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四年正月，左宗棠上疏奏叙有关在新疆建行省的事宜，同时请求派员和俄国谈判有关归还伊犁和交换战俘这两件事。朝廷派遣全权大臣崇厚出使俄国。俄国用通商、划分国界和索要赔款三件事相要挟。崇厚轻率地签订了条约，这不禁引起了朝廷有识之士的纷纷反对，议论好久都没有决定下来。左宗棠上书说：“从俄国占据伊犁以来，蚕食侵占没有停止过，新疆已有每日缩地百里的势头。俄国把伊犁看成自己的外府，我们要讨回土地，他们就索要赔款卢布五百万元；俄国归还伊犁，对俄国方面没有一丝一毫的损伤，而我们得回伊犁，只不过是一片荒野郊原。现在崇厚又提出给俄国霍尔果斯河和帖克斯河，这就是将伊犁西南的土地划归给俄国。在军事上打不过人家的时候，才可能出现割地求和这样的事；现今一箭未发，就马上送献战略要地，这种条约是万万不可以签的！俄国的商人目的想要进行贸易，他们的政府便在各地广设领事馆，想借通商之由深入腹地，这也是切不可准许的。臣下认为俄国人包藏祸心，他们猜测我国可能已厌倦兵事，用全权大臣谈判的办法来牵制边疆大臣。当今之计，应当先和俄国人谈判，委婉而运用计谋，另一方面，要准备在战场上和他们决一雌雄，坚忍而务求胜利。臣下虽然衰老平庸不成样子了，但哪里敢不勉力效忠啊！”光绪皇帝认为左宗棠的话大长了朝廷志气，命令把崇厚逮捕治罪，朝廷今曾纪泽出使俄国，更改前面的和约。这时左宗棠请求亲自出兵驻防哈密，策划收复伊犁。他命令金顺立即率军出发，作为东路；张曜率部沿特克斯河进兵作为中路；刘锦棠经布鲁特游牧地区作为西路。又分别派遣谭上连等各带兵驻守喀什噶尔、阿克苏、哈密等地作为后路声援。这几路部队总共有马兵、步兵四万多人。声势浩大，士气高昂，他们决心与俄军不惜决一死战，务必收复伊犁。
光绪六年四月，左宗棠坚决表示自己收复伊犁的决心，命人抬着棺材从肃州出发，五月抵达哈密。俄国人听说清军大兵出动，就增兵守卫伊犁、纳林河，另外派兵舰在海上巡弋，以震撼京师。此时天津、奉天、山东等地也同时告警。七月，朝廷下诏让左宗棠回京城任顾问，让刘锦棠代替他。俄国人也害怕清军的威武，担心事态发展后会引起决裂而挑起战端。次年正月，在中国赔款上又做出让步后，清与沙俄终于达成了《中俄归还伊犁条约》，中国收复了伊犁的绝大部分地区。
四、入京出京披甲领兵
左宗棠用兵善于审时度势，把握战机；筹措战事，更是注重节制兵丁人数，并且以保证粮饷充足为根本。当时刚开始西征，左宗棠担心各行省协助军饷不能按时到达，曾经上疏建议向外国借款。沈葆桢反对他的建议，光绪皇帝下诏说：“左宗棠以西线战事为重，国家又何惜千万金，特拨给款银五百万两，再准允他向外国借贷五百万。”左宗棠部队出塞共二十个月，新疆南北各城能全部收复，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能够做到军饷及时供给充足。当初议论西部边防事务时，左宗棠主张发展屯田，听到的人都认为左宗棠迂腐。等看到左宗棠上奏论述关内外过去屯兵的利弊，以及论及将兵农划开为二，挑选精壮的人为兵丁，让老弱的人去屯田垦地，大家于是才佩服左宗棠老谋深算。新疆平定后，朝廷升调左宗棠为军机大臣。入朝觐见后，皇上赏赐左宗棠可以在紫禁城内骑马，可由内待二人搀扶着上金銮殿。左宗棠在朝廷任高职，引起朝野上下的轰动。很多读书人兴奋地议论说，中国相当长时间落后，非常脆弱，这次左宗棠打败了沙俄，中国有希望了。外国人也渐渐传说他的战功。他刚入京师时，内城有教堂高楼，在楼上可以俯瞰宫殿，民间老百姓传说左侯到，教堂高楼就要被捣毁。外国人为此也惶惶不安。左宗棠不得不公开贴出告示让大家放心，于是谣传停止了左宗棠在军机处当值，因他长年在外征战并不熟悉朝中的礼节、掌故，因而屡屡受害；他性格耿直，难免得罪人，因此就有许多同僚多厌烦埋怨他。宗棠本人也不乐意居住在京城之地，于是进京不久，便称病乞求引退。九月清廷命他出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左宗棠上任后出巡吴淞，路过上海时，洋人为左宗棠树龙旗，鸣礼炮，非常恭敬地欢迎他。
光绪九年，法国人攻打越南，左宗棠这时已七十有余，且身体多病，已致仕在家。但当他听知此消息时马上请求到云南指挥军队，并下令让旧部王德榜在永州招募军队，号称“恪靖定边军”。到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终于爆发，云南、越南官军溃败，左宗棠被召入京，再次任职军机处。不久法军大举向中国内地进犯，光绪皇帝诏令左宗棠到福建视察部队，左宗棠命王鑫之子王诗正暗中率军渡海到台湾，号称“恪靖援台军”。王诗正到台南，受到法兵阻击，他与台湾军民一道最终击败法军。而王德榜会合其他部队在谅山取得大捷。中法和议达成，左宗棠称疾请求告退，但尚未获准，七月在福州病逝，时年73岁，赠太傅，谥“文襄”。将其灵位入祀于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在湖南以及立有战功的各省建立专祠祭祀。
书外人评：因历史局限和阶级偏见，左宗棠曾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但总观其生平，其主要功绩是在帝国列强瓜分中华之时，他以大智之言，力排朝廷重臣之昏庸众议；以大勇之行，克服万难，坐镇甘陕。收复新疆之壮举，国人称快，造福子孙，亦令侵略者震惊，举世刮目相看！其维护祖国统一大业之奇勋，捍卫边疆之殊功，可于张骞、班超并驾齐驱！左宗棠无疑不愧为同治中兴名臣、一代名将，是对于国家领土贡献最大的人物之一。
赞襄大臣煊赫一时--肃顺传
肃顺（1815~1861），字雨亭、豫庭。满洲镶蓝旗人，第一代郑亲王济尔哈朗的后裔。父亲乌尔恭阿是济尔哈朗的第十二代王爵继承人，死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三子端华袭封了王爵。道光三十年，道光皇帝驾崩时，端华和僧格林沁、载垣均为顾命大臣。这几位王公一同辅佐新君咸丰皇帝，咸丰皇帝在朝的十一年中，他们忠心耿耿；咸丰皇帝由端华得识肃顺。
肃顺为乌尔恭阿第六子，道光十六年，经例试授辅国将军，任散侠大臣。道光二十九年，任奉宸苑卿。一年后，擢内阁学士后屡任工部、礼部、户部左侍郎，同时兼副都统，咸丰七年（1857）初，擢左都御史，十月，迁理藩院尚书，次年十月，擢礼部尚书。咸丰九年起直至死前数日，任户部尚书、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协办大学士等职。
吏治的好坏影响着民心的向背，民心的向背决定着王朝之兴亡、国运之盛衰。乾隆中后期以来，清王朝吏治败坏，腐败丛生，整饬吏治势在必行。咸丰皇帝执政的最后三四年间，国内外局势一派混乱，为此他逃避于声色。许多以前由皇帝和军机大臣共同处理的军国大事这个时候均由几位御前大臣，主要是载垣和端华来处理，但是这二人生性优柔寡断，因此遇事常常向肃顺请教。这样一来，肃顺逐渐握有重权。肃顺则愎自用，常常用严厉的手段处置昏庸无能、贪污腐化的官吏。所以一旦肃顺秉政，就接连兴起几个大狱，意在抑制腐败。咸丰八年，他在耆英一案中得到了充分表现。耆英与英法联军在天津谈判时陷入困境，他擅自离开天津回京。九卿奉旨议罪，由于肃顺的力主，耆英论死。在处理另一案时，肃顺也同样采用严酷手段。当年十一月，有人弹劾顺天府乡试主考官受贿舞弊。据查，主考官大学士柏俊应仆人之请掉换试卷，致使优者落榜。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柏俊本人有受贿一事，但由于肃顺、载垣及其同党陈孚恩的力争，终于为柏俊论死找出罪名。另外三位卷入此案的官员亦被处死，其中一位是同考官浦安。这种严刑峻法的结果使肃顺等权臣遭人惧恨与痛骂。但是戊午科场舞弊案并非肃顺罗织的冤狱，案情的处理是同当时的战时环境及清朝统治阶级上层的政治斗争息息相关的，处死主考官大学士柏俊是肃顺推行重典治国策略的重要步骤，既整饬了吏治、打击了政敌，又为他实施重用汉臣的政策扫清了障碍，戊午科场案对咸同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道光三十年后的国内动乱，使得清政府财政状况很不稳定。肃顺任户部尚书后不久，即试图进行改革以增加国家收入。咸丰三年发行纸币，当年，政府开始将旧铜币熔化重铸高面值新币。没多久时间，伪币大量出现，京城之外，人们拒用新币。由于货币贬值，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日益困苦。
咸丰九年末，肃顺逮捕了偷工减料、有贪污行为的铸币局的主管人员和户部官员，一个月后，由于端华的检举，类祐的一名奴仆因和铸币局舞弊行为有关被拘捕。这年年底，户部衙门失火，几乎焚毁殆尽，据肃顺推测，此事是几个铤而走险的户部官员所为，以便销毁罪证。此事发生后，又有许多人被捕被杀，但严厉的办法并未能缓和局势，反而更加得罪了从中获利的王公朝臣。由于货币贬值，北京的生活日艰，当时有传说，许多持有贬值的大钱的人在街上遇到肃顺时，即将钱迎面掷向肃顺。
肃顺参与过对外交涉。咸丰九年七月至咸丰十年五月间，他和瑞常在京与俄国使节伊格那捷耶夫将军曾多次举行会谈。咸丰八年签订了《中俄条约》，沙俄从中获取许多权益。为巩固条约所获得的权益，俄国使节又频频来华商谈签订补充条约。谈判恰在大沽口击退英法舰队之后，谈判历时十个月没有结果，最后，俄国使节离京回国，但肃顺与他的私交很好。
咸丰十年九月，桂良在天津与英、法公使谈判破裂以后，载垣和军机大臣穆荫奉旨去通州议和，以阻止英法联军向前逼进。九月十八日，载垣奉咸丰皇帝命令逮捕了英国翻译巴夏礼及其随员，解送北京关押。联军马上在通州附近进击清军。九月二十一日，奕取代载垣和穆荫与英法议和，但英法联军继续进逼北京，次日，肃顺护驾从圆明园出逃，九月三十日到过热河行宫。
北京条约缔结之后，英法联军于是撤离，但朝廷仍滞留在热河。咸丰皇帝将朝政委之载垣、端华、肃顺和景寿四位御前大臣。咸丰十一年二月初，肃顺兼协办大学士。此时，掌权的军机处完全在四位御前大臣的控制之下，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和焦佑瀛又成为四位御前大臣发布圣旨的工具。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咸丰皇帝垂危之时命其子载淳继承大统，他已无力亲笔写诏，于是就命令四位军大臣及四位机大臣起草诏书，这八人被封为赞襄政务顾命大臣，在载淳未成年前共同辅政。但是，他们发布的一切政令，都必须征得慈安、慈禧两宫太后的同意。八大臣本来打算不理会这一限制，故而与两宫太后发生矛盾。一位御史建议应由皇太后摄政，辅之以皇帝嫡亲时，肃顺和众辅政当即起草一道谕旨斥责这位御史的建议。皇太后起初拒绝签发这道谕旨，但在八大臣的胁迫下不得不最终发出。另外，肃顺身为总管内务府大臣，主管皇太后的用度和供给，当时京城传说他有意使皇太后挨饿。
后来，皇太后与奕密谋推翻八大臣。咸丰十一年十月，清王朝人马从热河返京时，肃顺受命护送咸丰皇帝梓宫，慈禧太后带领幼帝比肃顺早一日抵京，表面上是为了迎接大行皇帝的辞官进城，但慈禧太后一到北京就传旨逮捕肃顺及其他辅政大臣。这一天夜晚，奕及一队骑兵迅速抵达肃顺的驻地，肃顺从床上惊起，没有经过任何反抗即被逮走。在北京其他几位辅政大臣也被突然拘捕，次日，当下令逮捕他们的谕旨公诸于众时，他们的生命即已经走到尽头。十一月十八日，肃顺在刑场斩首示众，载垣、端华赐自尽以维持体面。据当时的记载，肃顺在临刑前大骂太后和奕，并埋怨其余几位辅政大臣没有听他的话牢牢地掌握住大权。
肃顺集团的其他成员受到一定的惩处，其中驸马景寿得免，由于他是奕的姻亲，其余辅政大臣退出军机处，有的流放有的革职。陈孚恩被视为肃顺的心腹，发往伊犁，同治五年（1866）为土匪所杀。耆英之子奏请昭雪其父，被拒，因其父罪有应得。
书外人评：肃顺其人才干在文祥、荣禄等人之上，他的特点是唯才是举，不分满汉。胆大、果决，但是，也是跋扈得很。肃顺对吏治的整顿，为清室的“中兴”扫清了道路，提供了条件；肃顺整顿吏治的成效虽然是明显的，但他对官吏的惩处既没有超越法律的规定，与前期同类案的处治相比较也没有从严；吏治腐败已成为王朝的痼疾，肃顺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澄清晚清吏治。
淮军军阀出卖主权--李鸿章传
一、用农民鲜血染红顶子：李鸿章的发迹史
李鸿章，本名章桐，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在家排行老二，道光三年（1823）正月初五出生于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磨店乡（现属肥东县）。父李文安，别号愚荃，是一位遵循儒家道德和治略的官僚士大夫，道光十八年（1838）戊戌科进士，官至刑部郎中，记名御史。因此李鸿章也算是官宦世家出身。李鸿章一生的轨迹用他自己的话，可以概括为“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
道光二十七年（1847）李鸿章中进士，后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学习期满后，留馆任编修。编修虽说是一个七品小官，但是清代的汉人入阁拜相，差不多都以此起家，关键在于各自的学问与道德修养的高下。
没过多久，太平军兴起，中止了李鸿章走翰林升官的道路。他和他的老师曾国藩一样回到家乡办起了团练。不久，李鸿章因军功被授道员的头衔，并赏顶戴花翎，成了四品官，这也成为李鸿章以后做官的本钱。但是，由于当时官场上的倾轧与猜忌，李鸿章没能青云直上，只得寻找其他出头的捷径。
这时，曾国藩统率的湘军在同太平军的作战中取得了一个小胜利，李鸿章感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认为一旦投奔到老师的麾下，必定得到重用。在他的心中，仿佛大好前程已经指日可待了。
然而事情并不像预期的那样顺利，到了曾国藩的幕府后，李鸿章也是不甚得意。一是因为李已经是四品的道员，而在曾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幕僚；二是当时曾国藩也只是以侍郎身份督办江西军务，官位不算显赫，因此李鸿章也不会通过依附曾国藩而很快得志；三是李原本在家乡办团练，认为可以独当一面了，而现在则没有了出头露面、立功表现的机会。因此，师徒间难免有点小的摩擦，李鸿章还曾一度拂袖而去，“闲居一年”。
李鸿章的吏才在弹劾翁同书一事上露出了冰山一角。时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在处理江北练首苗沛霖事件中有不当之处，又在定远失守之时弃城逃跑，没有尽到封疆大吏的守土之责，有负朝廷所托。曾国藩对此极为愤慨，有意上书皇帝弹劾，祈求下旨严惩，但又难以措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