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令天下大办学校，初衷不是振兴文化，而是为了统一思想，从这个举措上，也可看出他那多疑狭隘的心态来。洪武二年，朱元璋诏令天下建立学校。他做了校训刻石于校门前，不许生员“炫奇立异”，不许生员直言。他多疑的心态使他残酷迫害一切，他迫害比自己高明的人，特别是迫害文人，因而对于文化的影响特别大，这个举动首先是形成了轻视和践踏文化教育的恶劣风气。毁书院就是这种恶劣风气的一种表现。明代曾发生过三次毁书院的事件。朱元璋就是不想让知识参与政治，只能在小范围的情况下为他所用。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无疑会使教育滞后，导致了科学技术的落后，我国的科技水平在明朝中叶明显落后于世界的发展水平，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客观事实。
文化的衰微必引起道德的论丧，而道德论丧的突出表现就是官吏大肆贪污。明代权奸贪污行为之猖狂，贪污的赃物数量之巨，令世人瞠目。同时，文化衰微又导致人才十分缺乏，奸臣当道，以致连目不识丁的魏忠贤也能执掌国家大权。素质低下的人既不可能在经济文化上做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贡献，也不可能成为巩固王朝政权的“栋梁之才”，甚至不可能成为足以抵御外侮的军人或者凭借农民起义以建立稳定的新政权的领袖。明军在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战争中表现得非常怯懦且无战斗力。
朱元璋的多疑还体现他谋杀开国元勋上，他称帝不久便迫不及待地大杀臣子甚至皇族。当时的京官去见皇上之前，都要和妻子儿女诀别，到下午平安地回到家，全家人才高兴起来。可见当时朝臣的恐怖达到了何等程度。他以种种名义杀戮群臣，其中包括曾经跟他征战南北、战功卓著的功臣。明朝建立后，这些功臣宿将不仅居功自傲、骄恣如故，而且随着权力和欲望的不断增长，他们在政治、军事上的势力也在迅速膨胀，遂与朱元璋提高皇权，专制独裁的政策发生激烈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平素多疑的朱元璋当然会怀疑这些人对自己地位的威胁。
同时，君权和相权发生了严重的冲突，随着中央集权专制的日益发展，君相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朱元璋称帝后，先后任命过四员丞相，其中以胡惟庸最为跋扈。他是一个“专恣不法，擅作威福”的人，在任丞相的时候，也“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奏，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胡惟庸曾先后铲除了异己徐达、刘基等人，满朝文武中能与其分庭抗礼者坐无几人。于是胡的权势已发展到炙手可热、不可一世的地步，这种对皇权造成的严重威胁，多疑而又狭隘的朱元璋自然不能坐视不理。而胡惟庸的“专恣不法”，正好给他抓到了把柄，朱元璋遂以“胡党谋逆”为由，于洪武十三年兴胡惟庸党案。“词连所及，坐诛者三万余人”，前后因胡党案牵连被诛的公侯大将达二十余人，成为明初的第一大狱。从此，朱元璋吸取教训，废丞相，设六部，大权独揽。
另一方面，君权与将权也发生了冲突。朱元璋自己就是一个“马上皇帝”，一生南征北战。深知依靠武将夺取天下对于他自己的将来意味着什么，十分担心武将的叛乱。早在明朝建立前，谢再兴，邵荣的叛变就给朱元璋思想上带来深刻的震动，因此他对诸将很不放心。诸将出征，以其家属留京做人质，并依靠检校侦缉将士私事。而朱元璋对公侯大将防范越是严密，矛盾越深。功臣宿将不仅手握重兵，且又和各地卫所军官有过统率关系，很容易形成和朝庭对抗的军事力量，成为颠覆明朝统治的潜在威胁。以大将军蓝玉为例，他是开平王常遇春妻弟，虽骁勇善战，但为人“性复狠愎，专恣暴横”，在朱元璋面前也举止傲慢，无人臣之礼。诸多迹象均表明，将权将要威胁到朱元璋的皇权，多疑的朱元璋当然不可能连这一点也不知道。于是，捏造蓝玉谋反的罪状。
猜疑型性格的人警惕性特别高，对周围的人都采取不信任、怀疑的态度，而且总是朝“恶处”去考虑。对于地位显赫的人物来说，生性多疑的危害性也就越大。一方面处于权力地位的巅峰，他们的这种多疑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从道德伦理角度看，他们的行为又是一种不可饶恕的错误。同时，他们也为自己多疑的心态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3.生性多疑，捧杀亲子
由多疑而残暴，由残暴而更加多疑，并为此付出了最沉重代价的人莫过于伊凡四世了。
伊凡四世继任莫斯科大公时年仅3岁。少年时代他最喜欢玩的游戏是将小狗小猫从塔楼顶上推下，欣赏其垂死挣扎时的惨状，从中取乐。伊凡不但乐于看动物之死时的惨状，也喜欢欣赏人被处死时的挣扎。13岁时他在舅父的授意下，下令将自己的保护人安德烈王公让狗活活咬死，然后暴尸宫门示众。15岁时他下令割去一个贵族的舌头，“因为他说粗话”。
伊凡17岁时加冕，他不满足“大公”的称号，采用了表明有无限权力的尊号——“沙皇”（意即皇帝，源于古罗马皇帝的称号“恺撒”（Caesar）。加冕那天，伊凡戴上了据说是从东罗马皇帝传下来的皇冠（其实是仿制品），自称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
1547年，莫斯科市民利用“大火灾”的机会举行起义，打死了群众痛恨的大贵族格林斯基。伊凡四世乘机掌握了国家大权，提高中小贵族和商人的地位。他颁布新法典和军役法，强化了专制统治。
为了扩大领地，伊凡亲自率领15万大军去远征各公国，在攻打喀山城时，遇到顽强抵抗，于是他下令将几百名人质当作“肉盾牌”，让他们排在他的冲锋队前面，掩护部队进攻，待他攻至敌阵，即将人质刺死，然后冲入城内。城被攻陷后，又下令屠城。
伊凡四世为了强化沙皇的权力，消除封建割据，他废除了总督制，将全国划分为两部分，一为普通区，为贵族组成的地方谘议机关“杜马”管理；另一为特辖区，受沙皇直接管辖。当时大贵族竭力反对这项措施，伊凡为对付大贵族的反抗，从中小贵族中挑选1000人组成“特辖军团”，不久特辖军团又扩大到6000人。这支由伊凡特辖的部队，其成员装束特殊，他们身穿特制的黑袍，骑黑马，马脖子上挂着狗头，鞭柄上系着一把扫帚。表示他们将像狗一样忠实，把敌人清扫干净。
伊凡亲率这支私人卫队血洗诺夫哥德区，在六个星期时间里将1000多人扔进沃尔霍夫河，将城市周围二三百公里内的财物洗劫一空。
特辖兵团成立7年里，就有4000名反对派贵族被处死，无辜遭到连累的百姓达数万人。后来，特辖兵团的头头害怕事态扩大危及他们自己的利益，曾建议停止屠杀。伊凡怀疑他们不忠，1570年7月25日，在莫斯科惩办了他们。史学家记载这骇人听闻的场面：广场上架起了圆木断头台，升起了篝火，火堆上吊着一口盛满水的大铁锅，在一片阴森窒息的气氛中，沙皇伊凡身着全副甲胄威严地步入刑场，身后跟着杀气腾腾的特辖兵团队员，接着举行审判，沙皇命人列举第一个罪犯、特辖军创始人之一巴斯诺夫的罪行，下令将他判处“裂尸刑”，手持利刀的特辖队员三两下工夫就将他砍成碎块；第二个罪犯被当场用开水烫死；第三个罪犯处鞭笞刑……一时间，广场中充满了血腥和恐怖。
伊凡建立特辖区措施和利用“特辖兵团”摧毁大贵族的封建割据势力，在当时的条件下虽然具有加强俄罗斯统一的作用，但其所采取的手段却是令人生畏的。
伊凡在位51年，一生打了25年战争。长期的宫廷斗争加重了伊凡的猜忌心理，而此时他的这种心已经近乎病态了。有点精神失常的因素。
1581年11月15日，伊凡四世突然怀疑儿子伊万有抢班夺权的念头，狂怒之下从宝座上跳下来，举起铁头王杖朝儿子乱刺，太子额角上立即被戳穿一个洞，鲜血喷射而去，像一块木头似的摔倒在地。
伊凡四世一时如醉如痴，手里持着沽满血迹的棒杖呆立一旁，好像眼前这一切是别人干的。突然，他狂叫一声，伏在儿子身上，不停地吻着儿子那灰白的脸，但儿子已经两眼翻白。伊凡一只手猛捂那喷血的伤口，另一手紧抱那快僵直的身子……他惊呆了，绝望了，用刺耳的尖声喊叫：“不幸呵，我杀死了自己的儿子……”
沉重的罪孽终于使他精神失常。
太子死后，伊凡开始生活在绝望和歇斯底里之中。有一次他看到天空出现了怪异云霞，认为这是上帝向他昭示死亡的征兆，不久就重病缠身，自知寿命不长。他吩咐大主教替他削发为僧，并取名约拿。从此以后，他非常害怕在没有忏悔、没有圣餐礼的情况下突然死亡。他从各地召来60名巫师和巫医，由卫队看管起来，沙皇每天派亲信别林斯基去了解并向自己报告这些人的占卜和预言。据说女巫们曾对别林斯基讲，天上最强有力的星宿都反对沙皇，她们还预言沙皇死亡的日期。沙皇狂暴地说，在这一天他要把星相术士们统统烧死。
据说，伊凡四世晚年为了拯救自己的罪过的灵魂，曾下令编写“失宠人员”（即被其无辜处死的人）名单。伊凡手里拿着笔，苦忆冥索，搜出那些久被遗忘的幽魂，记下他们受的各种酷刑。将他们的名字用大写字母列在羊皮纸上，然后，将死者名册和施舍的重金送往修道院，以便为他们祈祷超度。死亡名册是这样开头的：
“上帝，请记住，你在诺夫格罗德信徒的亡灵有1507人……（以后是一大串姓名）还有三人被锯断双手后死去……”
这样的死亡名册有几份，其中有一份人数有3184人，另一份人数有3750人。
究竟被他亲自下令处死的人数有多少，连他自己都记不清，直到死前几天，他还在不断追忆补充他那份“失宠人员”的名单。
他在极度的痛苦和烦躁中了却了他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