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前的一天，李跃进又被抓起了。这一次抓起是因为赌博。在幸福街和吉祥街的拐角上有一处茶馆，所谓茶馆就是提供给三教九流吃茶和闲聊的场所。茶馆是个体户开的，几张旧桌子，一些椅子，老板备着茉莉花茶、兰花豆、瓜子、五香花生，早上还备有包子卷子什么的。吃茶的人都是附近街上的一些无业游民，主要是年轻人，当然还有老头和中年人。他们一早就去喝茶，不是为了喝茶而去，茶家里有，而是为了有个共同拥有的场所聊天和玩耍，说一些天南海北的事情。茶馆里备有扑克牌，还备有老人玩的纸牌和骨牌。每当大家把见闻说完后，归宿当然就是玩牌赌博了。李跃进基本上算一个无业游民，他的工作不过是和冯建军跑广州进洋烟。一个星期里，总有大量的时间供他走进茶馆去消磨。从前他喜欢往鸿运商店去，白天晚上都去，但自从冯建军三天两头不在家，那个地方就不能去了。于是他把大量的时间倾注到了茶馆的桌子上，与街上的年轻人打牌。
那些年轻人打牌叫叫嚷嚷的，拍桌打椅，当然噪音就洪水一样不断地冲入他人家的门窗，害得左邻右舍无法睡觉。半晚上，茶馆里仍热热闹闹的，那些喧闹声同海浪一样拍打着他们的耳鼓，有时候他们刚刚入睡，又被一个“浪头”打醒，这让他们很恨。他们对茶馆老板提出了抗议，希望晚上有个安静的环境睡觉。茶馆老板是个自以为是的年轻人，只要生意好，他还能管你邻居睡觉什么的，当然就对这些意见听而不闻。邻居们见茶馆里每天晚上都闹个不休，终于就有人把茶馆描写成社会流子赌博的场所报告给了综合治安指挥部，综合治安指挥部的领导接到这个报告，当然就采取了应有的措施。一天晚上十二点钟，来了一辆解放牌
大卡车，跳下来二十几个武装警察，将在茶馆里打牌的几十个年轻人一一扭上卡车，带到治安指挥部的大楼里审问去了。
李跃进当然是其中的一个，那些天，他几乎天天晚上在茶馆里消磨，他不是中间的一个才怪呢！治安指挥部给他们这些年轻人定的罪名是“聚众赌博，严重影响社会秩序”，一人罚款一千元。李跃进就写了条子，让家里去领了人出来的某人带给龙艳艳，要龙艳艳找冯建军借一千块钱赎他出来。龙艳艳已和李跃进做了那种没有扯结婚证的夫妻，她父母并不承认李跃进这个女婿（主要是她父亲不认这个女婿），但却无法扭转这个已成事实的局面。龙医生觉得无比耻辱，他跑到派出所告的人，居然成了他的女婿，这不是女儿离经叛道，又是什么？“你不听教育，跟一个二流子结婚，你这东西！我等于自己养了一个猪。”他当着李跃进的面，指着女儿悲愤地吼道。李跃进倒是很想修补自己在龙医生眼里的坏印象，曾三次提着礼品去讨好这个不敢面对现实的岳父，不过那些礼品都被龙医生很坚决地丢了出来。当他坐着很不是滋味，最后沮丧地出门时，他带去的礼品自然是紧跟着他的脚步出门了。“你算个什么东西！”龙医生厌恶他道，将他搁在桌上的礼品，提着往门外一掼，有一次还打在他的脚背上，把他的脚踝骨都打肿了，疼了他三天。李跃进曾非常恼火地把这事告诉冯建军和刘建国说（因为是他们两人出主意，要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接受龙医生的责骂）。“你们莫再劝我去讨好那个鳖岳父了。我这一世都不进那张门了，老子不是看在你们要老子忍的问题上，早就一拳打得他嘴巴出血了。”
就这么回事。
龙艳艳是那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智力有点小问题的女人，她没有打算去改变这种不协调的关系。她的生活是由李跃进给她制定的，她每天干什么事都是李跃进给她安排。不过李跃进每天给她安排的事情主要是“你没事就在屋里睡觉”。
李跃进不想要她每天到外面去玩，也不想要她到外面找事情做。他怀疑她一不留神就会被别人骗。她这样的女人是分不清黑白的，随便一个男人就可以把她骗到床上去。“今天你的事情就是把我的衣服洗了。”他交代她说，“洗了衣服，你就睡觉。不要出去。”
龙艳艳那天晚上没见丈夫回来，第二天她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事，便遵照丈夫的教导，在床上睡了一天。次日上午仍不见丈夫回来，就有些焦急，站在门口蠢想，以为他死了。这时一个面熟的年轻男人，在十点钟臭烘烘的空气（要落雨了，阴沟里飘扬出来的臭气很重）里，迅速走到她面前，递给她李跃进写的条子。“李跃进抓起了。”青年说，“他要我搭信给你。”
龙艳艳只是读了一遍，就感到自己现在有事情做了，脸也没洗，头发也没认真梳，拿着这张条子就来到鸿运商店找冯建军，正好冯建军骑着摩托车从外面回来，在门口碰上了。她脸上当然就露出一片天真和迷茫的笑容，“大哥，”她说，“李跃进抓起了。”
“李跃进又抓起了？”冯建军瞪着她说。
龙艳艳便把李跃进写的条子递给他。冯建军打开一看，条子上写道：
艳艳：
我现在因在茶馆打牌，被武警抓到了治安指挥部，要发（罚）一千元款。你见我的条子后，赶快去找冯哥，请他带一千元来续（赎）我出来。
务必务必！
谢谢！
李跃进
即日
冯建军把条子放到口袋里，看一眼龙艳艳，“你先回去。我就去把他接回来。”他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他接回来。”说完，他发动摩托车就往治安指挥部飙去。
天上一种要下雨的样子，一块阴云压着一块阴云，西北风在长沙街头上像一群活生生的野兽一样恣意乱窜，打在脸上刺骨的冷。冯建军穿着皮夹克皮裤子，还带着皮手套，但寒气却从光光的脸上往下传，直传到了心里。“好冷咧。”他自语说。摩托车终于驶到了治安指挥部的大楼前，他锁好摩托车，走进去向门卫问了情况，便向三楼的大厅走去。李跃进等一些青年被关在三楼的大厅里，大厅的门上一把将军锁，把这些青年都锁在里面了。冯建军走到三楼的大厅门前，旁边房间里坐着几个武警，正围着一炉火打牌。
“同志，”冯建军对里面的武警说，“我来接一个人。”
‘带钱来没？”一个操一口乡下口音的武警问他。
“带了。”冯建军说。
那武警就走到桌前，打开一个记录本，“进来。”武警说。
冯建军忙进去为李跃进办手续。这是一个两只鼻孔朝天的武警，脸上到处都是严肃和手上握点小权的自高自大。“赌博是搞不得的啊，”他告诫冯建军说，“搞赌博是违法的，你要劝你的朋友不要再犯错误，下次再抓着就不是罚款的问题了。”
“那是那是。”冯建军直点头，“我会要好好的批评他。”
接着这个武警在一张收据单上写着“罚款一千元”，从抽屉里拿出公章，咧着嘴，盖了个到收据单上，接过冯建军递上来的一千元钱，啐了口唾沫到大拇指和食指上，一脸认真地点了遍。这才站起身，拿着钥匙走过去开了大厅的门，把李跃进叫了出来。“我告诉你，赌博就搞不得的，要吸取教训。”这个操一口长沙县普通话的武警说，“下次抓着就不是开玩笑了。”
似乎这次抓他们是开玩笑似的。李跃进垂着个芋头脑袋，一副打不起精神的模样，两只眼睛红红的，且有些肿。这是严重缺乏睡眠所致。“我有三天两晚没睡觉，”他说，“整个就是干坐在椅子上，人都坐蠢了。我日他妈妈的这帮武警，是这样搞人。”
“你要犯法，这怪得哪个！”冯建军笑笑，“有法不守，还不是自己找时背！”
两人上了摩托车，冯建军说了声坐好没？他说坐好了。于是摩托车往前飙去。“你就莫在摩托车上睡着了啊，”他警告李跃进，“慢点从车上摔下来了，我无法交差的。”
李跃进强打起精神说：“我不会睡着。我还不想死。”
摩托车驶到李跃进家门口，李跃进迈下车时，一脸赤红，这是严重缺乏睡眠引起的血液反应。他的眼睛都打不开了，半睁着眼睛，趔趄着走进门，一头栽在床上就死猪样睡着了。他有三天两晚没睡觉，他得把这些损失的睡眠找回来。龙艳艳走进房里为冯建军泡了杯茶出来。冯建军摆摆手，“我回去。”他说，“帮他把衣服和鞋子脱了。”
他骑着摩托车回到家里，彭嫦娥正坐在一炉煤火前看一张报纸。她没有理他，而是继续盯着手中的报纸看。冯建军和张小英相好一事，己经成了幸福街公开的故事，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办事处等于是幸福街的广播站，冯建军三天两头走进办事处，大家都知道他不是为了去办事，而是走进张小英的房里一呆就是几小时。这种事情传得快，虽然他还从未明目张胆地带着张小英一并进进出出，但他在张小英房里一呆就是一晚却是铁的事实，不但传达室的同志知道，同住在那层楼的张小英的同事也十分清楚。事情就是从他们口里传出来的，很快就传到了彭嫦娥的耳朵里。“你好啊，难怪你晚上不在屋里睡觉。”彭嫦娥气愤地指着他，“你原来跟张主任的女儿乱搞。”
这事是发生在上个月的一个星期六，她为此气愤得不肯做中饭，也准备不做晚饭。那天冯建军刚从广州进了几箱洋烟回来，不是靠军车运的，而是藏在一辆运塑料用品（塑料桶子、塑料脸盆、塑料盒子和塑料衣架等）的卡车里混过关的。一路上他不知担惊受怕了多少。卡车驶到一处关卡，他一颗心就提到了喉头上，就同犯罪分子等着判决似的，恐惧地等着那些人检查。总算平安地到达了长沙，当他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里，打算吃顿热饭，好好地补偿补偿睡眠（他坐了一天一晚汽车），他受到的是不做中饭（他是上午九点钟进屋的），接着又不做晚饭的“待遇”。他当时很疲倦，整个脑袋里都爬满了瞌睡虫，没有计较她没做中饭，吃了块蛋糕便倒在铺上睡了。但当他睡眠恢复了一半，下午六点钟他自动醒来后，他睁开眼屎巴巴的眼睛，见家里冷火秋烟，没有任何饭香菜热的迹象，顿时心田上就有火苗燃烧起来，仿佛那里有堆干柴似的。“你还没做晚饭？”他计较她还没做晚饭道，怒火自然就冲到了脸上。“天都黑了，你还蠢坐着干什么！”
“你到办事处去吃饭，你去找那个女人做。”她冷漠地说，不看他。
冯建军的脑壳完全清醒了，马上感觉到了肚子咕咕咕叫。“你连不听我的话是不？”他翻身下床，边穿着衣服边问她说：“我要你做晚饭，你是坚决不做啰？”
“我听你的话，我是三岁的细伢子。”
“你怕打不？”他继续说，“你好像很想挨打样的啊，是不是？”
她没有回答他这句话，而是说：“你去找那个女人做饭。我不得做。”
冯建军用脚踢了踢她的脚：“你去做饭不？”
“你莫踢啊踢，”她厉声说，一双眼睛冒着火地瞪着他，“我不得做！你打啰。
他“嘭”的就是一脚踢在她腿上，踢得她很疼。她当即就哭了。“是你要我打！”他火冒八丈地说，“我不想打你，你要逗起我打你，你妈妈的X！”
她捂着他踢的那处地方，哭着。“你要不得咧，只晓得打老子。”她哭道。“你是自己讨打！”他说，“我不想打你，你自己要我打。”
“你把我打死最好。”她好强地说，跟电影里的刘胡兰样昂起了头，“我不疼。”
“你不疼又哭脸？”他起了怜悯之心地瞥着她。
“你不随我哭脸，我有我的自由。”她说，“我想哭就哭，不哭就不哭！”
他没有再打她，而是出了门，到饭铺里去跟肚子交差去了。从那天晚上起，他就很少回家了。他不喜欢这个家了，他甚至也不怎么喜欢明明，明明总是坚定不移地站在妈妈那边。他想离婚，两人已在离婚问题上交锋过一次了，她要三万块钱才肯离婚。
“我十六岁就把自己的青春和肉体都给你了。”她从她那个好学习的技术员姐姐那里学来这些“字字千斤”的词汇说，非常理直气壮的形容，“青春是无价之宝，你付给我青春损失费，我保证和你离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