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省医院来了个小病人，慢性腹泻已2～3年，年龄13岁了，个子还像七八岁的孩子那么高。经肠镜检查后，大家一致认为克罗恩病的可能性大（一种有遗传特征的可引起儿童发育迟缓的胃肠道疾病）。这时韩主任无意中看到了小孩和内镜的情况。他认真地询问了小孩的病史后认为肠结核（即结核病菌感染）的可能性更大。这个小孩正处于发育期，个子长不高是不是因为长期腹泻引起营养不良造成的呢？克罗恩病在我国并不常见，结核感染在我国常见并逐年增多。小孩是否有结核的接触史？他把问题提了出来，建议大家注意肠结核，可先进行试验性抗结核治疗。结果，抗结核治疗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效果，小孩不仅肚子不拉了，而且1年后再来复查时，已长高了一头。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同事们说：“他平时爱学爱观察爱思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然后再把这些经验传、帮、带，我们这些医生都是他言传身教带出来的。”韩主任的临床思维方式和对病人的观察判断能力的确让大家受益匪浅。特别是他在死亡率很高的重症急性胰腺炎的诊断和治疗上，在晚期肝硬化的各种并发症的综合治疗上，有独到的见解和绝招。在他的领导下，省医院消化内科的临床总体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台阶。
消化专业在内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学科，许多疾病中都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胃肠道表现。如果想要成为一名技能熟练的消化专家，那么首先和最重要的是，要有扎实的内科学基础理论知识和临床技能。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韩盛玺主任坚持长期从事临床工作。作为内科主任，他有间单独的办公室，但他很少坐在那儿，他把办公桌放在了胃镜室，在那里他可以随时进行内镜的诊断和治疗。
内镜诊断治疗是医学上的一门新兴的医学分支。它除了使诊断变得更为迅速准确外，一些过去需要开胸剖腹的手术治疗，现在都可以借助灵便的内镜来进行。相对于传统的内、外科方法，内镜治疗更为简便、快速、高效、安全。
韩盛玺主任从事内镜的诊断和治疗已20余年。他深知，内镜诊断治疗发展迅速、前景广阔，谁能够早日进入这一领域，谁就在消化学科占得先机。多年来他不断学习、摸索，开创了全省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内镜诊断治疗的先河：他在西南地区首家开展了新型电子胃肠镜检查，首家开展了清醒镇静内窥镜检查，首家开展了双管道胃镜广息肉电切术，逆行胰胆管道造影，乳头切开，胆总管结石机械碎石，内镜下胆总管内外引流术、食管狭窄贲门失弛缓水囊气囊扩张，食道支架植入，食管静脉曲张硬化套扎治疗等多项内镜治疗术。目前，省医院不仅在内镜技术上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而且还主办了三期内镜学习班，为全省培养了近百名消化内镜医师。
韩盛玺主任操作内镜之熟练、技术之高超，令同事们赞叹不已。他们说：“韩主任做胃镜、肠镜、ERGP时显得非常轻松，操作非常轻柔，而且时间很短，很快就做好了，病人也不痛苦。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
韩盛玺主任不仅在临床上成就突出，在科研方面也是成绩斐然。他在国内率先开展了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与HP感染的研究，文章在第一届西太平洋HP会议上进行了交流；率先开展了事件相关电位P300对非临床肝性脑病诊断价值研究，并在第十届亚太地区胃肠病学术会议上交流。他获得各种科研基金项目10余项，以第一、二作者在《中华内科》《中华肝脏》《中华消化》等杂志发表文章10余篇，现担任《世界华人消化杂志》《中华中医杂志》《中华腹部疾病》的编委。此外，他还多次主持参加省科委、省卫生厅科研课题招标评审、科研成果的评奖，多次参加省级新药评审和科研鉴定工作。
好学的学术带头人
在省医院和省消化病学界，韩盛玺主任的好学也是出了名的。虽然已是正高职称，在学术上也有了较高的造诣，但他从未放松过学习。他经常说：“一个医生不仅仅是在临床上看两个病人，你必须要不断地丰富你自己，终身要学。”
从一毕业到现在，哪怕是“文化大革命”人家都去造反，他也没有放弃学习。他不爱玩耍，到现在都不会打麻将，他出去开会也从不游山玩水，他没有这个嗜好。他把主要精力和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多年来，他养成了尽快吸取世界医学先进知识的习惯，世界上的一些医学成果只要一出来，他就通过互联网、外文杂志、学术会议，迅速了解并传达给同行们。作为省消化学会副主任委员，他多次主持全省消化专业会议，主讲本专业学科最新进展和今后研究的重点。
在自己加强学习的同时，作为省医院大内科主任，韩盛玺还关注着科里各专业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
在他的倡导下，内科每两周都要定期举办一次“外语查新”的学术报告，即由主治以上医生主讲，各专业轮流介绍本专业的最新动态。该活动多年来一直坚持，受到了院方的多次表扬。这种外语学术讲座，不仅使医生的外语水平、医学专业知识得到了提高，还使各个专业学到了很多交叉的内容，丰富了知识。同事们都说自己在“外语查新”中受益不少，因为病人的疾病往往涉及多个学科，各专业都必须了解其他专业的一些新的进展。
如果说“外语查新”让每个医生始终紧跟世界医学发展的前沿，那么“专业组查房”则更能让大家不断提高本专业诊断治疗水平。所谓“专业组查房”就是消化、心脏等各个专业科室把本周的急危重病人和疑难病例提出来大家讨论、会诊。讨论中大家各抒己见，你谈你的看法，他谈他的看法。最后由专业组集思广益，形成一个结论。同事们说，“专业组查房”不仅集中了集体的智慧，对病人极为有益，而且这种方式非常锻炼人、考验人，也非常能体现各个科室的总体水平。
对于同事们而言，韩盛玺主任本身就是很好的指导老师，他不仅在学术上、临床上进行指导，还根据每个人的发展潜能，建议他们该进修哪些专业。内科每年都要送一批人去读硕士甚至是博士，不管科里再忙，他都支持和鼓励大家去学习、去提高。在他带头下，科里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氛围。
极具人格魅力的大内科主任
省医院每年要在中层干部100多人中评选两个优秀干部，他经常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得票很高。同事们说，我们敬重韩主任的学识，更敬重他的人品。
由于是省内知名的消化病学专家，时常有人慕名而来找他看病。不论是省市领导，还是远方的农民，韩盛玺主任都一概热情接待。在治疗上，有些农民较穷，一些贵的药、进口药没有条件用，他就根据疾病的特点和他多年的经验，尽可能地常规用药或老药新用，尽量达到最好的效果。他经常给年轻医生说，不要一来就开最好的药，要因人而异；不要一味地大检查、大包围，要根据病情的需要而定。他处处为病人着想，令病人们很感动。从农村来的一些病人常常提着鸡和鸡蛋来感谢他，都被他一一婉拒。对于红包，他更是一概拒绝。
一年365天，只要不出差，韩盛玺主任都要坚持到病房巡视，了解各科室病人情况、值班医生情况，星期六、星期天、节假日也风雨无阻。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以至于同事们都和他开玩笑，说他得了职业病，看病成了瘾。每天，韩主任都是至少提前15分钟到医院，而且只要内科晚上有重危病人，他都来病房了解情况。他工作起来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概念，付出再多，也从来不吱声，更从不和谁讲价钱。
作为大内科主任，韩盛玺主任多少掌管着一点钱，可他从来都不乱用钱，从不用公家的钱打的、吃饭，即便是谁要请他吃饭也是很困难的。他很重视对下级医生的培养，但他并不因为谁和他关系好就重点栽培谁、提拔谁。他总是尽量发现每个人的长处，让他的能力发挥出来。
韩主任真的令大家很感动。年轻医生来了，他会主动问他们在生活上需不需要帮助。如果两口子两地分居的，他会尽力想办法帮助他们。他倡导在科里预留部分慰问基金，凡是有人病了，他都要组织大家去慰问。退了休的，他更是时常关心。就是谁的家人生了病，只要知道了，他也要去看望。
对这样的一个人，你能不尊重吗？大家说，只要是韩主任定的规矩，我们就乐于接受；只要是韩主任布置的任务，我们就会认真执行。从来没有看到他去批评哪一个，甚至没有大声说过谁。他对病人，对医生都相当客气，很包容，但也很讲原则。他领导人不是靠行政、权力，而是靠他的人格魅力，靠大家对他的尊重。我们在他面前都不好意思不听他的。只要是他说了的事情，你必须要去办，你如果不办，你就觉得对不起他。他就是这样一个极具人格魅力的好领导、好主任、好医生。
（作者系农工党四川省委宣传处主任科员。本文成文于2003年）
情注农工党依依桑梓情
杨汝纶
我于1920年9月25日生于江苏高邮一个书香门第之家，曾祖父、祖父、外祖父、叔祖父都是清进士。父亲杨遵矩，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曾任中学英语教员，后在国民政府铁道部育才科任科员，管理铁路系统的学校工作。母亲吴乃娱持家，能诗能文，是一个有文化的家庭妇女。
过去几十年，我曾担任过农工党四川省委委员、自贡市委副主委、富顺县委主委以及富顺县副县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政协副主席、县台联会长、县侨联名誉主席、县育才教育基金会副会长等。我虽然在有生之年为祖国、为人民做了些有益的工作，但还很不够。
一
1931年，苏北发生特大洪水，我们全家离乡背井。我先就读于苏州中学，后转到南京金陵大学附中。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父亲辗转入川，家居重庆，我再迁到万县市的金大附中高中，毕业后保送到成都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读书，4年后获农学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经学校推荐我先后在农本局业务处、花纱布局棉产处及关务署从事经济工作。1949年原单位迁往台湾时，父亲早已病死重庆。我是长子，家庭负担重，自请遣散，来到爱人的家乡四川省富顺县。1950年2月起从事中学教育工作，开始教英语，1952年任富顺女中教导主任，并先后在富顺师范、富顺农校、富顺二中任教导主任。1980年任富顺二中副校长。从事教育工作30年，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建设人才，感到十分欣慰。
1951年，我参加中共富顺县委宣传部组织领导的业余剧团，背着被盖下乡，宣传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运动，演出《白毛女》《赤叶河》《刘胡兰》等大型歌剧，走遍全县当时18个区，历时1年。我负责学生的学习和思想政治工作。学生演员病了，我随时递补参加演出。1953年，部分中学老师在富顺黄市区王湾乡参加“土改”，我担任副组长。通过参加火热的斗争，经受了锻炼，思想觉悟逐步提高。
在50年代，我先后当选为县总工会委员兼县教育工会主席，县中苏友好协会理事。除学校工作外，积极参加各项政治和社会活动。从1954年县里开始普选，我连续10届当选为县人民代表。1957年又当选为县人民政府委员。1983年起连续10年被安排为第五届、六届四川省政协委员。
二
1954年我参加富顺县当时唯一的民主党派——中国农工民主党。在农工党内，先后当选为支部委员、支部主任；农工党总支成立后当选为主委；农工党县委成立后当选为主委。农工党县委划归农工党自贡市委管辖后，当选为农工党自贡市委副主委、农工党四川省委委员。我列席了农工党中央“九大”，在人民大会堂受到邓小平、胡耀邦、彭真、邓颖超、王震、万里等中共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并与他们合影留念，使我终生难忘。在担任民主党派基层和地方组织的领导工作中，我始终不渝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强农工党的自身建设。几十年来，富顺农工党组织从以前的几人发展到目前的104人，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为富顺县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作出了有益贡献，受到中共市委、县委的肯定和好评。
在农工党担任职务期间，我还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工作，为老百姓解决困难。我多次组织农工党员和医术高明的医生到全县的十几个乡，为那些缺医少药的群众义务诊病。一次在自贡市福光机械厂为残疾人义诊，一位哑巴女工长期受疾病折磨，一直没查出病因，义诊中，被诊断为“肌瘤”，然后，给她做了切除手术，使这位哑人能轻松愉快地上班了，她为此感激不已。瓦市区大岩乡八斗村的幼儿教师陈桂芳，遇到实际困难无法解决，我了解此事后，多次向县、市有关领导反映她的情况，呼吁对她“特事特办”，使她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三
1980年，我时年已60岁，当选为富顺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分管文教、卫生、计划生育和广播体育工作。我自觉勤政廉正，经常深入基层，倾听群众意见，力图做一个人民的好公仆，为人民群众多办好事和实事。
1981年，富顺县遇到百年不遇的水灾，洪水淹进了县城内。我主动请战，和其他领导日夜奋战在抗洪第一线。不仅在指挥部参加研究抗洪救灾方案，还到现场观察水涨情况，看望受灾的干部群众。眼睛熬红了，顾不得休息；饿了，吃一点干粮。最使人难忘的是，一天深夜，沱江上游资中一家工厂的大酒精罐被洪水冲到了富顺县城大桥处过不去，激烈地碰撞大桥。如果酒精罐爆炸，则大桥有被毁的危险。县领导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有人建议用枪把酒精罐打个洞，使酒精罐进水后下沉通过桥洞。这个办法是否可靠，在场的人谁也说不准。当时我就建议请几个懂行的人开“诸葛亮会”进一步研究。建议当即被采纳。我立即到就近的富顺一中去请理化老师。当时，一中的大门已被洪水淹没，为了抢时间我翻墙进去，把几位老师请到了指挥部。老师们果然想出了好办法，解除了大桥被毁的危险。在抗洪救灾总结大会上受到了中共县委领导的表扬。
1984年起我改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7年改任县政协副主席，直到1993年以正县级干部退休，时年已73岁。这段时间我还奉命筹组县侨联，并当选县侨联第一、二届主席，自贡市侨联委员，在省、市侨联侨代会上受到表彰，并获荣誉证书。1994年又奉命筹组县台联，并当选为县台联第一届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