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恢复农业 建立雄厚经济基础
为了解决军粮不济的问题，曹操采纳屯田的建议。果然，第一年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并逐渐完善推广屯田制。连续几年，官库日渐充盈，民生安定。在实行大规模屯田的过程中，为了提高实行了屯田制土地的粮食产量，曹操还注意兴修水利，使耕地得到及时的灌溉。
为了发展生产，曹操对水利事业也很重视。如：夏侯惇在陈留郡率战士断太寿水作陂（塘），被称之为太寿陂。这一蓄水工程，不仅方便了屯田将士种植水稻，附近老百姓的私田也借了光，“民赖其利”。
扬州刺史刘馥为了推广屯田，修治和兴建了芍陂、茄陂（又作茹陂）、七门堰、吴塘等水利工程，以灌溉稻田，结果使“官民有蓄”，就是说不仅使官家的屯田生产受了益，也使民家的私田生产跟着受了益。
曹操也多次亲自察看地形，结合当时许县一带地势低洼，水量充沛，宜植水稻的特点，因地制宜，亲临现场，推广种植水稻。据地方志记载和民间传说，当年枣祗在许县管理屯田，曾组织军队在许都周围挖了运粮河、高低河、枣祗河等多条河渠。并引水灌溉田地，使得粮食产量大增。白田（旱田）亩收十余斛，水田亩收十余斛。粮食储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有了曹操的号召和鼓励，再加上许都实实在在的成绩，各郡县纷纷实行屯田。“州郡列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在河北，刘靖依高粱河立水门，“凡所润含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余顷。”贾逵为豫州刺史，“外修军旅，内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断山溜长溪水造小弋阳陂。又通运渠二百余里，所谓贾侯渠者也”。在淮、颍广开淮阳、百尺二渠，又修陂于颍之南北，溉田万余顷，“自是淮北仓廪相望，寿阳至于京师，农官屯兵相属焉”。徐邈为凉州刺史，“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在河内，司马孚为野王典农中郎将时，于沁水累方石为门，“若天旱，增堰进水，若天霖雨，陂泽充溢，则闭防断水空渠”。
典农功曹邓艾亲自都督陈留、寿春、项城的屯田事宜。经过实地考察，结合经验著有《济河论》，其中详细陈述了治水开渠的方法和策略，后又率领百姓开渠挖河。他在陈留、项城、寿春屯田六七年，积谷三千万斛。以后的魏每次进军东吴，大军乘舟而下，达于江淮。既免除士卒长途跋涉之苦，又有丰厚储粮，为抗衡东吴，巩固东南，建立了事功伟绩。
夏侯惇做陈留太守时，当地大旱，以致蝗灾泛滥，他亲自率领官兵作陂蓄水，奖励百姓广植水稻，取得很好的收成。此外，刘馥在扬州，郑浑在召陵和京兆，朱光在皖南也无不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广植水稻。数年间，不仅使“民安于农而盗贼止息”，而且“官民皆有所蓄”。特别是郑浑为召陵令时，由于历代统治阶级剥削过重，又连年战争，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大多数人家生了孩子却养不起，对生产毫无兴趣，不愿生孩子，生了孩子就弄死。郑浑到召陵后，一方面使农民“课使耕桑，兼开稻田”，同时，“重去子之法”。人民生活日渐好转，所生子女皆有所养。有的人家生了子女还以“郑”为字，以表示对郑浑的感激和拥戴。
卢江太守朱光在皖地大开稻田，广植水稻，吴将吕蒙看到皖地稻田长势良好，认为“皖田肥美，若一成熟，彼众必增。如是数岁，操态见矣。宜早除之。”建议孙权“亲征皖”，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曹操恢复农业的措施起到了作用，使得东吴也眼馋曹操的农业成果了。
几年的功夫，中原一带兵足粮广，民众富裕，以后每年可以收获到谷物达数千万斛之多，屯田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就是处于割据东南、西南的孙权和刘备看到曹操屯田成功，也都争楣效仿。务农植谷，分兵屯田。东吴的屯田也分军屯、民屯两种。采用军事编制，由典农校尉和典农都尉负责管理屯田事宜。孙权还亲自把自己驾车用的八牛改成耕牛，以显示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刘备、诸葛亮也曾以汉中为屯田据点，招募农民在汉中屯田，并派汉中太守吕乂“兼领督农（主管屯田），供给军粮”。
在屯田、解决军粮和恢复农业生产问题上，曹操谋将枣祗是有很大功绩的。枣祗是早年跟随曹操起兵讨伐董卓的将领。曹操占领兖州后，任命枣祗为东阿县令。在曹操和吕布争夺兖州时，兖州所属郡县大都背叛曹操，投降吕布。只有东阿、范县和鄄城三地保全。枣祗领兵固守东阿，对巩固兖州根据地起了重大作用。曹操奉献帝都许后，枣祗看到由于连年战争，土地荒芜，军粮不足，就和韩浩建议曹操兴办屯田，发展生产。枣祗向曹操提出屯田，他认为，一方面“承大乱之后，民众离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一方面“得贼（起义军）资业，当兴立屯田”。枣祗的屯田建议，得到曹操的赞成和支持。
曹操以枣祗为屯田都尉，让他负责屯田事宜。在制定屯田政策，实施屯田的具体过程中，枣柢积极出谋献策屡向曹操提出合理建议。当枣祗的正确意见遭到曹操反对或抵阻时，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怕忤逆曹操，再三找曹操辩论，并列出详细规划反复耐心细致地向曹操陈述，直到自己的正确意见被曹操接受为止。正因为枣祗坚持不懈地努力予屯田事务，详细规划。合理布置，实地考察，具体指导，才使屯田获得巨大成功。在屯田问题上，枣祗的确是立了大功的。枣祗死后，曹操为了表彰枣祗的功绩，追封他为陈留太守。曹操在追念他的功绩时说：“故陈留太守枣祗……反复来说……孤乃然之，使为屯田都尉，设施田业。其时岁则大收，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军用，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祗兴其功。”对枣祗寄予了深切的怀念和给予高度评价。
曹操的这一系列农业措施，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一举解决了当时最为严重的吃饭问题，农业生产问题，军粮供应问题，社会安定问题。使残破的社会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农民有了比较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老百姓的痛苦，政权也因之得到进一一步的稳固，为日后曹操的统一事业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二 雷厉风行 抑制豪强繁荣经济
曹操不仅军事才能非凡，也很有政治头脑。他的政治理想主要体现在“富国强兵，崇尚法治”上，同时也讲求儒家的仁义礼让，注重德治，可谓兼容并蓄。他说：“文，仁也；武，法也。”主张“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曹操认为人民最重，君主统治老百姓时，要任用贤能的官吏，使人民能够得到休养生息。为了给百姓创造休养生息、繁荣经济的有利条件。曹操尤其注意对豪强地主势力进行抑制和打击。
抑制和打击豪强的不法行为，是曹操的一贯态度。早在他在任洛阳北部尉和济南相时，就已经这么做了。及至他官至高位，无法事无巨细时，他则注意选用得力的官员来执行这项政策，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曹操的军事行动步步为营，节节胜利，自己的统治区域不断扩大。随着新纳入的城池不断增多，客观上也需要曹操在政治经济方面进行改革。他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措施，特别是在占据邺城之后，他推行了一些进步的政策，拨乱反正，以巩固其统治。
曹操占据冀州后，了解到邺城的法令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实行，便命能够严于执法的杨沛前去赴任，治理邺城。临行前，曹操还特意召见他并勉励一番。
曹洪、刘勋等平时作威作福惯了的人畏惧杨沛威名，赶忙派人骑马前往邺城，告诫子弟门人，要各自检点，不得胡作非为。邺城果然政通人和，杨沛治理邺城数年，因治绩突出，被提升为护羌校尉。
司马芝任济南郡营县长时，境内豪强地主横行不法。郡主簿刘节，拥有宾客数千，依仗势力，飞扬跋扈。
司马芝按规定征发王同等人服兵役，这些人依仗自己是刘节的宾客，藏匿起来，躲避兵役，刘节也予以包庇。司马芝向上级郡守报告刘节的不法行为，济南太守郝光素来敬畏司马芝，便下令让刘节本人代替王同服兵役。于是青州百姓纷纷称赞司马芝“用郡主簿为兵”。
司马芝调任广平（属冀州巨鹿郡）县令后，征虏将军刘勋家的门人子弟仗着刘勋过去和曹操是旧友，又是列侯，十分贵宠骄豪，还是司马芝的老上级。无视司马之的威名，依然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司马芝正要处理时，刘勋给司马芝写信，要他留情面。司马芝不予理睬，对这些违法的宾客子弟一律进行了严惩。
以上只是曹操严肃吏治的一个侧面，却也反应出他励精图治的决心和胆识。除了吏治上的雷厉风行外，他还在经济上进行政策的调整，以刺激经济从战乱中及时恢复过来。
曹操占据冀州后，亲自督促修筑了天井堰，对过去西门豹渠也加以疏浚，引漳河水灌溉邺地。天井堰有12条堤堰，灌溉的范围很广。这对私田的生产，特别是对居于多数的自耕小农，是有很大帮助的。
为了抑制豪强大姓经济力量的膨胀，保证国家正常的财政开支，曹操恢复了盐铁官营的政策。盐、铁是与人民生活十分密切的两种产品，也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政收入。实行盐铁官营政策后，不但抑制了豪强商人经济力量的增长，打击了有割据称雄野心的人，而且国家的财政收入大量增加。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增加税收，增强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曹操一方面通过实行屯田制，向佃农收取地租；另一方面则通过扶持小农，将劳动力与私有土地结合起来，向自耕农、半自耕农收取地税和人头税，即“田租”“户调”。为了使自耕小农维持较为稳定的生活，曹操采取措施打击豪强地主兼并土地，以免将赋税转嫁到农民头上，并施行程度较轻的赋税制度。
建安九年（公元204 年），曹操在占据冀州之后，发布了《抑兼并令》。在这个令文中，曹操推行了新的赋税制度——“田租”“户调”制。
曹操这一新的“田租”“户调”制度，是对赋税制度的一项改革。它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而确定的，比较切实可行。对农民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轻，具有积极意义。
就“田租”制来说，新的“田租”制，定额较先前有所降低；同时，定额“田租”制使自耕农、半自耕农，可以在增产情况下，不多交纳，这有利于促进自耕小农的生产积极性。
就“户调”制来说，按户征收，在战乱不断的东汉末期更加便于实行。并且家庭人口增加了，也不再增加户调额，这有利于小农经济的发展。
总之，由于曹操的“田租”“户调”赋税剥削比较轻，又不准地方官额外征收以及抑制豪强兼并，限制他们将赋税转嫁到农民身上（尽管这种抑制执行起来并不可能彻底），这对于改善农民的经济生活，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还是起着一定作用的。
地主官僚们也要按规定向国家交纳赋税。曹操自己也注意以身作则，要他家乡谯县的县令按章收取他家应交的赋税。曹操要郡县长官严格依法收税，对抗税的人，不管是谁，都不可放过。
地主和自耕农、半自耕农拥有的私有土地远远超过屯田的国有土地，随着统治区的不断扩大，曹操从土地所有者那里征收的地税也越来越多。经常性的、大量的地税以及“户调”收入等，很好地解决了官吏和军队供养问题，为稳定统治发挥了积极作用。
曹操还非常注意招徕、安抚流亡的百姓回乡生产，扶持自耕农，开垦荒地，恢复和发展小农经济。他按照各郡县增加的户口数目和垦田数目，作为赏罚地方官的标准。
仅关中地区因战乱逃到荆州的就有10万多家，其他地方也多有流民。后来，随着北方逐渐统一，流民的家乡恢复了秩序，社会比较安宁，都希望回家乡去，但土地已被收归国有，无法恢复生产。留镇关中的卫顗便建议实行食盐专卖制度，以其收入购买牛、犁等生产资料，提供给归乡的农民，帮助他们勤耕积粟，以丰殖关中。曹操采纳了这个建议。这一政策扶持了不少自耕小农，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苏则为金城太守时，由于连年战乱，吏民饥饿穷困，流离失散，户口大为减少，苏则注意安抚他们，把从“羌胡”那里得来的牛羊，用来赡养贫民和老人，还把粮食与民众分着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流民都回来了。苏则亲自教他们耕种，当年就获得了大丰收。
梁习为并州刺史，针对原来吏民大量北逃的情况，一方面对那些继续叛乱的豪强进行征讨、镇压，一方面安抚归降的老百姓，对他们进行妥善安排。很快就出现了边境安宁，“百姓布野，勤劝农桑”局面。“勤劝农桑”是对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耕农民的一种鼓励政策。
扶持小农成绩最为突出的是河东太守杜畿。他任河东太守期间，推崇宽怀仁惠，让百姓得到休养生息。他还让农户畜养牲畜，上自母牛、母马，下及鸡猪，事无巨细，都一一列有管理章程。百姓们勤于农业生产，家家都很丰实。这样一来，政府的赋税收入也就大大增加了。后来，曹操西征汉中时，曹军的粮食全靠河东供给，打败敌人后，还有20多万斛结余的粮食。曹操高兴地下令增加他的俸禄为中二千石。
通过各地官员因地制宜的鼓励政策，曹操的抑制豪强，扶持小农的政策，得到了贯彻实施。极大地鼓励了百姓的生产积极性，也使国库充盈，很好地保证了战争的需要。
三 整饬风俗 发展教育树立风尚
曹操还整肃社会风尚，严厉打击影响内部团结，不利于政治稳定的结党营私、造谣诽谤、颠倒黑白、挟嫌报复等歪风邪气，大力加以革除和禁止。
建安五年（公元200 年），曹操下了《为徐宣议陈矫令》。内容为：
自从国家发生祸乱以来，社会风气败坏，诽谤的言论，难以用来评判人们的好坏。建安五年以前发生的此类事情，一切不再追究论处。今后如用断限以前的事情来诽谤别人的，就用他加给别人的罪，加在他自己身上。
徐宣和陈矫都是曹操的司空掾属，二人相处向来不睦，常闹矛盾。陈矫原来姓刘，后改姓陈，而其妻子是本族之女刘氏。徐宣常常在在大庭广众之下肆意污辱诋毁陈矫。曹操认为这是是对陈矫的人身攻击，既有损二人形象，不利于官僚内部之间的团结。为了制止这种恶意诋毁的风气蔓延，曹操就及时下了这道命令，这对遏制肆意人身攻击、毁谤言论的泛滥是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
曹操对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居心不良的匿名诽谤者，更是深恶痛绝。曹军占领冀州后，有一次，曹操在邺城发现有人写匿名信恶意诽谤他人，非常气愤，下定决心查个水落石出。让魏郡（治邺城）太守国渊查办此事。
国渊仔细研究匿名信，发现其中很多处引用了张衡名篇《二京赋》的内容。他便选拔了一些少年去拜师求学，并放出话说，专门访求能读《二京赋》的人为师。当访得能读《二京赋》的人之后，就把选来的学生送到他那里就学。然后府吏设计得到老师的亲笔书信，比较诽谤书和老师书信的字体，发现二者出自一人之手。国渊立刻下令拘押此人，连夜审问。最后终于完全弄清楚了他作案的动机。很好地完成了打击诽谤的任务。事过不久，曹操擢升国渊为太仆。
类似这样颠倒黑白、诽谤诬陷的事件，不单纯是个人的品德修养问题，还关系到朝廷政治能否肃静，曹氏集团的统治能否长治久安，这也是曹操下大力气整治的原因。
曹操是从小吏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对下面拉帮结伙，结党营私的蝇营狗苟之事当然了如指掌。警告官员们不要私下东勾西连，搞小集团。要尽心竭力为国效力，勤政于民。与此同时，曹操提倡官员间不要争权夺利，要行礼让之风。他在《礼让令》中说：
俗话说：“让人一寸，受人一尺”，这是合乎经书的要旨的。辞让爵位和傣禄，不因为争利而伤害自己的名声，不因为追求高官显爵而损害自己的品德，这就叫做礼让。
曹操提倡诸官百姓要有礼让之风，这不仅有利于上层集团内部的关系，减少内耗，而且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
为了消除不安定因素，曹操在平定冀州后，专门下令，允许袁氏过去的同党改过自新。此外，曹操还命令不准报私仇，禁止大办丧事，违者一概严厉惩治。
对有些不利于老百姓生活、有害于人民身体健康的旧俗，曹操也注意加以禁止。建安十一年（公无206 年），曹操占据并州后，下了一道《明罚令》，令中说：
听说太原、上党、西河、雁门等郡，在冬至后一百零五天的寒食节，都不烧火，吃寒食。据说这是为了纪念介子推。伍子胥的尸体沉没江中，吴国人没有因此不喝水。纪念介子推，唯独要人们吃寒食，这岂不是一种偏向吗？ 况且北方特别寒冷，老人、小孩瘦弱，将会有忍受不了的灾难。这个命令下达后，任何人不准再寒食。如果有违犯的，家长要判半年刑，主管官吏要判一百天刑，县令、县长要扣发一个月俸禄。
介子推（又作介之推），春秋晋国人，曾随晋公子重耳长期流亡在外，后来回国时见狐偃向重耳邀功，他不愿与狐偃为伍，便不辞而别。重耳即位（晋文公）后，封赏有功之臣，介子推与老母隐居绵山中，不肯出来，晋文公用放火烧山的办法，想把他逼出来，结果介子推被火烧死。晋文公为了悼念介子推，便规定在介子推死的这一天禁火寒食。后来民间为了纪念介子推，在介子推死的这个月内不举火，吃寒食，每年都有不少人因此死亡。到东汉顺帝时，并州刺史周举改为三天吃寒食。
曹操严令禁止寒食，是认为这一习俗太落后，对老百姓的危害太大了。
曹操对正面教育也很重视。他下令设置学官，发展教育事业。汉代的教育已很盛行。官学（中央的太学，地方的学、校）和私学的规模都比较大。由于东汉末年的长期战乱，使学校教育陷入了停滞的状态。曹操虽然重视教育，但在逐鹿中原的前期，不具备发展教育的社会环境，当他在中原地区打败袁绍之后，统治趋向稳定时，便着手恢复废弃多年的学校教育事业。
建安八年（公元203 年）秋七月，曹操下《修学令》说：
战乱以来，已有十五年了，青少年仍不见有仁义礼让的风尚，我非常痛心。现在命令郡、国都要修文学，满五百户的县要设校官，挑选乡里中优秀的青少年给他们以教育，或许可以使先王之道不致废弃，而有益于天下。
这里的“文学”，主要是儒家学说的著作。曹操认为只有发展了儒学教育，教化的作用才能得以发挥，才能树立仁义礼让的风尚。
曹操能够在连年亲率大军征伐的同时，分出精力注意恢复发展教育事业，可见他明白教育的重要性，在民生凋敝时期实属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