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同性恋者的医治。挽救，历来人们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同性恋者既无法通过惩处来转变，也无法通过医药或心理治疗的办法来转变。正如没有办法把一个“绝对异性恋者”变为同性恋者一样，也没有办法把一个“绝对同性恋者”变为异性恋者。即便是在那些对同性恋者处以死刑的国家、民族或宗教组织里，也没有能够根绝同性恋。现代病态心理学和医学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这种看法，不少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医生认为同性恋者是可以医治、挽救的，尤其是那些有同性恋倾向者和那些主动就医或想回复人的“本性”的同性恋者，更有希望完全治好。
我们认为，对同性恋者以残酷的手段加以惩处是不合乎人道的，但我们也不能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对之放任自流，让其我行我素，破坏社会风气，而应予以正面的引导，积极地加以救治。救治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生理治疗，主要是吃药打针，服用性激素，有必要时还可进行手术治疗；二是对同性的厌恶感，采用“厌恶条件反射法”产生对同性的厌恶感，采用“行为约束法”来控制主体的异常行为，并通过性别角色行为的训练，重建自我性别的认同。在救治中，生理的医药治疗要与心理治疗相结合，才可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对于同性恋，更重要的是以预防为主，家庭、学校、单位、社会等各方面要密切配合，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同性恋的发生。首先，要加强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婚恋观的教育，普及生理卫生和心理卫生知识，尤其要重视性知识的教育，帮助人们解除生理和心理上的障碍，使人们对性和异性有正确的认识；第二，要优化社会环境，净化社会风气，引导人们自觉抵制一切不良的行为和习惯，陶冶情操，健全人格，提高整体素质；第三，引导人们养成良好的习惯，特别是要创造正常的异性交往环境，切切不可限制异性之间的交往，男女之间在学习、工作上互相帮助，建立同志式的友谊，其中有的还可以发展为爱情；最后，夫妻之间要尽量保持默契一致，相亲相爱，和谐融洽，切不要以为有了儿女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就可不必像过去那样亲密，以致越来越平谈了，越来越找不到爱情的感觉了。如果这样，就会使夫妻之间越来越没有吸引力，就会失去家庭的温馨，并有可能走向同性恋的歧途。
爱情是男女之间性爱与情爱。灵与肉、非理性与理性有机融合的特殊情感，是一种忠贞、专一、持久而稳定的情感，它具有排他性，不允许第三者插足。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打着“爱情”的旗号，今天跟这个人恋爱，明天又跟那个人恋爱，或者同时与几个人恋爱；更有甚者，他们将男女之间发生性关系看得十分随便，性对象除了夫妻之外，扩而广之，随意与自己喜爱的人苟且，或用权用钱占有对方的肉体和情感，成了典型的“杯水主义”者。他们将自己下降到了动物单纯满足性欲需求的水平，这就是性自由。
性自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提出的一种要求性行为有绝对自由的理论，这一理论，是对封建禁欲主义及其婚姻道德基础上的一个反动，也是资产阶级个人享乐主义和自由化在两性关系方面的非道德化的表现。性自由、性解放作为一种思潮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但其理论形成则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资产阶级的性道德专家从满足个人性欲的立场出发，说什么性的欲望乃是人类天然的欲望，要求人的性行为应该具有绝对的自由，主张自然冲动的尽情舒展，提出什么“不生育的性结合与社会无关”，社会要过问就是横加干涉，多管闲事。以性自由、性放纵、性解放为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婚姻关系的道德基础决不是爱情，而是只强调个人性欲的充分满足和绝对自由，放弃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
必须明确，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与性自由绝对不是一回事，社会主义的婚姻道德和法律保障一切公民的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绝不允许任何人干涉，但却坚决反对性自由。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即无条件的无限制的自由，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同样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社会生活中，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不能超出时间和空间所规定的范围。如果在性关系上不受时空规定的约束，为所欲为，胡作非为，只强调个人有绝对的自由，那就会妨碍他人的自由，以致破坏他人的家庭幸福，给他人带来痛苦，给社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践踏了真正爱情的道德原则。
应该承认，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婚恋观和共产主义道德的教育，对资产阶级的性自由、性放纵、性解放也为一部分人所接受，甚至成了他们生活的准则。有民谣嘲讽那些生活作风腐败的干部：“只爱一个有点傻，爱上两个最起码，四个五个也不多，十个八个才潇洒。”在有些地区，卖淫嫖娼，异性按摩、“三陪小姐”愈演愈烈，性自由、性放纵、性解放竟发展到了无法收敛的地步。有这样的顺口溜：“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美女忘不了，管它爱情多与少，能够快活就是好。”时下，有些人很“开放”，在他们看来，当今谁为英雄，唯有权有钱者莫属，而“英雄难过美人关”，能过关者非英雄，因此用手中的权和钱包情妇，娶“二奶”，“泡泡妞”，打“野鸡”，销销魂，他们认为非但不是丑事，反而是英雄壮举。也有一些女人搞的很“活”，在她们看来，做生意赚钱，不但要有资源，而且要会利用资源。女人最好的资源是色、肉，最好的利用方式，是裤带松一松。因而出卖色相，做皮肉生意，有何不妥，有何不当？瞥一眼倘佯在乡间“路边店”的拉客女，游荡在街头巷尾的“野鸡”，混迹于酒吧歌厅的“三陪女”，性自由、性放纵、性解放由此可见一斑。
性自由之风也刮到了校园。在大学校园里，多角恋、随便发生性关系、在校外租屋同居、个别学生还在宿舍建立屋中之屋与异性同居、未婚先孕、失恋自杀等等，已经屡有发生。有的超过了学校纪律所容许的界限，因此受到了处分，甚至开除学籍，但这些现象从来没有杜绝过。
性自由、性放纵、性解放的实质就是“乱爱”、“滥交”，是对爱的本质和人的本质的扭曲，是对爱的亵读，是与公民道德、社会进步背道而驰的，是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对立物。
性自由、性放纵、性解放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们只强调性欲的发泄和满足，而忽视了异性相恋时的社会精神——文化的因素和真、善、美统一的品格，是在两性关系上倒退到了人类始祖茹毛饮血时代的“乱婚”、“杂婚”阶段，是从两性关系的“人化”退回到满足动物生理本能需求的原始时代，是一种兽性的还原。它是不道德的，是人格的堕落，对自己的行为极不负责，也对对方极不负责，只享受肉欲的快乐，而不承担男女结合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它毒化了社会环境，破坏了社会治安，许多恶性刑事案件都由此而引发，有些地区由于性自由、性放纵。性解放而导致卖淫嫖娼，“三陪”服务盛行，由此引发的刑事案件中竞占到刑事案件总数的60％。它还造成了性病流行，特别是称为“世纪杀手”的艾滋病，传播开来的，不公对自己的健康和生命造成了危害，而且还有可能将各种性病、艾滋病传染给爱人和后一代，毁灭掉原本幸福的家庭。
性自由、性放纵和性解放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生俱来的瘤疾，而社会主义社会则对之采取坚决拒绝和批判的态度。新中国成立后，娼妓在30多年里绝迹，被西方称为“人间奇迹”。
当前娼妓死灰复燃，性自由、性放纵、性解放成了某些人的“时尚”，但我们的法律明令禁止，卖淫嫖娼。权色交易成了打击的对象，这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宽容、放纵是根本不同的。对于犯有性自由、性放纵、性解放错误的人，主要以教育、帮助、劝阻为主从正面加以指导。正如邓颖超谈到青年婚恋问题时曾强调指出的：“爱子女的父母们，你们果真爱你们的子女么？你们果真愿你们的子女幸福么？那么，你们不但要给予子女以婚姻自主权，你们还要有一种迫切的责任，对于你们的子女，要予以恋爱的培养和指导，使他们不致得到不好的结果。”其实，不仅是家长，学校和社会也负有不容推辞的责任。要对青年进行世界观、价值观、恋爱观和性道德的教育，进行爱的权利与义务统一的教育，引导和指导他们完善人格，提高素质，正确地对待爱情、对待婚姻、对待人生，真正做一个有道德、有高尚情操和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对于那些屡教不改者，应毫不辜息地给以应得的处分；凡触犯刑律的，要坚决地予以打击，铲除各种丑恶现象，以维护真正的爱情，维持社会治安，确保社会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