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先生是我们《中学生杂志》的老朋友，从《中学生杂志》创刊到复刊，他一直给我们许多帮助，不但为我们写文字，还帮我们出主意，定规划。如今的新读者也许不很知道胡先生其人，可是从五年之前起往上溯，那时候的读者一定知道他。假如那时候的读者在《中学生杂志》以外还看旁的杂志，接触他的文字更多，那就不但知道他，并将永远的记住他了。
今年得到消息，说胡先生在南洋某地病故了。朋友们听了，都感到异样的怅惘，与他作朋友很少会是泛泛之交的。消息极简略，可是据说十之八九可靠。我们真个失掉了这位老朋友吗?于是大家作些文字来纪念他，汇刊在这儿，成个特辑。万一的希冀是海外东坡，死讯误传。如果我们有那么个幸运，等到与他重行晤面，这个特辑就是所谓“一死一生，乃见交情”的凭证，也颇有意义。
我不想在这儿说我与胡先生的私交，因为这在一般读者看来，没有多大关系。我只想说胡先生的自学精神。他没有在中学毕业，从职业中学习，从生活中学习，始终不懈，结果既博且通，为多数正途出身的人所不及。我们经常标榜自学，也许有人以为徒然说得好听，难收真实效果。但是我们可以坚决的说绝对不然，胡先生就是个最可凭信的实例。
我只想说胡先生的组织能力。他创设了许多团体，计划了许多杂志与书刊，理想不嫌其高远，而步骤务求其切实。他善于识别朋友的长处，加以运用与鼓励，使朋友人人尽其所长，把团体组织得很好，把杂志书刊办得很好。这种能力，在现代社会中是极端需要的，却又是一般人所极端缺乏的。章程议定，计划通过，招牌挂起。下文就没有了，是我们常见的事。但是我们深切的知道，要真个干一些事，非有胡先生那样的组织能力不可。
我只想说胡先生的博爱思想。我想这或许是从他学习世界语种下根的。世界语原来不仅是一种工具，其中还蕴蓄着人类爱的精神。后来他入世更深，知道普遍的人类爱还是未来的事，在当前，有所爱就不能不有所憎，爱的方面越真切，憎的方面也越深刻，深刻的憎正所以表现真切的爱，而表现的方式不限于用口用笔，尤其紧要的是用行为。在后半截的生涯中，他奔走各地，栖栖皇皇。计划这个，讨论那个，究竟何所为呢?为名吗?为利吗?都不是。无非实做“有所为”三个字而已。为什么要“有所为”?本于他那种博爱思想，只觉得非“有所为”不可而已。
我只想说胡先生的友爱情谊。这与前一点是关联的。朋友之可贵，不在聚集在一起吃点儿，喝点儿。一个人既要“有所为”，他知道无论什么事决不是独个儿办得了的，必须与他人通力合作才成，那时候朋友就像自己的性命一样，友爱情谊自然而然深挚起来。近来有几位朋友与我谈起，朋辈之中。胡先生最笃于友谊，他关顾朋友甚于关顾他自己。在感叹家说起来，这是“古道”，如今不可多得了。其实这也是“新道”，惟有不“古”不“新”的人物，才以为友谊是无足轻重的。
以上说了四点，自学精神，组织能力，博爱思想，友爱情谊，是胡先生的长处，我们一班朋友所公认的。关于这四点，都没有记叙及具体事实，因为几位朋友的文字中都有叙及，不必重复了。
在纪念人物的文字中。有句老调，“我们要学某人的什么什么”。我不想学这句老调。我以为看了几篇纪念文字就会“学”起某人来，没有这么简单，“学”的因素很多，种种因素具备了才得完成个“学”字。不过，看了几篇纪念文字，在思想行为上发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如茅盾先生说的，受了那人物的感召力，是可能的。现在我们纪念胡先生，一位可敬的朋友，写了几篇纪念文字，这几篇文字如果能在读者的思想行为上发生若干影响，那就不是浪费笔墨，我们对于胡先生的怀念也可以稍稍发抒了。
在本志复刊后第十八期中，登过胡先生的一篇《论进步与后退》，现在在本期重印一次，让读者们再与他接触一回，听听他那非进步不可的论调。
194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