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重新回到1976年9月里的那天上午，冯建军和彭嫦娥从为毛主席他
老人家逝世开的追悼会上走出来，两人在灰色的街上走着，彭嫦娥忽然就折过头对他说：“师傅，贺厂长哭得好伤心啊。我看他是真哭。”
“他是厂长，当然了。”冯建军说，“厂长不哭哪个哭？”
“你爱毛主席吗？”彭嫦娥非常天真地看着他。
“哪个都爱毛主席。”冯建军回答，“毛主席是太阳，我们是葵花。”
那时候有首这样的歌：“毛主席啊，您是灿烂的太阳，我们像葵花……”就这么回事。冯建军那时候严格地说还不能算，“葵花”，葵花是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子女，冯建军是反革命分子的养子，是属于“葵花”范畴外的。还好，他只是反革命的养子，若他是反革命的亲生儿子，那么，他至少也是属于被监视的对象。谢天谢地！用长沙话说就是“搭帮他不是江笑月和冯清明的亲生儿子”！两人继续在大街上走着，那天的太阳白白的，不是平常那种金黄色，涂在墙上色彩暗淡。1976年的长沙大街两旁，没有一栋房子超过五层楼，也没有一栋房子
称得上漂亮，都是一色的灰色（水泥本色）。太阳使这种街的颜色更加惨淡凄凉。哀乐从这个街头、那个巷口飞出来，在灰暗且阴郁的街上飘来飘去。“我们去看电影？”冯建军斜睨着她，以毋庸置疑的师傅口吻说，“师傅心里很烦，陪师傅看电影去？”
彭嫦娥瞥他一眼，“今天电影院会放电影吗？”她说，“不是说停止了一切娱乐活动？今天长沙市统一为毛主席逝世开追悼会……”
“看看就知道了。”他说，“也许上午开追悼会，下午放电影。”
那时候的娱乐活动就是看电影，既没有卡拉OK厅让你去坐，也没有舞会让你去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电影院是惟一娱乐的场所，虽然并没什么好看的电影让你看后难忘。两人走到了文化电影院门前，一看，果然像冯建军说的，上午开追悼会，晚上看电影。关于那天的电影，冯建军一辈子都记得，那部电影名叫《铁道卫士》，描写一个公安人员，如何识破了敌人的阴谋诡计，与敌人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最后将可恶的敌人击败了。这部电影让他记得有两个原因，一是那天下午他去购票时，他头上戴的军帽不翼而飞了；另外那天晚上他由青年一步跨进了成年男人的行列。这并不是说他一下就长大了二十岁，而是说他干了成年男人才干的事。他把童男之身交给了彭嫦娥，反过来她也把童贞交给了他。这是一种对等的交换，是一对少男少女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虽然在那个时代，大家都在回避这种事情，甚至在医药书上也在回避。例如，把阴茎改名为男性的下身，最多也是说男性生殖器，而不敢用“阴茎”这个学名。似乎女性一着见这个名字，就会有下流的联想似的。反过来，对女性的生殖器也说得羞羞答答，好像男人一看见“阴户”这两个字，就会有肮脏的想象似的。为了使这一代人的思想更纯洁更革命，生物课都被取消了，凡是有爱情内容的书一律被视为“黄书”。仿佛这一代人可以不要恋爱，而只需要毛主席著作来武装头脑一样。“文化大革命”中，确实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至少在长沙市的年轻人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某解放军战士回来结婚，新婚的那天晚上，当客人们走尽，新娘睡在床上等着他睡觉时，这位解放军新郎却打开了毛主席著作，学习了半个小时毛主席著作后，才跟新娘干那事。这个故事是不是真实的，不得而知，但它一点也不可笑。你看，这位解放军多么热爱毛主席，新婚之夜他都先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找到了力量，再同新娘睡觉。当然也可以不这样理解。但是这个故事却让人心里暗笑。因为这个解放军战士马上要进行的事情，是与毛泽东思想完全不相干的。毛主席可没有在他的著作里指引我们如何度过新婚之夜。我们可以想象这位解放军战士是多么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从毛主席著作里获取知识，取得力量，然后放下书去对付躺在床上等待他的新娘时是多么如狼似虎……
冯建军没有从毛主席著作里获取力量，但他也做了我们祖先在床上做的事情。虽然这种事情整个社会都在回避，大人隐瞒着这种事，小学课本、中学课本只字不提这种事，新华书店里也没有一本书涉猎到这种事上来。这种事在那个全国江山一片红的年代，是被视为肮脏和下流的。但是本能却储存在每个人的脑海里，不由人的意志所左右地一天一天成长着，直至长成任何革命思想都无法改变的结果为止。十八岁的冯建军己经是瓜熟蒂落的年龄了。这是一只自然生长的瓜，没人施肥，也无需人照料，但它天然地长成了。反过来，热心于体育运动而身体早熟的彭嫦娥，也长成了一只让人开胃的香喷喷的瓜。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们两人那天所干的事情！
冯建军领着彭嫦娥走到了文化电影院，电影院门前拥挤着很多人，绝对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都守在售票窗口，等着买电影票。售票窗口上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铁道卫士》，晚七点十分。只一场。卖电影票的人还在电影院里开追悼会，当然是开毛主席逝世的追悼会。哀乐在电影院的上空飘荡，电影院的门前却站着这么多年轻人。哀乐停止后，又隔了半个小时，售票窗口的那块板子蓦的打开了。年轻人立即就朝窗口拥挤过去，一大堆人挤在窗口前，拼命把拿着钱的手朝窗口里伸去。冯建军拼着吃奶的劲，狠力往前挤着，终于就挤到了售票窗口下。他正把拿着三毛钱的手伸进售票窗口，喊道“打两张电影票”的当儿，他头上戴的一顶旧军帽忽然被后面的人伸手摘了去。他一回头，只见一青年手中攥着那顶军帽，转身向人堆外挤去。“我的军帽。”他尖喊一声，捏着售票员放到他手中的两张电影票就朝外挤，待他拼力挤出人堆，那个抢了他那顶绿绿的旧军帽的青年这时却拐进了一条小巷。等他迅速追到巷口，那青年已经不见踪影了。“文化大革命”中，年轻人时兴戴军帽。这顶军帽是他上个月花一元钱从一个熟人手上买的。钱倒是小事，但军帽却在他的恋人眼皮底下被一青年抢走，这让他觉得很不舒服。彭嫦娥很关心地走过来，看着他那乱糟糟的头发，他的头发上有军帽箍出的印子。“那个人呢？”彭嫦娥问。
“跑了。”他回答她说，一脸沮丧地讲着狠道，“要是让老子抓住了，老子崽不打他个半死！他不在医院里躺半年，老子不姓冯！”
“算了。”她瞟着他，“再买一顶就是。”
“这是一顶真军帽呢，”冯建军心疼地说，“你怕是假的吧？”
她也斜着一笑。“你们伢子这样喜欢戴军帽啊？”她说，又一笑，瞟着他，“不晓得戴军帽有什么好看，一个伢子脑壳上一顶！”
电影是晚上的。两人离开了电影院，向街上走去。时值中午了，冯建军的肚子饿了，就决定请彭嫦娥吃点东西。两人走到一处馄饨店前，他瞥她一眼，忘记了被人抢去军帽的那种耻辱，一笑：“进去吃碗馄饨不？我肚子饿得咕咕叫了。”
“随便。”她说，用她的画眉眼睛瞥他一眼。
冯建军就领着她走了进去。馄饨店里空空荡荡的，那时候的人还没有多少消费意识，大多是把余下的钱存到银行里，认为在店子里吃东西是乱花钱，是铺张浪费。冯建军那时候是拿三十四元一月的工资，而那时候三十四元可以养一家人。就是说，他有钱用。两人坐到馄饨店里，冯建军要了四碗肉丝馄饨。吃馄饨时，冯建军看着她想，她要不是彭股长的女儿，我会好好地跟一条忠实的狗一样爱着她。但我可以原谅她，却不能原谅她爸爸。
“你想什么？”她吃着馄饨，问他说。
“我想晚上我们看电影。”他回答她说。
“那有什么好想的？”她说。
“这是我们第二次看电影，”他说，一笑，“不晓得《铁道卫士》好不好看。”
两人说了一气，吃完馄饨，走出来后，就分手了。冯建军回到家里，躺在床上抽着烟，一种本能却在他身上萦绕着，就跟一条虫在他身上爬一样，这让他心神不安。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爱她，但他却确实喜欢她，喜欢得自己无时无刻不想着她脸上的表情，就跟口干想着喝开水一样。当我们跑完马拉松赛跑时，我们想到的是拼命喝水，以此补充干渴的内脏。当冯建军一离开彭嫦娥时，思想迅速地集聚到了她身上，就如一个干渴的人思想着饮水似的。两年前，章志国对女人的描述，曾引起过他拥抱张小英的冲动。现在，章志国的那些有关女人的描写，就如无数匹野马在他心田上横冲直撞。他这么想着的时候，刘建国来了。
“我们出去玩？”刘建国看着他说，“这么好的太阳天气，躺在屋里不可惜了？”
“哪里去玩？”冯建军说，“没地方好玩。”
“随便到哪个同学那里去玩，”刘建国说，“这样好的天气不出去玩，心里过不得。走啰走啰，到天心阁坐茶馆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