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周舟每天都要来排练室目睹乐队的成长，还可以帮我们收拾狼狈不堪的房间。我们排练室的脏乱差简直惨不忍睹，墙角堆积着无数个烟头，电吉他与贝司的音频线混乱地交织在一起，食品袋、烟盒、打火机满目皆是，各种乐谱肆意出现在乱得不能再乱的房间的每个角落。周舟对我们处于这样的环境中能否排练出好的音乐表示怀疑，所以每次排练后，都要帮我们清理杂乱的房间。
有时候，周舟会坐在小板凳上，双手托着下巴，用纸堵住耳朵听我们演奏。周舟能够起到音乐监制的作用，每当我们演奏完一曲，大家便会将目光转向周舟，问她感觉如何。周舟在这个时候只说两个词，一个是“一般”，一个是“还行”。起初，我们并没有发觉这两个词语之间有何差别，但日久天长，我们从周舟的面部表情中发现了这两个词语间的微妙关系。每当周舟说“一般”的时候，都是犹犹豫豫、吞吞吐吐，并伴以眉头微蹙。而她每次说“还行”的时候都是脱口而出，面带轻松的微笑。如果周舟的脚或身体在我们的某次演奏中随着节奏打拍子或晃动的话，那么她对这次演奏的评论一定是“还行”，也就是说，“还行”和“一般”在此处分别代表着“及格”和“不及格”。所以，每当周舟对我们上一次演奏的评价是“一般”的时候，我们都会重练一次，直至周舟说“还行”为止。
只是我们从始至终就没有听到过周舟说“不错”。
一次，钟风带何乐来排练室玩，大家买了些食物和啤酒，边吃边唱歌，一直玩到很晚。喝酒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时间，直到啤酒被喝光，何乐才想起自己还要回学校睡觉，可早已过了末班车时间。就在我们正不知所措的时候，钟风放下手中的吉他，走出屋子。
稍后，门开了，钟风吃力地抬着一张行军床进来，说：“我从物业那儿找了一张床，一天一块钱。”就这样，我们在原本拥挤的排练室里又摆下一张床。
我们隔壁宿舍的一个同学因无法忍受学业压力，远走他乡，去了英国留学。他离开祖国的心情过于急迫，尚未搬走自己的行李，就乘着飞机消失了。钟风将此人的被褥搬到排练室，铺在行军床上，一屁股坐上去说：“真他妈舒服，今晚我和何乐就睡这儿了，你们都走吧！”
何乐的脸上浮起一片红晕。
第二天中午吃过饭，我们背着吉他来到排练室，门还从里面紧锁着。我们手脚并用地敲门，钟风在里面喊道：“轻点儿，门都踢坏了！”
“我们就是要把门踢开，看你丫在里面干什么呢！”
片刻后，钟风打开门，我们蜂拥而入。被褥已收拾整齐摆放在床头，何乐披头散发不好意思地坐在床边。钟风坐下搂住她说：“没事儿，都是自己人。”
此后，钟风一有机会便带何乐来排练室玩，而且故意玩到很晚—过了末班车的时间。我们也会故意拖到很晚还不回宿舍睡觉，直到钟风面带不悦、何乐面露倦意的时候，我们才会嬉笑着离去。有时我们也会知趣地早早离开，并跟钟风道别：“早点儿休息吧，不耽误你们了。”
“滚蛋，别瞎说啊！”我们刚走出去，钟风便把门紧紧撞上，还听到何乐的声音：“把门插好了。”
钟风的行为深深地影响到我。
一日排练结束后，众人纷纷收拾东西。我放下手中的吉他倒在床上，杨阳问我：“怎么了？”
“没什么，有点儿累，你们先回去吧，我躺会儿。”
“那我们先走了。”他们收拾完东西纷纷离去。
“你睡觉吧，我在这儿看书。”周舟从书包里掏出一本小说。
“周舟。”我躺在床上叫道。
“嗯？”周舟将眼睛从书上抬起，盯着我看。
“给我拿根烟抽。”我也盯着她看。
周舟放下手里的书，很勉强地从椅子上的烟盒中抽出一支，塞进我已经张开的嘴里。
“点上。”我嘴里叼着烟，发出含糊的声音。
周舟用打火机点燃了我嘴中的烟。
“坐下。”我拍着床说。
周舟坐下来，看着我。
我深吸一口烟后，觉得还是不抽为妙，于是将烟头掐灭。
“怎么不抽了？”周舟问我。
“不想抽了。”我抓住周舟的手，她的身体倒下来，我们的胸口贴在一起，“上来，把鞋脱了。”
周舟两只脚相互一蹭，脱掉了鞋，躺到我的身旁。
我们肩并肩，脸对脸。我开始了对周舟的亲吻，她闭上了眼睛……
事后，我们赤裸的身体紧紧地搂在一起，我不断亲吻着周舟的眼睛、鼻子、嘴，她乌黑的头发冰凉地贴在我的胸前。
我腾出一只手，拿过床边的吉他，说：“我给你唱首歌。”
周舟双手抱紧我，头依偎在我怀中，听着我唱歌。
一个避孕套正安静地躺在角落里。
避孕套让我重温了十八岁的感受。那一年，我正上高三，学校为我们举办了“十八岁成人仪式”。那一天，所有男同学无一例外地穿着父亲的、哥哥的或临时借来的西服，跟个大人似的举起头，在团支部老师的带领下，站在国旗下面庄严宣誓：“我今天正式加入成人的行列，我要为社会主义建设鞠躬尽瘁；从今天起，我们就能够明目张胆地看成人录像、讲成人笑话。”当然，后半句话是我当时自己想出来的，并在心中反复叨念了许久。
今天，我再次经历了当年穿西服时的感觉。在我戴上避孕套的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此时俨然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也就是说，我的生理成人仪式是在这一刻才开始的。
西服和避孕套，完成了我的两次意义深远的仪式。
高三“成人仪式”的那天晚上，我和韩露手拉手，沿着马路慢慢地走。当时，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既然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确立，那么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做那件事情，是趁热打铁，把生米煮成熟饭，还是拖泥带水地继续加强彼此间的了解，直至双方情投意合，等待问题的刃而解，或者是继续坚守本方阵地，直至抵挡不住对方的诱惑再献出城池。
我对此持一种无所谓的观点，我对韩露说：“我随时可以因为你的需要而毫不在乎地牺牲自己。”
韩露“哼”了一声后便不再理我了。
我说：“刚才我说的是真的，不相信你可以在任意时间验证。”
韩露说：“算了吧，我现在不想这事儿，还是等考完试再说吧！”她所谓的考完试是指参加完高考，很有可能就是指考完最后一门刚走出考场的那一刻。在面临诸多问题进行选择的时候，韩露总是能够抛开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将高考毫不犹豫地放到首要位置，这的确令我佩服到五体投地，但她最后的成绩不尽如人意却使我感觉到一些遗憾和内疚。韩露选择我做男朋友的初衷本是为高考服务，可事实并非如此有效。
我对韩露说：“你认为自己开始有那种想法的时候就跟我说一声。”
“为什么你就不能主动一回？”韩露扭头盯着我说。
“我怕你不愿意，强扭的瓜不甜。”
“这么说你就是想了？”
“我已经说过了，这件事情取决于你。”
韩露不再说话。半天后她才又说：“你知道吗，郑勇和吕梅已经……”
我说：“我早就听郑勇给我讲过了，要不要我给你讲讲他们的细节，以供咱们学习效仿？”
“我才不听呢，我觉得吕梅他们不会这么快吧。”韩露对此事感到惊讶。
“哼，冯。和季悦早就这样了。”我不以为然地说。
“啊！”韩露瞪大眼睛，仿佛听到的是天方夜谭，“你怎么知道的？”
“我当然是听冯。自己说的。”冯。、郑勇是我高中时期亲密无间的好朋友，我们无话不说，只是他们对我考入北×大稍感愤慨，因为他俩和他们的女朋友都考进了海淀区的一所走读大学。
我的话刺激到韩露，她又一句话不说了，只顾低头走路。
“怎么了？”我问她。
“没事儿。”她从自己的思考中醒悟，抬起头说，“我们怎么办？”
“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和他们一样也行，不想同流合污也可以。”
“我是怕……”
“怕什么？”
“算了，不说了，你赶紧送我回家吧！”韩露拉着我快速向公共汽车站走去。
我明白韩露所说的“怕”指的是什么—我们对明天没有把握，不能把握自己，更不能把握别人。
第一次和周舟做爱的时候，出现一个有趣的插曲。当时，我脱去裤子，把它扔向一旁的架子鼓，钥匙从裤兜里跌落出来，正好砸到吊镲上，发出“嚓”的一声，像是为我们准备进行的事情打奏出开场序曲。
第二次和周舟做爱的时候，我们在床上并肩而坐，拥抱着亲吻。我的手慢慢伸到周舟衣服的里层，抚摸她冰凉的肌肤。我慢慢倾倒身体，将周舟压于身下。
突然，我想起一件事情，便站起身，走到架子鼓前，敲了两下镲片。
“你这是干什么？”周舟问我。
“我们第一次的时候，钥匙砸在上面，响了一声。现在我们是第二次，我要让它响两下，以此类推，看它究竟能响到多少下。”我扔下鼓锤，又回到周舟身边。
这件事情做得真是多此一举。一年以后，当我和周舟来到这里行事之前，我都要拿着鼓锤敲上好半天。周舟自己坐在床上，用手捂住耳朵，说：“吵死了！”再后来，事情发展到更为严重的地步，我用一只手已经无法应付那么多下了，只好两只手轮番上阵，直到敲出的声响符合我们这次的数目。
敲完后，我垂下双手，完全没有了力气和兴趣。周舟坐在一旁匪夷所思地瞧着我说：“白敲了吧！”
这个暑假，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理想世界，忘记自己的身份，忘记自己作为跨世纪的大学生所身负的时代使命和首都未来建设者的重任，将一切不合实际的和被强加于身的称谓统统抛至九霄云外，沉浸在自己的喜哀乐中。
暑假结束的前几天，乐队暂时停止排练，大家稍作休息，准备接下一个苦闷学期的开始。
我和杨阳决定利用这几天出去转转，听说某地有批发打口带的商贩，价格合理。于是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坐上开往那里的火车。
我所说的这个地方距离北京并不远，只有二百公里左右，归河北省所属，是一个以贩卖廉价商品著称的小镇。这里聚集了全国各地的假冒伪劣商品，其市场混乱程度吸引了无数不法商贩来此经营，打口带属于非法音像制品，在这里得以盛行亦在情理之中。
火车上的人并不多，杨阳上了车倒头便睡。我也本想睡一会儿，无奈杨阳在睡觉前嘱咐我说：“第一，看好咱们的东西；第二，盯着点儿，别坐过站。”既然杨阳率先使用了两人中只有一个人可以睡觉的权利，我只好履行两个人中必有一个人时刻保持头脑清醒的义务，看着杨阳坐在对面悠然地闭上眼睛。
我身旁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他一上车便主动跟我搭话。我本以为可以此消磨旅途的乏味，但同他聊天实在乏味，他始终在吹嘘自己去过很多地方，北至承德，南到保定（瞧这几个地方，始终没出河北），于是我便将目光转向窗外，不再理他。但这并没有结束他做出让我更加厌烦的事情，他在受到我的冷落后，竟然自己唱起歌来，毫不顾及我的感受，几乎唱遍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所有流行歌曲，让我身心备受摧残，这绝对是对我意志力的一个大考验。从他嘴中唱出的歌曲全是一个调儿，音高在他嘴里仅体现在声音的大小上，而且还略带港台腔地把“东方之珠，我的爱人”唱成“东方滋珠，我爹爱淫”，给我感觉他吃过鸟屎，糊了一嘴。最后，此人在一曲《亚洲雄风》后结束义演，不知是出于弹尽粮绝还是因为我这个唯一的听众在忍无可忍下，不再在乎他的自尊，说了一句：“真恶心。”
火车到站，我叫醒杨阳。下了火车，我们询问了车站的工作人员，返回北京的火车将于下午五点钟从此经过，仅此一趟。
我们走出车站，眼前一小片空旷地带停着几辆“摩的”。我们走上前去，问其中一位司机去那个交易市场怎么走。这位师傅伸出胳膊指着远处比划了半天，我们还是不明白，索性坐上他的车，随他前往。
司机问来此做什么。我们告诉他此行的目的。他说批发打口磁带的人不在交易市场，买卖全部在村中民房进行。我们说那就进村子，于是司机调转车头，带着我们向另一个方向驶去。
“摩的”停在村中的一片民房前，一条黄色大狼狗拴在树上狂吠不止。我们给了司机三块钱，他开着车子扬长而去，“摩的”尾部“嘟嘟”地冒出黑烟。
进了村子，我们走进一个敞开大门的院子，一个中年男子正光着膀子捧着一大碗面条“啼哩吐噜”地吃着。他看见我们，问道：“找谁？”
我们问：“你知道哪儿有批发打口带的吗？”
中年男子摇摇头说：“不知道。”
我和杨阳欲转身离去，他叫住我们：“哎！要大黄吗？”
“大黄？”我以为他指的是那条拴在树上的大黄狗。
“就是黄片儿，特清楚。”
“不要。”
我们出了院子，沿着狭的土路继续前行。全村的院门紧闭着，里面仿佛发生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拐过土路，面走来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娘，她问我们：“你们是干啥的？”
“我们想买点儿打口磁带。”
“你俩跟我来。”大娘在前面引路，我们跟在后面。
大娘把我们带到另一座院门前，弯腰从石头底下摸出一把钥匙，打开门，“你们是不是要这些东西？”她指着院落墙角的那堆纸箱子说。
我和杨阳走过去，掀开纸箱一看，成百上千盘封面各异的打口磁带堆积在里面。我说：“没错，就是它！”
大娘说一个外地人租她的房子没给钱就跑了，这些东西是那个人仓促逃跑遗留下来的。我们问大娘打算怎么处理。大娘说：“俺啥玩意儿也不懂，这些破烂也不值几个钱，你俩想要就搬走吧！”我们听后分外高兴，当即掏出五十块钱给大妈，以示感谢。
大妈接过钱说：“这多不好意思，要不你俩拿点葡萄走吧，俺家自个儿种的，可甜了。”说完，大妈走进屋子，拎出两大塑料袋葡萄。
我和杨阳雇了一辆“摩的”，将那一箱打口带拉到火车站，办了托运手续，然后又坐着“摩的”去逛那个闻名遐迩的交易市场。我们一边看着千奇百怪的商品，一边吃着大娘送给的葡萄，吃完两袋葡萄已是四点半，于是赶往火车站。
由于我和杨阳吃葡萄采用的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的方法，所以当我们上了火车后，便感觉肚子隐隐作痛。我俩轮番上阵，在回到北京的这段时间里，强行霸占了我们那节车厢的厕所。
买回打口带后，我和杨阳又投入到开学前的补考准备中，报名参加了“理力”和“材力”的补课班。如果一个人脑子没有致命问题的话，他应该在参加过补课班的三天学习后，轻而易举地通过补考。当然，这种便宜事不会无缘发生，老师更不会出于为学生着想而放弃在家休息，提前好几天来学校上课，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交了八十元报名费的基础上，用八十元钱可以买到一个及格，可以让乖戾的老师柔情似水。
不过零零星星的八十元钱无法具备如此能量，所以，每次期末考试阅卷的时候，老师都不会表现出宽宏大量、高抬贵手，而是扼杀掉一些同学有及格可能的希望，无情将他们拒之于及格的门外，只有这样，才会有更多的学生掏出八十元钱参加补课班。
补考成绩公布后，我异常高兴，两科全部通过，“理力”成绩居然比张超凡还高出许多，八十八分。对此张超凡甚是气愤，他感到不平衡是有情可原的，因为他对这门功课掌握的程度要比我好之又好。尽管我的分数高于他，可我现在对理论力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科依然一无所知，只是记住了补课班上老师抄在黑板上的笔记，然后再将它们不经思考、原封不动地照搬到补考试卷上，便由此获得八十八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