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达为人正直，疾恶如仇。洪武六年胡惟庸出任中书省丞相，他专横霸道，招财纳贿，看到徐达功高望重，他初“欲结好于达”，借以壮大自己的在朝中的势力；但徐达鄙薄胡的为人，不屑与之为伍，胡惟庸竟使用阴谋诡计，“赂达阍者福寿使图达”；但福寿不为所动，揭发了胡惟庸的阴谋，徐达更“深疾其奸，从容言于帝”，指出胡惟庸心邪术诈，既贪奸又阴险，不宜委以丞相的重任，没过几年，胡惟庸的罪行充分暴露后，被朱元璋罢职处死。
徐达虽然有功于朝廷，但他从不居功自傲，徐达一生九佩大将军印，削平群雄，安定天下，立盖世功，但他还是始终恭谨自恃，敬遵礼制，每遇征战，“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代”，在建国后，他并没有脱离戎马生涯，曾三次挥师塞北平虏，其余大部分时间镇守北平，在那里整饬城防，操练兵马，屯田积谷，做到常备不懈，使北方边防日益巩固。“每岁春出，岁暮召还，以为常。还辄上将印”。他与朱元璋的关系虽素有“布衣兄弟”之称，但他从不因此忘形放肆，相反，在“帝前恭谨如不能言”。有一次，朱元璋对他说：“徐兄功大，来有宁居，可赐以旧邸”，要将朱元璋称吴王时所居王宫赐给他住，但徐达不愿逾制，坚辞不受。朱元璋便在旧邸设宴款待徐达，“强饮之醉，而蒙之被使卧床就寝”。徐达醒后，发觉自己睡在朱元璋过去睡过的龙床上，不禁大惊失色，急忙下床，俯伏阶下，连称“死罪”！朱元璋只好“命有司即旧邸前治甲第”，赐给徐达，并在新邸前建“大功坊”，以表彰徐达开国之功。
洪武十七年，徐达在北平背生疽，朱元璋对他的病情非常担忧，马上派徐达长子徐辉祖持敕前往慰问，并将徐达接回南京治疗。但徐达的疽疾仍继续恶化，于洪武十八年二月七日病逝，终年五十四岁。朱元璋惊闻噩耗悲恸不已，为之辍朝，亲临哭奠，这封徐达为中山王，谥号“武宁”，赠子孙三世皆王爵，赐葬钟山之北，并亲自撰写神道碑文，以纪徐达的丰功伟绩。又命“配享太庙，肖像功臣庙，位皆第一”。
书外人评：徐达有古大将之风，运筹帷幄、严于律己、审时度势，都有许多的军事思想可以学习，但他最为明智的闪光点，无疑是面对朱元璋时的谨慎。朱元璋大杀功臣是很有名的，徐达虽然有传言因赐鹅而终，但是从他生前身后以及其子孙终明一代身荣名显的情况看，明太祖应该对他未起杀心。但是如徐达、王翦，既要与敌人斗心计，又要时刻提防君主的猜疑，实在令人郁闷。正所谓：周亚夫可再得，汉文帝可再得乎？
一人擅政九族被诛明初的小丑篡位者--胡惟庸传
一、专权结党图谋不轨
胡惟庸（？~1380），定远（今属安徽）人，明太祖朱元璋的功臣之一。龙凤元年（1355），在和州投奔了明太祖朱元璋，被授任元帅府奏差。不久转宣抚使，又转任宁国主簿，后进升为知县，再升为吉安通判，不久攉拔为湖广佥事。洪武元年，胡惟庸被召任太常少卿，再进升为太常寺正卿。
洪武三年，明太祖朱元璋任命胡惟庸为中书省参知政事。以后，他又代替汪广洋担任了左丞相一职。洪武六年正月，右丞相汪广洋被贬降为广东行省参政，明太祖以右丞相人选难择，很长时间没有设置右丞相，这样一来胡惟庸就以左丞相的身份独专相府事务了。同年七月，胡惟庸被提拔为右丞相。过了一段时间，明太祖朱元璋又改任胡惟庸为左丞相，而重新起用汪广洋为右丞相。
朱元璋认为胡惟庸有才能，对他宠遇有加。胡惟庸也勉勤任事。曾经以构执小节及时把握机会，勤勉做事迎合朱元璋的意图，朱元璋对他的恩宠日盛，好些年独自担任丞相。甚至胡惟庸处死和黜陟一些官员，都不用奏请明太祖，胡氏就可以自己直接决定。内外诸司大臣上书向明太祖朱元璋奏事，都要经胡惟庸将疏奏取来查看，如果对自己不利的疏奏，胡惟庸就把它们隐匿起来不报告给明太祖。在这种情形下，四方急于谋取功名的人和那些被罢职的功臣武夫，竞相到胡惟庸家门，行贿馈赠大量的金帛、名马、好玩等物，数量多得无法计算。大将军徐达对胡惟庸的恶劣行径深为痛恨，在明太祖朱元璋面前多次数说胡惟庸的罪行。于是胡惟庸于是心生怀恨，就诱使徐达的看门人福寿拉拢徐达，结果反被福寿予以告发。
御史中丞刘基也曾经揭发胡惟庸的劣迹。后来刘基患病，明太祖派遣胡惟庸带领御医去看他，胡惟庸于是趁机投毒暗害了刘基。刘基死后，胡惟庸做事更加肆无忌惮，他和太师季李善长相互勾结，把自己哥哥的女儿嫁给李善长的从侄子李佑为妻。学士吴伯宗曾对胡惟庸进行了弹劾，结果险些惹来灭门之灾。从此，胡惟庸的势力更加嚣张。他老家定远县的旧宅有一口井，井里忽然长出了石筝，高出水面好几尺，阿谀奉迎的人们纷纷争引符瑞，又说胡惟庸祖父三代的坟冢上夜里都有照亮夜空的火光。胡惟庸听了更加高兴，于是渐渐产生了图谋不轨的念头。
渐渐，胡惟庸用开始拉拢与朱元璋有嫌隙的官员。吉安侯陆仲亨从陕西回来，擅自乘坐用四匹马拉的车子。朱元璋对此很生气，他斥责陆仲亨说：“眼前中原地区战火刚刚停熄不久，老百姓刚刚恢复劳动生产，登记户口，购买马匹，生活相当艰苦。如果朝廷的官吏们都效仿你的所作所为，老百姓即便是卖掉全部子女也不能满足你的奢求！”于是便罚陆仲亨到代县捕捉盗贼。平凉侯费聚奉朱元璋之命安抚苏州的军民们，但费聚却整天沉湎于酒色之中。事情为朱元璋所知，朱元璋对费聚很恼怒，责令他前往西北地区去招降蒙古人。费聚到西北后没取得什么进展，朱元璋又对他加以申斥。陆仲亨、费聚二人十分恐慌害怕。胡惟庸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就暗地里用权力胁迫引诱这两个人；陆仲亨、费聚二人平素鲁莽骁勇，看到胡惟庸正在当权用事，便与胡惟庸密相往来。
有一次，陆仲亨、费聚路过胡惟庸家受邀宴饮。喝酒到了微醉之时，胡惟庸把左右的人打发下去，对陆仲亨、费聚二人说：“我们这些人所做都是违法之事，一旦被皇帝发觉，那怎么办才好？”陆仲亨、费仲亨二人听了胡惟庸的话非常恐慌。于是，胡惟庸就把自己的打算告诉给陆仲亨、费聚，要他们两个人在外面招兵买马。
胡惟庸又曾经让心腹陈宁到兵部批阅全国各地的军马籍，命令都督毛骧把卫士刘遇贤以及亡命之徒魏文进等人搜罗为心腹，他对他们说：“我以后在关键时期将对他们有所任用。”太仆寺丞相李存义是李善长的弟弟，又是胡惟庸女婿李佑的父亲。胡惟庸也叫李存义暗中去怂恿李善长谋反。李善长年纪已经老了，李善长却对朱元璋有着深刻地认识和深深的恐惧，他坚决拒绝胡惟庸的提议，不同意和胡惟庸一起干，但经不起胡惟庸的再三说服，最后只好勉强同意默许，但并不参与其中。胡惟庸更加以为谋反可以取得成功，于是，他就派遣明州卫指挥使林贤渡海招诱倭寇，让倭寇如期响应他，另外，胡惟庸又派元朝的旧区耆老旧臣递送书信给元朝的继承者，表示向元朝的继承者俯首称臣，同时请蒙古军队在外面响应他的叛乱。但造反的事都还没来得及实行，正赶上胡惟庸的儿子在街上骑马，摔死在车下。胡惟庸把驾驶车辆的人处死了。明太祖朱元璋听后非常生气，加上平时他对胡惟庸的所为已有耳闻，便结合这一机会严申律法，下令胡惟庸给死者偿命。胡惟庸乞求给死者的家属一些金帛，把此事敷衍过去，但朱元璋不允许。这样一来，胡惟庸更加害怕，于是就和御史大夫陈宁、御吏中丞涂节等人密谋起事造反，加快了起事的步伐，并暗中通知全国各地以及追随自己的武将，让他们起来响应。但是事态的发展并不如意，起初信誓旦旦的人都开始推诿，在朱元璋的强权面前只剩了一个可笑的胡惟庸暗中对立。
二、“胡狱”株连穷究党羽
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国来向明朝进贡，胡惟庸等把此事压下来，不让朱元璋知道，宦官出来见到占城贡使，入宫向朱元璋奏明情况。朱元璋知道后非常愤怒，下敕责怪有关机构的大臣，胡惟庸和汪广洋叩头向朱元璋谢罪，并把责任归咎于礼部，礼部尚书等官吏又推诿到中书省头上，朱元璋见他们如此推诿，更加气愤，把诸位相关大臣都关起来，追问其主要责任。没有多久，明太祖就赐死汪广洋，汪广洋的妾陈氏就是没入官府的陈知县的女儿。朱元璋勃然大怒，说道：“没入官府的妇人女子，只配给武将功臣家，文臣怎么能得到呢？”于是命令司法机构进行调查。因而，朝廷发现了胡惟庸及六部堂属官员们都受牵连，应当抵罪。
洪武十三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上书朝廷，告发胡惟庸企图谋反政变的罪行，另一御史中丞也把胡惟庸一系列秘密活动报告了朝廷，朱元璋知道后大发雷霆，下令把他们交给廷臣官员严加审讯，供词中也涉及陈宁和涂节两人，廷臣们说：“涂节本来也参与了胡惟庸等人的谋反计划，只是发现事情不能成功，这才开始揭发胡惟庸的谋反举措，涂节本人难辞其咎。”于是，朱元璋下令诛条杀胡惟庸、陈宁以及涂节等人。
胡惟庸虽然已处死，但他谋反的细节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到洪武十八年，李存义被人首告，免于一死，被安置到崇明县。洪武十九年七月，林贤的案件审讯确定后，胡惟庸同倭寇勾结事才又败露。洪武二十一年，蓝玉进攻沙漠地区，搜得了胡惟庸勾结蒙古的信件。他上报当时的宰相李善长，但被李善长扣压，到洪武二十三年这件事被人告发，明太祖逮捕李善长的管家卢仲谦，卢也证实了胡惟庸与李善长长期勾结往来。不久又查明了陆仲亨、费聚、赵庸三侯与胡惟庸勾结等非法的行为，因此朱元璋大怒，将所有参与阴谋的人及其家族全部处以极刑。前后人数达三万余人，仅李善长一家就七十余口被杀，胡惟庸更是被诛灭九族。
书外人评：后来的史料中很多都证实胡惟庸仅仅只是弄权，并无谋反实迹，也许正是这一点触发了朱元璋的逆鳞，从而引来株连之祸，这都需要从事历史研究的专家去探讨，但胡惟庸越职擅专，从自身讲，即使他有篡逆之心，却并没有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他的协同者的退缩正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注定了他的失败。
杨大学士多谋善断--杨荣传
杨荣（1371~1440），初名子荣，字勉仁，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瓯县）人，建文二年（1400年）中进士。授编修之职，明成祖朱棣即帝位之前，杨荣主动投靠；朱棣登位前，在马前曾向他询问是先谒见太祖灵还是先即帝位。杨荣说：先谒灵名正言顺，朱棣于是率车马先晋谒了太祖灵后才回宫登上帝位，从此被视为心腹，朱棣即位之后，杨荣立即被命入值文渊阁，当时在文渊阁入置的七人之中以杨荣年龄最少，但最为机敏。有一天晚上，宁夏有战报送来，说宁夏一城被叛兵所围，当时只有杨荣一人在值，朱棣向其询问应对之策。杨荣说，宁夏被围之城十分坚固，人也英勇善战，此奏从该地到此已十有余日，如没有问题城围已解，如有问题应早以被攻破，再怎么商议，也无济于事了。果然到半夜另有奏报送来，城围已解。朱棣非常赞赏他预测的准确。永乐五年（1407）杨荣被派往甘肃经略军务，杨荣对所过山川形势多有所了解、审核，对当地军民多方安抚，回京之后，将所见所闻所做之事汇报给朱棣，朱棣大为高兴，当时正值盛暑，朱棣亲自为其切瓜吃，第二年杨荣因其父丧，请求丁忧归葬，朱棣让他葬父后立即回朝任事。不久其母又亡，杨荣乞求为父母守制，朱棣以大军即将北征，朝中期以重任未许朝中期以重任为由没有批准。永乐八年，朱棣率军出塞，北征蒙古，曾特意精选勇士三百人为前卫，直接由杨荣指挥，作为大军的前导，后大获全胜而返。永乐十一年，朱棣再一次北征，并命胡广、金幼孜与杨荣共同随行。在征战期间，凡大军的诏令及旗帜符验，必得杨荣验看之后才得发出。当时大军北征，多因粮草缺乏，半途而退，这次杨荣特向朱棣建议说：我军要得持久之胜利，必须在所占之地屯军、屯田，如此不仅减少转输之劳，且可使兵食无忧，大军远征，要想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必须处理好粮草的问题。所以我建议在当地进行屯军、屯田，这样可以减少周转运输的过程，保障军士的粮草供应。这一建议获得朱棣同意。明永乐十六年，胡广病卒，朱棣命杨荣执掌翰林院，对其亲任无比，因此引起众大臣的嫉妒，一天有人上疏举荐杨荣为国子监祭酒，朱棣对众臣说：朕知道杨荣担任这一职务是非常合适的，但朕需要他时刻在朕左右，由此得知杨荣被朱棣的信任程度，不敢再对他有任何微词。永乐十八年，杨荣进为文渊阁大学士。永乐二十年朱棣再次率大军出征，此次因敌情不明，粮购草运输接应不上，士兵死亡十之二三，大军不得不班师回京。朱棣因为此次远征的失败，加上年事已高，郁闷成疾，到榆木川时终于身体不支病逝。当时众人不知如何是好，手足无措，杨荣与随军的金幼孜等人立即商议说，大军在外，离京师尚远，恐朝中发生不测，应该秘不发丧。因而每天为朱棣进膳如常；每天仍以朱棣的名义发布诏令，同时秘密派人飞驰赴京师密告皇太子。
仁宗即位之后，杨荣进职为太常寺卿，谨身殿大学士。不久由于杨荣在朱棣去世时所决定的诸事得到褒奖，并厚予赏赐，擢升为工部尚书，享受三职俸禄，宣德元年（1426），汉王朱高煦谋反，宣宗诏杨荣商议计策。杨荣请帝亲征，他说：“汉王认为陛下刚刚登上帝位，还没有树立自己的威信，一定不会亲征。如果我们在此时由陛下亲自进行征讨，一定会打乱叛军的部署，到时天下必将为之震动，叛军也就会从内土崩瓦解了。”宣宗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就照着做了，果然大军行至汉王叛乱的乐安，朱高煦的叛军立即如鸟兽散，汉王朱高煦不得不出降，大军凯旋回师。杨荣由于决策英明也受到厚赏。英宗即位之后，杨荣仍然受到倚重如故，正统三年（1438）加杨菜太子少师，正统五年杨荣乞求回乡扫墓，明英宗特命中官及大批人马护送，在扫墓完后归途中病卒，年七十，赠太子太师衔，谥文敏，杨荣前后历时四朝，多多谋善断，无论在哪一朝都被各帝倚为心腹，这在历朝历代中是不多见的。
书外人评：杨荣以自身之才获得明成祖的信任，并在之后的三朝都尽心竭力辅佐，得以君臣相得，实在是不多见的际遇。而历览各朝各代，君臣之间侍之以忠、待之以诚，往往都有好的结果，足见人心虽不能测，诚挚却可以转移性情和改变关系。
主修大典才名永传--解缙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