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父冯清明在冯建军家住了半个月，这半个月他们父子俩睡在一张床上，抽着烟，说着话，不像父子，倒像一对久别重逢的朋友。养父生性就是个宽容的人，在监狱里受管制了这么些年，已习惯了不喜形于色。他不是来投靠养子的，假如冯建军是只身一人，他可能会留下来与冯建军相依为命，也好尽些做父亲的责任，帮帮冯建军。但冯建军已经结了婚，他就觉得没必要长久地呆下去了。他在劳改农场做过好几年木工，不是做家具的那种精细木工，而是做门窗的大木工。他瘸着一条腿，走进日杂店买了锤子、钳子和钉子，把冯建军房里的门窗和桌椅都修整了一番。接下来的一天，当父子俩面对面坐在桌前吃饭时，养父望着他，吞吞吐吐了半天后，才带探索性质地问他：“军伢子，我以前存在银行里的那笔存款，你取出来用了吗？”
冯建军记都不记得了，这也是因为那本存折早就不见了，只怕是在他读小学的时候就丢了。“我曾经去取过，”冯建军想起来了后说，“但当时我还小，银行里不准我取。后来这本存折不晓得到哪里去了，丢是肯定丢了。”
养父哦了声，喝口茶，没再问这事。但是第二天，他却说要去银行里问问，看看这笔存款是不是被别人取走了。“我陪你去，”冯建军说。
两人就出了门，往街口上的那个银行储蓄所走去。这是五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空气很好，到处都有花香扑鼻。两人缓缓走到储蓄所处，养父走进去，掏出他一直珍藏在身边的工作证，放到水泥柜台上，便向一个银行职员询问此事。那个年轻的职员听他说完这事后，就走进储蓄所后面的房间去查（当年银行里还没有电脑），隔了会儿他走出来说，那笔存款还在，不过要冯清明去原单位打个证明，证明存折遗失，也证明他就是冯清明，因为这种工作证已经作废了。
“你开了证明就可以取。”年轻职员说。
冯建军忙陪着养父向H机械厂走去。父子两人走到H机械厂的办公大楼前时，冯建军免不了多了一句嘴，“爸爸，妈妈就是从三楼的那个窗口跳下来的。”他告诉养父说，“就摔死在这个地方，一只脚搁在阴沟上，脑浆都摔出来了。”
冯清明顿时脸色极难看，愣愣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两滴混浊的热泪从眼眶里滚了出来，顺着他那土黄色的坎坷不平的脸颊悄悄滑落。
冯建军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悔不该多嘴地看着养父。“爸爸，我们走吧？”他小心地说，盯着满脸悲伤的养父。
养父仍凝望着那块挨着阴沟的，有些杂草和碎瓦片的地，没有动。
冯建军望一眼天，天空蓝蓝的，有几块灰白色的云在缓慢地移动：“爸爸，走吧？”他又一次说，瞧着脸上有浊泪滚动的养父。“走吧？”
养父仍然没动。这时有几个人走过来，盯着他们父子俩，眼光似乎是惊诧的眼光。冯建军真想把养父拉走，他觉得站在这里很丢人现眼。“爸爸，走吧？”他又说了声。
养父仍跟没听见一样，呆呆地站着。
“有人来了，爸爸。”冯建军提高了嗓门提醒养父，“别人在看着我们。”
养父抬起头，瞅一眼三层楼的那个破旧的窗口，这才低下头，一声不吭地跟着冯建军一并走进办公楼。他当然就碰见了从前认识的几个同事，他们都用一种惊诧的目光瞥着他，但没同他说话，因为他此时的身份仍是“现行反革命”，人们
还不敢同这种身份的人打招呼。那个年代，“好人”都害怕同“坏人”交往，甚至连话都不敢说，因为搞不好，自己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就被牵涉进去了。“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教训太多了，人人都知道这种事情的可怕性。他们只是看一眼冯清明，就赶紧闪开了，好像鬼看见了火一样。
“请问，”冯建军问一个年轻点的人说，“革委会办公室在哪里？”
1978年时，虽然毛主席死了两年了，但任何厂矿、企业和机关单位仍叫革委会。年轻人瞥一眼冯建军，“在二楼。”年轻人说，手往天花板上一指。
父子俩便上了二楼，走进了门楣上挂着办公室牌子的房间。办公室主任是该厂的老同志，当然一眼就认出了冯清明。他比冯清明还不安地看着冯清明。他是当年把冯清明压到保卫股的人中的一个。他的眼睛瞪得箩筐那样大地瞧着冯清明，张着一张牙齿上粘满烟垢的嘴。“同志，”养父没有叫他的姓名说，阴沉着脸，“我是来麻烦你开张证明……
这个老同志红着脸，大笔一挥地写了张证明，并盖了革委会的章子，交给冯清明后，冯清明低着头走了出来。那天，冯清明再没说过一句话，很沉默地苦皱着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