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上面的两个现象？它给予我们哪些启迪？这是我们应当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
《金瓶梅》故事的发生地是在清河。清河在何处？书中记载颇矛盾。其实，《金瓶梅》中关于地理背景的一些介绍，本身就构成了一串难解之谜。
1．《金瓶梅》与临清是什么关系？
众所周知，《金瓶梅》是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故事作由头，另辟蹊径创新著成的。《金瓶梅》故事的发生地是清河。这清河是个小小的县城，按此县的地理沿革，它历来属河北（或云京师、直隶等名称），而不属山东。《金瓶梅》称清河县属山东东平府，除了要与《水浒传》合榫而外，作者是有意要把故事的发生地往山东的地理背景上靠。考察全书，故事多写山东的临清、聊城、济宁、东平府，都是山东境内运河沿岸的城市，这用意自然就清楚了。
在山东境内，与清河离得最近的是临清。临清与清河相距七十里。在三国、魏晋时代，临清属清河郡（后汉为清河国）。而在明代，临清却发展成了一个新兴的运河城市。史料说它“自开渠运，始为要津”。由于临清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繁荣的工商业城市，而且是个重要的码头。临清码头来往商船甚多，交易十分繁荣：临清钞关所征商税在全国占极为重要的地位，即以万历年间为例，临清钞关的税收相当于杭州、扬州钞关税收的六七倍之多，所以当时临清有“天下第一码头”之称，据说那时的人口达“近百万”。
《金瓶梅》中写到临清的地方很多。有明写的，也有暗写的。明写的如第九十二回云：“这临清市上，是个热闹繁华大马头去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又如第九十三回写王杏庵指点陈经济说：“此去离城不远，临清马头上，有座晏公庙。那里鱼米之乡，舟船辐辏之地，钱粮极广，清幽潇洒。”次日，二人“到于马头上，过了广济闸大桥，见无数舟船停泊在河下”。“那时朝廷运河初开，临清设二闸，以节水利。”书中不仅写临清，而且直接写运河。此外，书中又多次写临清的钞关。钞关的主事钱龙野是西门庆家的座上宾，西门庆的货船经过临清钞关，必要写书信拜托他，请求“青目”，以减轻税额。
由《金瓶梅》中所写临清的繁华景象和所云“那时朝廷运河初开，临清设二闸”的话来看，可以断定该书所写的是明代中期以后的临清城的风貌，这是因为：
第一，会通河（即流经山东境内，从临清到东平的一段运河）是元代至元二十六年才开凿的，所以书中所谓“运河初开”就绝不可能是宋代的事。
第二，所谓“运河初开”是指明代对会通河的疏通。明初，由于黄河水患影响，“会通尽淤”。明朝政府对会通河的浚理反反复复进行了很长时间，直到孝宗弘治七年（1494年），“方得合龙”。所以《金瓶梅》所写必然是明中叶以后的事。
第三，再说临清一城建成的时间。“临清”一名虽然古已有之，但其城址建立在运河边还是明开国八十年以后的事。据当代学者傅崇兰先生考察，明洪武二年曾在今临清市设“临清县治”（至今“县治遗址”尚存），但当时并未建城，原因即在于会通河淤塞，交通不便，妨碍了这个城市的迅速发展。直到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临清城始得建成。其后才日渐繁华，一跃而成为北方的通都大邑，以致有所谓“南有苏杭，北有临张”之美誉（“张”指章丘）。
综上所述，《金瓶梅》中的临清实乃明代弘治末年以后或嘉靖以来临清风貌的真实写照。《金瓶梅》不仅明写临清，而且还有不少地方是明写清河，暗写临清，或临清、清河混写，以临清代清河，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书中出现的御砖窑和管砖厂的刘公公和黄主事。《金瓶梅》的作者把烧制皇砖这桩重要的公差挪用在故事发生地的清河来写，但事实上这完全是明代临清的事情。临清在明清两代都是大型的御砖生产基地，北京的皇宫、天坛、定陵等雄伟建筑所用的大量砖料，都是临清烧制的。
据史料记载，临清的砖官窑建于“明永乐初”，且“设工部营缮分司督之”。据傅崇兰先生考察后计算，临清在明清时的砖官窑竞有“三百八十四个”之多，每年可生产御砖“一“……………千一百五十二万块”。这些砖“都靠运河的交通之便”，送往通州。州志记载：明初“临清砖就漕艘搭解，后遂沿及民船装运”。“正是为了运输方便，临清砖官窑都分布在卫运河沿岸”，而“管理机构一直设在临清”。
我们之所以认为《金瓶梅》中所写的砖厂及其“管砖厂刘公公”、“管砖厂工部黄老爹”云云，不是清河县的情景，而是临清这个运河沿岸的城市的写照，其理由有三：第一，史料没有记载清河是御砖的生产基地。第二，清河不靠运河，在古代交通运输不便的情况下，倘要在清河大开官窑，大造御砖，其现实可能性是没有的。第三，史料明确记载临清是御砖的集中生产地，又是管理机构的所在地（见前所引《临清志》“设工部营缮分司督之”），且临清当时已成为北方经济繁荣的通都大邑，皇帝所派命官和钦差理应驻在设有管理机构的临清，怎么会呆在弹丸之地的清河？由此可见此处的清河实系临清。
除此而外，清河与临清混写的情况也有。最明显的是第九十四回，写刘二在临清的谢家大酒楼，把正在那里交欢的陈经济与郑（冯）金宝打骂了一顿，“叫将地方保甲，一条绳子，连粉头都拴在一处墩锁，分付：‘天明，早解到老爷府里去！”’小说接下来写：“却说次日，地方保甲，巡河快手押解经济、金宝，雇头口骑上，赶清晨早到府前伺候。”可是当陈经济、金宝等一行抵达守备府时，守备还未升堂，可见时间之早。然而，按书中的交代，守备府是在清河，清河离临清七十里地，纵然是雇了头口骑着，也得走一天，而绝不可能在升堂之前就赶到清河。由此看来，守备府与临清又仿佛是在同一个城市。当然，作品这一叙述可能出于作者一时疏忽。而作者的这种疏忽，又说明他在写作中其实是把临清、清河混合在一个地方来构思的。
总之，在《金瓶梅》的故事中，临清作为地理背景的因素和重要的景观都是不可否认的。
关于《金瓶梅》中临清的地理背景，王萤和王连洲先生都写过文章，他们认为《金瓶梅》的地理背景就是临清，甚至举出书中所写清河县的教场、手帕巷、皇庄、清河左右卫、玉皇庙、石佛寺、真武庙、观音庵、狮子桥、灯市、县前、土山、都督府等都是临清的地名。他们所说的是有些道理，但也不宜绝对化，因为教场、玉皇庙、观音庵、灯市、县前这些地方在清河县是必然有的。我们的看法是：《金瓶梅》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其地理背景不仅仅局限于临清一地。例如，主人公西门庆的官署山东省提刑所，书中把它设在清河县，这纯属是子虚乌有；但倘说这也是在写临清，就不合理。这是因为临清是当时的商业经济城市，而非政治中心。山东一省的提刑所，理应设在省会所在地的济南府。由此可见：《金瓶梅》的地理背景虽然包括临清，却又具有比临清更广阔的范围。再比如说，《金瓶梅》还经常把东平府与清河县连在一起写。例如第六十五回描写迎接六黄太尉的情景：“抚按率领多官人马，早迎到船上。……人马过东平府，进清河县……”清河与东平府又仿佛近在咫尺，甚至可以认为这清河县也就是东平府府署所在地了。而事实上，东平府与清河之间，还隔着东昌府、临清州等这样一些难以略去不计的地段，其间的距离相当远。由此可见，作者又有把清河与东平府混写的意向。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这样总结：《金瓶梅》故事有一个开阔的地理背景，这个背景集运河沿岸城市风貌之大成，而临清则是这个背景的轴心。
2．武大家住在哪条街？
在《水浒传》中，武大与潘金莲家住紫石街，确凿无疑。而在《金瓶梅》中，这是一笔糊涂账。
据《水浒传》第二十四回交代：“自从武大娶得那妇人（潘金莲）之后，清河县里有几个奸诈的浮浪子弟们，却来他家里薅恼”，“因此武大在清河县住不牢，搬来这阳谷县紫石街赁房居住，每日仍旧挑卖炊饼”。
《金瓶梅》因将武大一家改为阳谷人，说他因饥馑，搬迁到清河，而潘氏本清河人，所以与张大户、金莲之事一概是发生于清河县的。但为了与《水浒传》合榫，作者第一回作了如下交代：张大户死了，主家婆“将金莲、武大即时赶出，不容在房子里住。武大不觉又寻紫石街西王皇亲房子，赁内外两间居住，依旧卖炊饼”。紧接着，作者交代，因潘氏“打扮光鲜，只在门前帘儿下站着……（勾引）得几个奸诈浮浪子弟”不安分，“因此，武大在紫石街住不牢，又要往别处搬移，与老婆商议……典得县门前楼，上下两层，四间房屋居住”。“武大自从搬到县西街上来，照旧卖炊饼”。
根据以上交代，武大与金莲的居住点（即故事发生之地）应为清河县西街，且王婆也应住在县西街（因其为邻居）。
然而，到了第三回，却写西门庆“摇摇摆摆径往紫石街来”；第四回写“西门庆刮刺上卖炊饼的武大老婆，每日只在紫石街王婆茶房里坐”；写郓哥“一直往紫石街走来”；第五回写武大对郓哥说“明日早早来紫石街巷口等我”；第六回写“何九到巳牌时分，慢慢的走来，到紫石街巷口，迎见西门庆”；第九回写武松“一径投紫石街”；第八十八回写陈经济“来到紫石街王婆门首”；又写陈经济“在紫石街王婆门首远远的石桥边”……可见全书仍将武大、潘氏的家置于紫石街而论及。
何以至此？笔者将上述所云“紫石街”之处的文字_一对照了《水浒传》，除第八十八回陈经济来到紫石街之两处没有（因为《水浒传》中就没有此故事）而外，其余各处都有：第三回的一处和第四回的两处在《水浒传》的第二十四回中；第五回的一处和第六回的一处在《水浒传》的第二十五回中；第九回的一处在《水浒传》的第二十六回中。以上几处文字可看作是《金瓶梅》对《水浒传》的套用，即作者信手拈来之笔。但这一解释不能说明后面八十八回两条的问题。这两条文字暴露出作者有可能在写作中确是按《水浒传》中的紫石街构思的，但事后在修改中又作了先头部分搬家的改动。可是，这一推测对不对呢？不得而知，这桩悬案看来只得暂且存疑了。
3．武松仍是“清河壮士”乎？
《水浒传》中的武松是清河县人士，《金瓶梅》作者将他改为阳谷人，但在词话本第一回的赞诗中又称他为“清河壮士”。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