××之墓”；二是神道碑，内容是家世、生平和主要事迹，一般刻立在陵墓墓道两侧，如唐代李白的《翰林学士李公墓碑》。
祠庙这里主要指供奉和祭祀先祖的家庙、宗祠，南宋以后称为祠堂。还有一种祠庙供奉和祭祀的人是忠臣、良将、清官、廉吏和文化名人，由地方官府和民间修造者居多。有的人还在世就建祠供奉，这叫生祠。古代一些政绩卓著、口碑很好的地方官员都曾享受过这样的盛誉，如宋璟、狄仁杰等。先贤名人的祠庙也有皇帝钦定和敕建的，孔庙就是最典型的代表。这些祠庙就建筑而言，有故居改建而成的，有选风水好或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建造的，也有在陵园内的。不管建在何处，大都有碑刻伴随，祭祀和拜谒者中，或当代人，或后来者，往往铭石勒碑，以示尊崇、景仰和纪念。这些碑刻的价值往往超过祠庙；大都是祠庙倾圮而碑刻独存，于是，这碑刻就成了古迹文物中的珍品。
寺庙碑中的庙碑，有的就是墓祠碑，也叫祠碑，如西门豹的碑一称《西门大夫庙记碑》，一称《西门大夫祠碑》；《郭氏家庙碑》和《颜氏家庙碑》，实际也是祠碑，即家族祠堂的碑刻。这一节中的祠碑主要是指墓祠之碑，所以同墓碑放在一起来谈。
为方便起见，我们按祠碑主人所在年代排列，也就是大致按朝代先后顺序，不按祠碑刻立的时间来介绍。
介子推是春秋时期的人，关于他的祠碑的记载，最早见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
《水经注》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碑刻方面的信息，其中著录的汉代碑刻100件，三国魏曹时代的近20件，两晋南北朝十余件，成为最早著录碑刻的重要文献。因此，可以说《水经注》是一本人文地理书。此后，《魏书·地形志》也仿照《水经注》，在郡县条目下引用了墓葬碑刻资料多种。北魏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中著录了洛阳地区寺院碑刻二十多种。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文献资料。
《介子推祠碑》是《水经注》卷六著录的。在汾水“东南过晋阳县东，晋水从县南东注之”条下，作者写道：
太原郡治晋阳城。……旧有介子推祠，祠前有碑，庙宇倾颓，惟单碑独存矣。今文字剥落，无可寻也。
不言而喻，这是一通关于介子推的功德碑。古人建祠立碑之处，往往就是坟墓所在之地。只是到了郦道元写《水经注》的时候，连“独存”之碑上的文字都已“剥落”的“无可寻”了。
今天恢复这样的景观，更具有重大价值。因为介子推跟一个节日有密切的关系，这就是清明前两天的寒食节。
介子推是春秋时晋国人。晋献公的宠妃叫骊妃，她为了自己的儿子继承王位，害死了太子申生，次子重耳为躲避后母骊妃加害，率部分大臣逃离晋国。一天，重耳在山中迷路，四处荒无人烟，几天找不到吃的东西。重耳绝望地说自己饿死事小，只怕晋国的百姓没有好日子过了。介子推听了，想到重耳在落难时还想着晋国的百姓，将来必是一位贤明的君主。遂下决心全力以赴帮助重耳渡过难关。于是偷偷地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一块肉来，煮熟后给重耳吃。重耳饥不择食，狼吞虎咽，片刻吃个精光。这时才发现介子推长袍下面血迹斑斑，忙问缘故，介子推掩饰不过，以实相告。重耳感动得流着泪表示将来一定重加封赏，决不忘记这片忠心。
重耳在外流浪十九年，终于回国当上了国君，他就是晋文公。登位后对跟他流亡的大臣一一封赏，由于介子推回乡探母，晋文公竟然忘记了。有人为此事不平，在晋文公的宫门外挂一条幅，提醒晋文公，上面写道：
有龙矫矫，顷失其所。
五蛇从之，周遍天下。
龙饥无食，一蛇割股。
龙返其渊，安其壤土。
四蛇入穴，皆有所处。
一蛇无穴，号于中野。
晋文公看过后深感内疚，马上派人接介子推回朝，隆重封赏。介子推推辞不去，并和母亲一起隐居到绵山（今山西介休县东南20公里），再也不见来使。晋文公一时不知所措。有人建议说，介子推是个大孝子，如果放火烧山，他一定会背着老母下山。于是，晋文公下令放火烧山。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整个绵山寸草皆无，烧个精光，却未见介子推母子出来。派人上山搜寻，终于发现介子推和他母亲抱住一株柳树一同烧焦了。晋文公得知大哭一场。这一天正是清明节前两天，晋文公下令把这一天定为寒食节，严禁举火，只吃冷食，喝凉水。并把介子推母子安葬在绵山，建庙树碑，把绵山改为介山，把县名改为介休。介子推成为古代尽忠尽孝的光辉榜样。
三国时期，曹操还下过“绝火寒食”的命令。民间用面粉和枣泥做饼，捏成燕子模样，俗称“子推燕”，并用柳条串起来，挂在门外，表达对介子推的悼念之情。
唐代的寒食节禁火更严。当天，各地官府派人到各家各户用鸡毛插入灶膛的草木灰中，如鸡毛变焦，证明灶里生过火，要严加治罪。只有到了寒食节的晚上，皇帝才特许用榆柳生火，唐代诗人韩翃的《寒食》诗记述的就是这一情况：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按：“御柳”或为榆柳，谓“清明日取榆柳之火以赐近臣”。（《辇下岁时记》），或谓御赐之柳。
介子推死后第二年，晋文公率众臣专程去绵山致祭。一行人先在山下寒食一天，第二天才上山。去年介子推烧死时抱过的那株柳树，又发出翠绿的枝条，晋文公看了，心有所感，便折下一枝柳条编成一个圆圈戴在头上，随从大臣见了，也纷纷效法。于是清明折柳，编成柳条帽戴在头上，表示对逝者的悼念，也成为晋中一时的风俗。
2000年，介休的绵山正式被开辟为风景名胜区对外开放。重修了云峰寺西院的介子推殿；在龙脊岭新建了介子推携母塑像；修建了介公墓的神道和石窟介公祠。绵山已成为全国唯一一处以忠孝文化为核心的人文景观。
西门豹是战国时期魏国人。《史记·魏世家》只有一句话：“（魏文侯）任西门豹守邺（今河北临漳县）而河内称治。”魏文侯任命西门豹为邺县令是在公元前421年，即魏文侯二十五年。“河内”泛指河北省南部漳河以南的河北、河南交界一带。
《水经注》写道：“漳水又东北径（经）西门豹祠前。祠东侧有碑，隐起为字”；祠堂东头石柱勒铭曰：“‘赵建武中所修也。’魏文帝（曹丕）《述征赋》曰：‘羡西门（豹）之嘉迹，忽遥睇其灵宇’（指祠堂——引者）”。
这里要说明的是：“赵”是十六国时代的后赵，“建武”是石虎当后赵皇帝时的年号，时间是335—348年。魏文帝曹丕在位七年，时间是220—226年。《述征赋》写作年代不详，可能写于他在位期间。
后赵石虎时代，距《水经注》作者郦道元的北魏非常近。可他却说西门豹的祠碑“隐起为字”，可见刻立时间之久，至少在曹魏时期。那么“建武”年间“所修”的可能只是西门豹祠。
西门大夫祠原在距安阳县城北20公里的丰乐镇村东。东汉时就有一座“豹神庙”，供人们祭祀。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邺县令马益把帝王袍服冠冕的西门大夫神像，改为古县令衣帽，并把“豹神庙”改称“西门大夫祠”。坐北朝南共三座院落，三座大殿，各院均有厢房。最后一座大殿供奉西门大夫塑像，墙上有西门大夫事迹壁画。邺县令马益还刻碑为记。
现在西门大夫祠遗址西北高土台上有碑廊，《西门大夫庙记碑》立。
碑文记述了革除当地巫觋为河伯娶妇的陋习和兴修水利等事迹。
历史上的漳河流域，常年有雨则水灾，无雨则旱灾。百姓深受其害。魏文侯是一位革新家，一面用李悝为相推行变法，一面用吴起为将改革军事，并选派贤能的人任地方官。西门豹就是其中之一。西门豹上任后首先治理漳河，发动百姓开凿了十二条水渠，引漳河水灌溉农田。到了雨季河水泛滥时，十二条水渠成为泄洪的渠道。不仅旱涝保收，而且不受水灾之苦了。
此前，邺地一带百姓依靠为河伯娶妇祈求神灵保佑消灾避祸。西门豹上任后，认为不铲除陋习，不仅天灾不能消除，人祸也将继续为害。
这就发生了西门豹治邺的故事。人们为西门豹树碑建祠，也主要是由于他大胆地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的业绩。
应当感谢北魏的郦道元，虽然史书把他列入“酷吏”之中，其《水经注》却是重要文献，是他把西门豹根除当地为河伯娶妇的陋习这一真实故事详细记载下来。文字不多，兹录于下：
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约诸三老曰：为河伯娶妇，幸来告知，吾欲送女。皆曰：诺。至时，三老、廷掾，赋敛百姓，取钱百万；巫觋行里中，有好女者，祝当为河伯妇，以钱三万聘女，沐浴脂粉如嫁状。（西门）豹往会之，三老、巫、掾与民咸集赴观。巫妪年七十，从十女弟子。（西门）豹呼妇视之，以为非妙，令巫妪入报河伯，投巫于河中。有顷，曰：何久也？又令三弟子及三老入白（去河中报告），并投入河。（西门）豹磐折（弯腰折背，毕恭毕敬的样子）曰：三老不（回）来，奈何？复欲使廷掾、豪长趣（趋）之，皆叩头流血，乞（求）不为河伯娶妇。淫祀虽（遂）断。
河伯是水神，传说名字叫冰夷（或冯夷），由于渡河淹死而成为水神，其形象是半人半鱼，上半身是人，潇洒漂亮，下半身则是鱼尾，喜欢乘坐荷叶做篷的水车。由龙螭驾辕，和女郎们在九河遨游。为河伯娶妇是为讨好河伯，乞求免灾。届时，将选中的民女放在一张下面铺着篾席的花床上，几个大汉抬着推进河里，开始时，花床还漂浮在水面，顺水漂流后，花床就渐渐沉没了，民女自然有去无回。这时，岸上欢天喜地送亲的鼓乐与“新娘”亲属们生离死别的哭声齐鸣，令人揪心，使人愤怒。西门豹就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手段，让主持人、操办者也尝尝投进河里或为鱼鳖的滋味。这一招立竿见影。西门豹的智慧，千载之下也令人敬佩。
木兰祠在河南虞城县南35公里的周庄村。占地面积七千多平方米，有建筑物百余间。祠院内外有古槐翠柏，葱郁苍劲。每年四月初八祠前均有规模盛大的庙会，祭祀花木兰。原祠毁于1943年的抗日战争中。三进院落，四十余通古碑，几乎全部烧毁。现存石碑两通，一通为《孝烈将军祠像辩正纪碑》，立在该祠大门东侧，元朝元统二年（1334年）刻立，龟座，碑头雕刻二龙戏珠，碑额为篆书，阴刻；碑文系正书。另一通为《孝烈将军祠辩误正名记碑》，为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刻立。碑额刻有盘龙，题名为篆书；碑座方形，碑文正书。立在该祠大门外西侧。两碑均有“辩正”和“辩误正名”字样，足见木兰其人存有争议，千百年来众说纷纭，实在有必要来“辩”一下：
首先是人的问题，姓什么？
《明一统志》曰姓朱；《清一统志》曰姓魏；明朝戏剧家徐渭《四声猿》传奇认为姓花。
其次是哪里人？
河北《完县志》记载：元代刘廷直撰墓碑说是完县人；河南《商丘县志》说是商丘人；姚莹《康輏纪行》说是甘肃武威（凉州）人；《清一统志》认为是颍州谯郡城东魏村人。此外，还有湖北黄岗说，安徽亳县说等等。
第三，什么时代的人？
姚莹《康輏纪行》认为是北魏孝文帝、孝武帝（471—534年）时人；宋翔凤《过庭录》认为是隋恭帝（617年）时人；程大昌《演繁露》以乐府诗中《木兰诗》里有“可汗”一词，认为其生世非隋即唐。《归德府志》考证木兰生于北周，死于隋，故里在虞城营郭北魏村（今废）。
这些莫衷一是的纷争全都缘于《木兰诗》。
《木兰诗》在《乐府诗集》中被收入“梁鼓角横吹曲辞”。最早著录于陈代人智匠所撰的《古今乐录》。全诗不长，抄录如下：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声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妹闻姊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牛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这是一首故事诗。真实与否，无法认定。从诗中涉及到的地名，黄河、黑山、燕山都在河北、山西、内蒙等地。与这些地名相关联的，主要是北魏（相对于三国曹魏又称后魏）与“蠕蠕”国（即“柔然”国）之间的冲突。所以，《木兰诗》产生于北魏较为可信。
《木兰诗》的民歌风味十分强烈，但也有明显的文人润色的痕迹。这可能是唐人所为，例如“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六句，与唐人的边塞诗十分相似。还有，“策勋十二转”即把功臣的级别分为十二个等级，这是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定的制度。诗里说的“十二转”应理解为从初级跃升为十二级，即最高军衔“上柱国”，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为了与诗中反复出现的“十二”相协调，军书“十二卷”，同行“十二年”，再来个“十二转”，正是民歌风的表现。所以，也就不顾及和“壮士十年归”相矛盾了。这些数字都不是确指。
在古代中国女扮男装替父从军，是很英勇的行为，所以令人敬重，视为英雄。花木兰的故事更成为民间艺术反复利用的创作题材，民间故事、地方戏曲、刺绣、剪纸、木雕泥雕等，都有花木兰的形象，真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关于花木兰的故事还有许多演绎，传说皇帝得知木兰是女子，欲纳入宫中为妃，木兰以死拒之。因死的悲壮，皇帝警悯，特谥为孝烈将军。花木兰祠的两通碑，所“辩”的“误正”，就是这样一些故事。
英雄崇拜是我们的传统观念之一。一个传说中的花木兰大家都争。花木兰的墓、祠就不止一处了。延安就有一座花木兰墓。建于1985年。湖北黄岗木兰乡有木兰庙。河南虞城县的碑祠是较为著名的一处。
兰陵王墓碑在河北磁县刘庄村东。一名《兰陵忠武王高肃碑》，又称《兰陵忠武王高长恭碑》。高肃、高长恭都是墓主的名字，又名高孝瓘，鲜卑族人。他的曾祖父就是北齐的第一代皇帝齐高祖高欢。其父是高欢的长子、北齐的第二代皇帝文襄帝的第四子。
这位兰陵王，史书上说他“貌柔心壮，音容兼美。”带兵打仗，躬勤而心细，每当得到好吃的食物，哪怕是一瓜一果，也要和将士们一起吃。人也随和，从不端架子摆谱，有一次散朝后，随从人员走散了。他就一个人回到住所，没有处罚任何人。皇帝因他有功，赏给他二十个妾，他只留一个，其余的遣散了。临终前，将手中握有的千金债券，全部烧掉，以示永不讨债。
他是一位能征善战，英勇无比，屡建奇功的统帅。有一次与北周军作战，他亲率五百骑兵突入周军，一直打到被围困的金墉城下，城上的人不认识他不敢接应，由于他常戴假面具作战，这时摘下面具，指挥将士冲杀，围城的周军溃败遁去，连帐篷都来不及拆除，从城外绵延三十里。军资器械，狼藉满地，将士们创作了歌舞，歌颂和再现兰陵王的战功，谓之《兰陵王入阵曲》。事后皇帝说他深入重围很危险，一旦失利后悔无及，兰陵王却说，家事重要，我不知不觉就那样做了。皇帝很不高兴兰陵王把国事当家事。
兰陵王在做地方官时，曾有过聚敛财物的行为。跟他关系亲密的下属对此很不以为然，问他：是否认为自己功劳太大，威望太高，怕招来妒忌，就想用这种方式来埋汰自己呢？兰陵王承认是这样。亲信对他说，朝廷如果嫉恨，这就是惩罚的最充分的理由，想求福，祸反而来的更快。兰陵王听罢就流下泪来，并用膝盖往前走，凑上前问怎么办才好？亲信给他出主意：称病在家，不再干预政事。后来，边境有战事，兰陵王害怕再派他带兵出征，很希望真正生病，才有推托的理由。于是，有了病也不再治疗。齐后主高纬知道了，就打发人给他送去一壶毒酒，令其自鸩。他至死也不明白“我忠以事上（指皇帝），何辜于天，而遭鸩也！”宠妃郑氏让他去见皇帝，兰陵王认为见了皇帝也无话可说，于是喝下了毒酒。
这是齐后主武平四年（573年）五月的事。
齐后主是他的堂兄弟。这个人奢侈昏暴。就在杀死兰陵王这一年，他还杀了一批朝廷中给他提过建议的汉族大臣，并把家属发配到北方，妇女做奴婢，年幼的男孩被阉割，财产全部没收。
兰陵王本人，此前曾连年高升，武平元年（570年）七月，被任命为录尚书事，武平二年（571年）二月，升为太尉；武平三年（572年）八月，升为大司马，武平四年（573年）四月，再升为太保，五月就被杀死。飞黄腾达之日，也即走向黄泉之时。
兰陵王墓碑刻立于他死后两年的武平六年（575年），不知何时半埋于土中，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掘出，立在刘家庄村东路口，距兰陵王墓三十余米。碑身为青石，龟趺座，碑额宽1.25米，高1.14米，厚0.33米，六龙蟠结，龙口衔碑，正中篆书题“齐故假黄钺太师太尉公兰陵忠武王碑”十六字。碑阳碑阴为阴文隶书，有碑亭。
磁县还有东魏的高盛碑，高翻碑，与兰陵王高肃碑合称为“磁州三高”。
兰陵王的故事前不久已编成戏剧，搬上舞台，依靠大导演、大投入、大制作、大场面，正演绎得红红火火煞是热闹。兰陵王的碑和墓却仍在荒郊野外打发着寂寞的时光。
如今兰陵王墓前有一尊汉白玉全身雕像，由于比例失调显得又矮又矬，虽然是戎装按剑，却并不显威武雄壮。倒是被遗弃的那尊塑像，更接近史书中描绘的兰陵王：面容姣好，潇洒英俊，手持一块形象狰狞的傩（面具）。据说被废弃的原因是盔甲战袍不是北朝时期，而是唐朝的。其实，跟墓前汉白玉雕像没有什么不同。
当地政府正在筹集上千万经费，重修兰陵王的墓、雕像和碑亭，把兰陵王陵园建成一个供旅游、休闲的文化公园。
宋璟生于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卒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享年75岁。曾任尚书、右丞相。著名政治家，是唐朝声望最高的宰相之一。
宋璟的墓在他的家乡河北沙河市东户村沙河市第六中学院内。碑文为书法家颜真卿书丹。宋璟病逝在洛阳，第二年归葬沙河祖茔。墓碑撰写于唐大历五年（770年），大历七年（772年）刻立于墓前。碑文字体端庄，气势豪宕。是颜真卿晚年的代表作。是唐碑中体量较大的一通。碑额阴刻篆书大字五行，每行4字，云“大唐故尚书右丞相赠太尉文贞公宋公神道之碑”，龟趺座，现埋地下。碑身四周刻楷书，共3613字，其中碑阳27行，每行52字，计1329字；右起第一行云：“有唐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丞相上柱国、赠太尉、广平文贞公、宋公神道碑铭并序”，右起第二行云：“金紫光禄大夫、行抚州刺史、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颜真卿撰并书”。碑左侧接碑阳正文，7行，行50字，计336字。碑阴接左侧正文，27行，行52字，计1332字，落款云：“大历七年岁次壬子九月廿五日孙俨追建”。碑右侧有颜真卿篆书“唐故太尉、广平文贞公宋公神道碑侧记”，字体较小，10行，行70字，计616字。
碑文记叙宋璟的生平行状和主要政绩。说他性格内向，深沉严肃；耿介有大节，当官有正气；在官清严，官吏无人敢冒犯。皇帝称赞他为人正直，刚正不阿，又敬他又怕他，即使一时搞不通，也愿意接受他的意见。又说他严格执法，“务清政刑”；爱民恤物，百姓爱戴。
这样的官吏既难得，又难当。倘若遇到的是昏君，早就被杀头了。所以史家说：“君臣之遇合，盖难以夫！”（《新唐书》本传，下同）
仔细考量宋璟的政绩，可见这话也说得不错。
例如：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驾幸东都（洛阳），走到永宁的崤谷。道路狭窄，车马拥塞，玄宗很生气，决定将有关的两位官员撤职查办。宋璟认为不可，为这样一段路就处分两个官员，会有后遗症，影响不好。玄宗认为有道理，就要撤回命令。可是，宋璟又说，陛下要处分他们，我讲情就赦免了他们。这就把过失归于陛下，而把人情给我了。这样不妥，处分不能撤，让他们将功补过，过后再下诏给他们官复原职，这样有进有退，才会有好的效果。
宋璟一身正气，敢于跟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对抗。有一次在国宴上，三品官的张易之坐在上座，而六品官的宋璟坐在下座。张易之假惺惺地走下来，空出自己的座位请宋璟上座，说：您是天下第一等好人，怎能在下座？宋璟不卑不亢地说：我无才无德，您张大人认为第一人，凭什么呢？
张易之怀恨在心，一直企图找机会弹劾他，可是没有。于是，趁宋璟家举行婚礼，派刺客暗杀他。刚好那天宋璟乘车外出，未能得逞。原来早有人预先告知宋璟。
开元七年（719年），唐玄宗皇后的父亲去世，家属要求按惯例，坟高为五丈一尺，宋璟认为这太奢侈，不符合节俭的传统美德。唐玄宗也同意了。可是，第二天，唐玄宗又改变主意，要求按原来的标准建坟。为此，宋璟上奏了情辞恳切的一表，他说筑高坟是从前圣贤所反对的，厚葬也不是君子所为。在厚葬成风的情况下，能独立自主的坚持薄葬，这才是至孝的表现。节俭应成为制度，不能因死者的身份而动摇，也不能由于爱憎而变化。如果在奢侈方面彼此攀比，不把礼仪制度当回事，那制度就不成其为金科玉律了。上层做出坏的榜样，一个早上下面就跟着学坏了。
唐玄宗说，我正想每件事都做出榜样，即使妻子儿女也不徇私情。现在，你能再三坚持原则，是“成朕美事，是使万代之后，广扬我史策。”于是，重赏了宋璟。
开元十二年（724年），玄宗东巡，令宋璟留守京师，临出发时对宋璟说，你是元老，是我的手足和耳目，今将东巡，要分别一些日子，你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请说出来。宋璟“极言得失”。玄宗写下手札：“所进之言，书之座右，出入观省，以诫终身。”“座右铭”一词就出自这里。
开元二十年（732年）宋璟上表请求告老还乡。他说“丞相，官师之长，任重昔时；愚臣衰朽之余，用惭他日。位则愈盛，人则浸微，尽知其然，何居而可？”接着说自己年老多病，“安可以苟徇大名，仍尸重禄，且留章绶，不上阙庭。仪刑此乖，礼法何设？”要求皇帝“审能以授，为官而择，察臣之恳辞，矜臣之不逮，使罢归私第，养疾衡门。上弥官谤，下知死所，则归全之望，获在愚臣；养老之恩，成于圣代。日暮途远，天高听卑，瞻望轩墀，伏深感恋。谨奉表陈乞以闻。”（《旧唐书》本传）
不言而喻，宋璟是急流勇退，明哲保身，以防诽谤丛生，祸及家人，到头来死无葬身之地，这样既成全了自己的愿望，又彰显了皇帝的圣恩，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玄宗答应了宋璟的请求，俸禄照旧发放，回洛阳家里养病。两年后，玄宗驾幸东都，还派人专程去慰问，送去一些药物。又三年，宋璟病逝于洛阳。
宋璟在任广州都督时，发现民居多为茅竹小屋，屡有火灾发生。宋璟便安排人烧制砖瓦，改造店铺，再无火灾漫延之患。百姓无不歌功颂德。称他为“有脚阳春”，意思是所到之处，就像春天的太阳普照大地一样。宋璟上书皇帝说：我做的事不值得歌颂。广州人把我当成了国家。赞扬的话说的太多容易变成吹捧。这个风气要纠正，就从我这里开始吧！
传说，宋璟未考中进士以前，有一次在太阳下照镜子，镜影忽成“相”字，宋璟因此自负，于是，专门研修做宰相的学问，后来果然如愿。（《开元天宝遗事》）
纵观宋璟从政经历，他的确很会做官，以刚正不阿，不但能平安的功成身退，且备受倚重和称赞，确实表现出很高的政治智慧。
宋璟墓碑的刻立几经周折，先是公元749年，即宋璟去世12年后，其子宋浑与其下属颜真卿商议为父立碑事，尚未进行，宋浑就被贬谪到贺州，立碑的事搁浅。接着，颜真卿又被奸相杨国忠排斥，出任平原郡太守。755年“安史之乱”爆发，颜在平原抗贼，立碑的事更缘此中止。21年后的公元770年，宋璟之孙宋俨任苏州刺史，泣请颜真卿为祖父撰写碑文，并购得“他山之石”，用百余头牛拖曳到墓地，历时半年，碑始刻成。
当时碑的右侧无字，后来颜真卿在任湖州刺史时，因“尝思前文疏漏”，又补写了部分文字，拟请宋俨补刻于碑右，“未及镌刻”，宋璟第八子宋衡遭遇贬谪，后来又在与吐蕃的战争中被俘，直到公元777年，唐蕃和好，才被放回长安，补刻的事受到影响停顿下来。直到778年，已经70岁的颜真卿才重新撰写补充的碑文，这就是碑右的“侧记”。墓碑最后完成，历时41年。
据说在宋仁宗年间（1023—1063年）宋璟墓碑就已断裂。到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沙河县令方豪从乱石荒草中掘出此碑，决定重新立起。可是断碑的上段长而下段短，不易衔接。于是，决定在上下段的横截面凿出洞眼若干，把村庙200斤重的大铁钟熔化后打造成数根铁棒，再将其插入上下段横截面的洞眼中，这样就牢牢地衔接并吻合在一起了。为此，先将下段立稳并埋入土中，使其横截面与地面一样平，再用四百余人将上半段抬起，坐落在已插入下半段碑中仅仅露出一部分的数根铁棒上面，从而很容易就把断碑拼接起来了。
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在方豪六世孙倡导下，沙河县令又续修了宋璟的祠和墓，修建了碑亭。宋璟墓地是宋氏祖茔，他的父母即葬于此，他本人去世后六个月零十天才下葬，由于墓室工程规模较大，按他的级别，墓室距地面必须8米以上。墓前有碑十余通，计唐二、宋三、明五、清九。民国三十四年、三十七年，宋墓两次被盗，未找到墓室。1962年文物普查时，计有墓丘一座，高1.5米，山门三座，正殿三间；石碑数通。碑房一间，为1956年建，“文革”后又重修。“文革”中，宋璟墓碑遭到毁灭性破坏，被夷为平地，建起一所中学。现在仅存碑房和宋璟墓碑一通，残碑数块，散放在碑房墙外的墙脚下。
《狄仁杰祠堂碑》又称《大唐狄梁公祠堂碑》，俗称《狄仁杰碑》。梁公，即梁国公，是狄仁杰死后十多年唐睿宗追封的。狄仁杰生于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卒于武则天圣历三年（亦即久视元年，700年）。今山西太原人。他的政绩和功名，主要是在武则天当政的时代，史称“武周名相”。
狄仁杰碑在河北省大名县城东2.5公里的孔庄村北。碑身高大，字体秀美，系冯宿撰文，胡证书丹。
狄仁杰在生前就已经立有生祠二三座，德政碑二三通了。不过，立而废，废而立，多次折腾，反映了时事的变迁和政局的冷暖。最终有碑留下，表明历史是公允的。
即使抛开政绩，单从人格来看，狄仁杰也是一位正直善良，很有人情味的人。
例如，有一次狄仁杰去并州（今太原），路过太行山，在太行山上，遥望白云孤飞，他伫立良久，对身边的人说：“我的老母亲就住在那白云的下面。”一直看着那白云飘去，他才重新上路。史家捕捉这样一个生活细节描绘人物，足见深谙文学三昧。
狄仁杰对同事也是如此。他在并州时，有位同事家有老母，且患重病，可是却安排他到很远的地方出公差。狄仁杰说：家有重病老母，公出万里之外，照顾不了老人，怎能安心！于是自告奋勇，替这位同僚公出。
唐高宗时，有位将军因故砍倒一棵昭陵上的柏树，高宗下令杀之。狄仁杰站出来反对，理由是这位将军犯的不是杀头的重罪，怎能处死？法律无常，宽严失据，势必使人们手足无措。假如有人偷了长陵上的一把土，你又怎样处罚？砍了一棵树，杀死一个将军，岂不是把皇帝陷于不仁不义之地了吗？
这位将军终于免死。
狄仁杰在做宁州刺史时，能与周边的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当地百姓生活安定，于是，为他立碑颂德。
在任豫州刺史期间，地方叛乱，有数千百人受到牵连，应判死罪。狄仁杰秘密上书讲情，他说本想公开上奏，担心皇上心里早已决定赦免这些人，假如我公开上书之后皇帝再赦免，这对皇帝形象不利。所以，奏表写成后又撕毁了，一时拿不定主意。我意这些人未必是反对皇帝，还是不杀吧！结果，这些人只被判流放。到了流放地，大家都说是狄大人救了我们一命啊！于是，又立碑颂德。
武则天万岁通天年间（696—697年），契丹攻陷冀州，河北震动，任狄仁杰为魏州刺史，他的前任刺史害怕契丹攻城，把周边百姓赶进城内，加紧城防，筹备战争物资。狄仁杰一上任，立即把农民放回原籍，回家务农，并说：契丹来犯，我自有办法，不关老百姓的事。契丹闻知，立即退兵。百姓欢欣鼓舞，相与立碑建祠以纪恩惠。
狄仁杰身为宰相能举贤任能，而且外无遗贤，内不避亲。他公开推荐他的长子，“拜地官员外郎莅事称职”，受到武则天的赞扬。
在武则天选择武家的人继位，还是还政给李家的问题上，狄仁杰所发挥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他反复申述：武三思只是陛下的侄子，而庐陵王（李显，后来的唐中宗）是陛下的儿子，那么，姑母和侄子与母亲和儿子，谁更亲、更近？儿子继位，母亲“则千秋万岁后常享宗庙”（《新唐书》本传），可是侄子继位，怎能把姑母放在宗庙里供奉？
终于说服了武则天。
狄仁杰在任魏州刺史时，当地官员百姓为其立生祠。可是，离任后，他的一个儿子任魏州司功参军，由于贪婪暴虐，百姓怨恨，于是把狄仁杰的祠碑捣毁了。其实，狄仁杰本人名望一直很高，即使在最倒霉被贬为彭泽令的时候，县里的百姓也曾为他置生祠供奉。那是武则天天授三年（692年），狄仁杰上书，请求免除民租，他说彭泽地狭山高，无田百姓经营的土地没有超过10亩。按照赋税纳租，即使十成年景，缴官粮后至少半年缺粮。百姓实难存活。上书获准，百姓欢呼。
现存的狄仁杰祠碑刻立于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年），是魏博节度使田弘正重新为其建祠勒石。祠堂规模宏大，紧靠公路，祠前即狄仁杰碑。历代均有修葺，“文革”中被捣毁，其遗址现在是一片绿油油的庄稼。此碑青石质、盘龙首、龟趺座。现埋于地下一米多，地面露出三米多。1982年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建碑亭。碑体由于常年暴露，风化剥蚀严重，多处纵向开裂，字迹漫漶不清。文保部门的人说：此碑将移置到公路对面的石刻陈列馆，重新建亭保护，届时，埋在地下的部分也将呈现于世人面前了。
其实，即使碑祠俱废，狄仁杰的英名也将与青史长存。
在我国的古碑中，唐代武则天为唐高宗李治所立的《述圣记碑》堪称碑文长度空前的一通，计八千余字。可是到了宋代，又出现一通碑文更长的墓碑，这就是宋代著名将领、抗金英雄韩世忠（1089—1151年）的墓碑，碑文长达一万三千九百余字，至今仍居碑文字数最多之冠。
韩世忠的万字墓碑全称是《宋故扬武翊运功臣、太傅、镇南武宁安化军节度使、充醴泉观使、咸安郡王、食邑一万八千三百户、食实封七千二百户、进封蕲王、谥忠武神道碑》，亦称《韩蕲王碑》。现在苏州灵岩山西麓，碑额系宋孝宗御书“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十字，字径1尺2寸。碑文为赵雄撰写，周必大书丹。主要内容是记述韩世忠的抗金事迹，歌颂他正直无畏、忠勇激烈的爱国精神。
韩世忠是陕西绥德人，生于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宋史》本传称其“风骨伟岸，目瞬如电，早年勇绝人，能骑生马驹。家贫无产业，嗜酒尚气，不可绳检。”18岁参军后，“挽强（弩）驰射，勇冠三军”。他既参加过“内战”，也打过“外战”。宣和二年（1120年），方腊起义，江、浙震动，韩世忠曾作为偏将参与了镇压方腊的军事行动，并亲自捕获了方腊；宣和三年（1121年），在河北、河南也参与过讨伐宋江等“盗贼”的战事，将其“擒戮殆尽”。在长期抗击金人入侵的战争中，屡建奇功。建炎四年（1130年），金兀统率10万大军渡江进犯南宋，韩世忠率8000水军乘海船驶入镇江，扼守长江绝其后路，截击金兵于黄天荡，在夫人梁红玉协助下，围困金兀达48天之久，差一点将其活捉。金兀走投无路，恳求会见韩世忠，“祈请甚哀”。韩世忠说：把徽宗、钦宗二帝放回来，把侵占大宋的土地退出来，可以保全你的性命。金兀语塞。
镇江一战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辉煌战绩，鼓舞了士气，对扭转南宋一味退却的局势具有重大意义。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年）再次大破金兵。绍兴六年（1136年）被任命为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授武宁安化军节度使，积极联络山东义军，力图恢复中原，并多次主动出击。驻扎楚州十余年，兵仅3万，而金人数倍于宋军却不敢进犯。
韩世忠坚决反对投降派奸相秦桧，在朝廷相见，仅一揖而已，决不接谈。绍兴十年（1140年）被从前线召回京师临安，官职明升暗降，并被解除兵权。岳飞被害后，朝臣们没人敢说一句话，韩世忠痛斥秦桧，当面质问：“‘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并多次上疏“言秦桧误国”，宋高宗不予理会。韩世忠看到奸臣当道，皇帝昏聩，忠良受戮，壮志难酬；江山丢失大半，自己无力回天，于是，毅然愤然地自请解除“枢密使”等朝中要职，退隐西湖，闭门谢客。从此口不言兵。时常骑着毛驴，带着一二随从，“纵游西湖以自乐”。
《宋史》本传说韩世忠好义轻财，凡有奖赏必分予部下；赐给他的土地，也同普通人一样向国家交租。治军严格，与将士同甘共苦。“性憨直，勇敢忠义”。一次战斗中被毒箭射入骨头，他自己用强弩刮取之。双手十指仅剩下四个，且不能活动；身上刀痕箭瘢如同刻画。建炎二年（1128年），一次夜袭金营，不克，反为所败，韩世忠率部突围，浑身中箭无数，箭杆如刺棘般林立，终于“力战得免”。
归隐西湖后，“卧家凡十年，淡然自如，若未尝有权位者”。晚年喜欢佛、老，自号“清凉居士”。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病逝在临安，终年62岁。宋高宗决定“车驾临奠”，参加葬礼，遭到秦桧坚决反对而未能成行。因而丧事简略，未立墓碑。直到26年后的1177年二月，宋孝宗才封其为“蕲王”，下诏修墓、建祠、立碑。现在韩墓封土高3米，系韩世忠与四位夫人合葬墓，占地2亩。碑文翔实地记述了韩世忠一贯坚持抗金反对议和的态度和立场：
桧主议甚力，自大臣宿将万口和附，王（韩世忠）独慷慨泣涕上章以十数，为太上（指太上皇宋高宗）开陈和议不可之状。
韩世忠的墓和碑在明代弘治年间（1488—1505年）曾由知府曹凤修缮过；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韩家后人又加以修葺；1939年6月，万字巨碑被一场飓风刮倒，碑体碎为数十块。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才由当地僧人妙真住持倡议重修，把搜集起来的原碑残块，用水泥嵌箍弥合，修复重立，碑文缺损严重，由于碑体过大，只能将碑额部分和碑身部分分开，分别镶嵌在碑亭中，拼合并立。新中国成立后进行过加固；1982年，吴县文管会在有关部门支持下，又对墓祠和墓碑进行修葺。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马哈只是我国著名航海家、明代郑和的父亲。墓在云南省晋宁县昆阳城月山西坡上。刻立于明成祖（朱棣）永乐三年（1405年）。
马家的先人是西域的回族。早在元代蒙古人攻占云南后，派一位回族人首任云南的行政长官，马哈只的祖先就是在那时迁到云南来的。
马哈只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曾到中东的麦加城朝过圣，因而被人们尊称为“哈只”。郑和的母亲姓温，据说是位贤惠通达、乐善好施的女性。郑和在子女中排行第三，取名“三保”（一作宝），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大将军傅古德进军云南，年仅11岁的郑和与家人失散，被掳后解往北平（今北京），受到宫刑，入侍燕王朱棣。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71岁的朱元璋去世，太子继位，即明惠帝，改元“建文”，历史上又称为建文皇帝。建文上台后认为对他威胁最大的人是燕王朱棣。于是调兵遣将，内外夹攻，燕王以“清君侧”为名进军京师南京，1402年六月攻下南京，建文帝出逃，不知所终。朱棣就是明成祖。郑和始终随燕王朱棣征战，多有战功，受到朱棣嘉奖，被升为内官监太监。永乐二年（1404年）正月初一，明成祖亲笔写一“郑”字，赐三宝以“郑”姓，于是马三宝（原名文和）改为郑和。时年33岁。
《明史》说明成祖怀疑建文帝逃往海外，企图找到以除心腹之患，还想向海外炫耀武力，以显示中国富强。于是，任命郑和为出使西洋各国的钦差正使，统领船队出使西洋。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十五日，郑和统帅拥有62艘大型宝船和百余艘其他海船组成的庞大船队，从苏州刘家港出发，最大的宝船44.4丈，宽18丈；中等船37丈，多桅多帆，载员两万七千八百余人，先后到达五个国家，最远抵达印度洋岸边的古里国（今印度的科则卡里库特），历时两年，于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返回国内，并将生擒的海盗陈祖义献俘朝廷，此后又六下西洋。最后一次是明宣宗宣德八年（1433年）八月回国，不久就去世了。葬在南京牛首山。
郑和为他父亲马哈只所立的墓碑是在他第一次出使西洋之前的永乐三年（1405年）。额题“故马公墓志铭”，碑为红沙石质，碑首为半圆形，碑身周边刻有卷草纹饰，龟趺为沙石座。碑文是郑和在北平请大学士李至刚撰写，并亲自带回云南家乡勒石立碑，至今字迹清晰可见。
碑阴镌有“马氏第二子太监郑和奉命于永乐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于祖家坟茔祭扫追荐，至闰十二月吉日乃还耳”。
“永乐九年”是公元1411年，这一年七月郑和第三次出使西洋回国，受到朝廷嘉奖。十一月返回故乡云南祭祖。这是光宗耀祖之后的衣锦还乡。
第三次出使西洋发生许多惊险动人的故事，其中一件是在锡兰被国王邀上岸观看斗狮，实为陷害郑和，夺取财宝。郑和识破，退回船上。国王便派兵围攻。郑和亲率2000人突袭锡兰都城，活捉了国王和妻儿官属。围攻船队的军队立即撤退，返回都城救援，被郑和打败。回国时也把俘虏的国王带回来。明成祖为了发展与西洋各国友好关系，把国王释放回国。郑和说“奉命”“祭扫追荐”，也是皇帝褒奖的一种表示。
后人在《马哈只碑》两侧又各立石碑两通，一碑镌刻《明史·三保太监传》，一碑镌刻“郑和太公墓志铭跋”。
现在，晋宁县的昆阳城在月山建成郑和公园，园内有郑和纪念亭和郑和纪念馆。
《马哈只碑》成为名胜古迹，是老子沾了儿子的光，所以，马哈只的墓园辟为郑和公园。
郑和的历史功绩是不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