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英应该可以穿金戴银，她父母那么爱她，老师那么喜欢她，她天生就是个聪明、接受能力强而且漂亮的女孩。她在台上演李铁梅或者跳白毛女时，哪个不对她竖大拇指？所有的老师和大人都喜欢她，都希望她长大了能出人头地，都相信她会出人头地，以致幸福街的大人小孩都很注视她的成长，希望她真的能长成一只金凤凰，或长成像秦怡或王晓棠那样的女演员。“老张，你女儿会有大出息。”办事处的人都这么夸奖张小英说。
张小英本来是应该有出息的，但是她那时太集中精力跳舞了，而忽略了学习。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她，那个时候的学生几乎都不怎么读书，老师也不是那么热
心教书。因为那个神经病患者的年代，报纸上或大街的标语上都这么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自然大家所学的知识也很肤浅。当我们长大后，坐在一起回忆我们那时候读书所学的知识时，全都吃惊地感到数理化被我们“完璧归赵”地还给老师了，仅仅还记得一点语文课的知识，但也就是毛主席的三四篇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或《刘胡兰》《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等等革命烈士。这不是教我们知识，抽象一点说这是教我们长大后去当烈士，牺牲自己。当然这没有什么不好，人反正是要死的，与其默默无闻地死，还不如像黄继光烈士那样冲上去堵住敌人的机枪口，或像董存瑞手举炸药包炸敌人碉堡而壮烈牺牲。张小英在舞台上尖声尖气地唱《红灯记》里李铁梅那段唱腔告诉我们说“做人要做这样的大”，我们那时深深感叹到我们没法做，因为日本鬼子早就滚回到那个地处太平洋中的岛国上去了。
冯建军曾经想扮演《红灯记》里的李玉和，那他就可以和张小英一起排练，一起回家，还可能一起登台演出。这是他的梦。冯建军在那间破旧的房子里，做了好些个梦，梦见自己当了解放军，梦见自己当了教师，梦见和张小英在台上一起唱《红灯记》，他扮演李玉和，因为他唱得特别的好，台下观众手掌都拍烂了。
“张老师，我想演李玉和，”冯建军对音乐教师要求说，期待地觑着年轻漂亮的音乐教师，“让我演李玉和好啵？”
音乐教师是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学生，这位来自于毛主席母校的教师，仔细打量了冯建军一眼，不屑道：“你只能演王连举。”
王连举是《红灯记》里的叛徒，一个贪生怕死而叛变革命的反面人物。“我不演王连举。”冯建军说。
“你演李玉和太瘦了，李玉和的脸饱满些，”她顺手指着站在一旁的刘建国，“他可以演李玉和，他的脸圆，适合李玉和的光辉形象。刘建国，你想不想上台演李玉和？”
“想。”刘建国只说了一个字，他太激动了，因为同班同学而且漂亮的张小英在台上会叫他做“爹”，声音拖得长长的“爹——”，台下的老师和同学耳朵都很好，都能听见他心里暗暗喜欢的张小英叫他“爹”！
那年扮演李玉和的高年级同学马上面临小学毕业了，音乐教师为了将她的拿手好戏不断地发扬光大下去，就得重新挑一个演李玉和的演员。其实她心里早就看中了长着一张圆圆脸的刘建国。但她没有单独找刘建国谈，而是在唱歌课上宣布说：“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准备新招收几个演员。哪个同学想演李玉和的话，下课就找我。”
冯建军是第一个找的，她没看上，她选择了刘建国。后来刘建国在台上唱“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时，台下一致认为他没有先前扮演李玉和的那个高年级同学唱得好，有好几个地方唱得很勉强。不过刘建国自己很得意，因为和他同年同月（不同日）生的美丽的张小英在台上不断叫他‘爹”。“反正她叫我爹。”刘建国心满意足地说，“她一叫‘爹’，我心里就想笑，又不敢笑。”
“你没有唱上去，”冯建军在教室里与他争论说，“唱得同鸭子叫一样。”
“我唱得不好，台下就不会拍手！”刘建国望着他说，“我还看见你拍了手。”“那是周老师要我们拍手，”冯建军说，“周老师说，每个同学都要用劲拍手。”
张小英走拢来，望着两人争吵问道：“你们争什么？”
“周老师说，看革命样板戏，每个同学都要使劲鼓掌，”冯建军告诉张小英说，“不然就是态度问题，对革命不忠心。”
张小英淡淡一笑。
“你演得好，刘建国演得不好。”冯建军把他们区别开来道。
冯建军心里总是有一根准绳，这根“准绳”是他养母养父放在他脑子里的，就跟两个花匠在他心田上合栽了一株美丽的常青树一样。养母曾往他脑海里灌输做人的原则说：“做人要学会讲实话，小孩子从小说谎，长大了就会成为一个骗子。骗子好不好？”
冯建军回答说：“不好。”
“小时候偷针，长大了偷金。”养母抚摸着他的头，“你是不是想长大了偷金？”
“我不偷金。”冯建军回答养母说。
“那你会成为一个好孩子。”养母赞许道，“妈妈喜欢你。妈妈想要你长大后成为一个英雄，或者当一个科学家。你想当英雄还是当科学家，告诉妈妈看？”
冯建军想了想。“我想当科学家。”他没有把握地说，“不过我又想当英雄。”
“只能当一样呢？”
“那就当英雄。”冯建军决定了自己的方向说，“当韩信。”
韩信是秦朝末年一位出身贫寒却足智多谋的军事天才，一度投奔当时势力雄大的项羽，因得不到重用后改投刘邦，却帮助刘邦灭了秦朝又灭了楚霸王项羽，建立了汉朝。韩信是养父冯清明最崇拜的英雄，养父一说起韩信就不由得要竖起大拇指。“这个人物了不得呀。”养父同冯建军讲起“背水一战”这个故事时总这么说。“你长大了就要学习他。”养父告诉他，“我这一生最佩服的就是韩信，如果刘邦没有得到韩信这员大将，刘邦就做不成皇帝。韩信还钻过一个无赖的裤档呢，这才是能屈能伸的真英雄。”
养父冯清明虽然不像养母江笑月那样，告诉他做人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但他总是讲一些古代的好汉故事给冯建军听，这实际上等于已经告诉他怎么做人了。养母养父对他一生的影响很大很大，他长大成人后，一直拿韩信的所作所为来要求自己，虽然他远没有达到韩信的那个高度。
冯建军小学毕业读初中是1972年，他的初中是在长沙市十七中读的，那时候读初中当然不像现在的学生读初中负担这么重。你可以认真读书，你也可以不认真读书。那时候读书看不到前途。那时候的前途就是“一把锄头”，远看是“一根扁担”，就是说下乡当知青。那时候每所学校的学生都“既要学工，又要学农，还要学军”。就是说，每个学期都要到农村里去学一个月农，和农民一起下田，挑粪、插秧；又要“转战”到工厂里学半个月工，与工人一道看管机器；还要拿着木头枪练杀敌本领。
老师对学生的要求一点也不高。上课也不敢声色俱厉地要你认真听课。老师只是在台上讲他的课，你听不听是你的事。那时候为了彻底放松学生，培养学生有敢于造反的思想，没有期中考试，学校只安排了期末考试。考试也是开卷考试，大家可以你抄我的，我抄你的。即使是闭卷考试，也可以公开舞弊，放心大胆地抄。当时真理掌握在学生手上，教育要革命么。革命表现在什么方面呢？就表现在开卷考试、考试舞弊这些方面。冯建军读小学的时候，周老师还用爱心吸引他，督促他读书。可是到了初中，他长大了，胆子也更大了。原来可以不读书，于是他的心没放在读书上了，而是用在和大家一起玩上。大家盼望的不是坐在教室里听老师在台上讲课，而是希望早点去学工或学农。
初中时，冯建军、刘建国、李跃进、何斌和张小英又都在一个班上，张小英是那个班的班长。这没有什么奇怪，因为十七中距幸福街最近，小学一毕业，绝大部分同学都进了这所中学。冯建军、刘建国、李跃进、何斌和张小英刚好分在一个班。班主任是个年轻的女教师，姓杨，长着一只酒糟鼻子。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时，她正好在那里向毛主席挥手致敬，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她在教室里描述当时的情景说：“非常非常壮观，人山人海。”她还说：“同学们，我差点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握了手。要不是有一个男红卫兵把我挤开了，我就跟毛主席他老人家握手了。”
她的话让她的学生非常羡慕。
“我们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冯建军望着杨老师说。
“以后会有机会的，”杨老师说，“毛主席太伟大了。”
这个老师满脑壳都是那一天的那一时刻，对她的学生漠不关心。她天天躲在房里写诗，写在一个红塑料壳面的笔记本上，写了满满一本子。后来这个本子被李跃进偷了出来。李跃进偷她这个本子时，纯粹是出于好奇。杨老师一天到晚在本子上写啊写，这惹起了李跃进、刘建国、何斌和冯建军的好奇心，让他们坐卧不宁。
这个笔记本里每一首诗都是针对那一天那一刻的回忆，每首诗都写道：“毛主席啊，我是多么爱您啊，您是我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我们是永远朝您开放的葵花。”
李跃进偷这个笔记本是冯建军指示的。生着一脸青春痘的杨老师，是中文系毕业的，一心想做一个革命诗人。她在教室里宣讲她的身份说：“我并不是一个普通人，我是要做一个像方志敏那样的革命诗人的，我正在每天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