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即位后，认为《通志》比其他的史书更便于阅读，也易于借鉴，就召见司马光，大加赞赏，并赐书名为《资治通鉴》，说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还亲自为此书作序。神宗还将颖邸旧书三千四百卷赏给司马光参考，写书所需的笔墨纸砚以及伙食住宿等费用都由国家供给，这给司马光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同时也促进了这部史书的编修工作。到神宗元丰七年（1084），此书终于完稿，这部书的修订前后共用了十九年时间。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本编年体通史，记述了从周烈王二十三年（403）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个年头的历史。全书共计二百九十四卷，另三十卷，《考异》三十卷。这部书选材广泛，除了有依据的正史外，还采用了野史杂书三百二十多种，而且对史料的取舍非常严格，力求真实。这部书所记述的内容也的确比较翔实可信，历来为历史学家所推崇。而且《通鉴》记事简明扼要，文笔生动流畅，质朴精练，不仅可以作为史学著作阅读，有些篇章也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
《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了司马光著史治国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也为全社会提供了一笔知识财富。清代学者王鸣成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通鉴》已和《史记》一样，被人们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也代代相沿，使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即“通鉴学”。
当然，这些都与司马光的呕心沥血分不开。在洛阳的十五年，他几乎耗尽了全部心血。在完书后他曾上表皇上说：“臣现在骨瘦如柴，老眼昏花，牙齿也没几颗了，而且神经衰弱，刚刚做过的事情，转过身就忘记。臣的精力全都耗费在这部书里了！”司马光为编书经常废寝忘食，有时家里实在等不到他回来吃饭，便将饭送至书局，还要几次催促，他才吃。他每天修改的稿子有一丈多长，而且上面没有一个草书，全是一丝不苟的楷书。书成之后，仅在洛阳存放的残稿就堆满了两间屋子，可见他为这本书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
司马光一生著述很多，除《资治通鉴》外，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凉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四、司马相公名成天下
《资治通鉴》写成以后，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他在洛阳居住了十五年，天下人都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宰相，老百姓都尊称他为司马相公，而司马君实这个名字，妇孺皆知。神宗逝世时，司马光赴丧，卫士望见他，都说：“这就是司马相公。“他所到之处，百姓夹道欢迎，以至于马都不能前行，老百姓对司马光说：“您不要返回洛阳，留下来辅佐天子，救救百姓吧。”
等到哲宗即位、太皇太后临政时，司马光已是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的四朝元老，颇具威望。他建议太后广开言路，于是上书奏事的人数以千计。当时天下百姓，都拭目以待，盼望革新政治。但有些人却说：“三年之内不能改变先皇的政策。”于是，只改革了一些细小的事，堵堵人们的嘴巴。
此时，司马光上书直言：“先帝之法好的即使是百世也不能改变。而像王安石、吕惠卿所制定的制度，已经成了天下祸害，应该像救火灾、水灾一样急迫地去改变它。况且太皇太后是以母亲的身份改变儿子的法令制度，并不是儿子改变父亲的法律。”这样大家的意见才统一下来。于是，废除保甲团教，不再设保乌；废除市量法，把所储藏的物资都卖掉，不取利息，免除所欠钱物；京东铁钱及菜盐的法律都恢复其原有的制度。
晚年的司马光疾病缠身，但是不把新法完全废除，他死不瞑目。于是他写信给吕公著说：“我把身体托付给医生，把家事托付给儿子，只有国事还没有托付，今天就把它交给您吧。”于是上书论免役法五大害处，请皇上下诏废除，并请求废除提举常平司；边地的策略以与西戎讲和为主；又建议设立十科荐士之法。这些建议都被朝廷采纳。
司马光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时，又废除了青苗法。两宫太后听任司马光行事。当时司马光功高盖主、权重无边，连辽国、西夏派来的使者也必定要询问司马光的身体起居，他们的国君对戍守边境的将官说：“大宋用司马光做宰相，你们轻易不要惹出事非，使边境出问题。”
司马光对于朝廷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带病处理各种事务，不分昼夜地工作。别人劝他注意身体，他却说：“人的生死是命中注定的。”病危时，他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还不停地呓语，说的全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
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逝世，终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听到消息后，和哲宗亲自去吊唁，追赠司马光为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赐碑“忠清粹德”。京城的人听到噩耗，都停工前往吊祭；岭南封州的父老乡亲，也都备办祭祖；都城和周围地区都画了司马光的遗像祭祖，吃饭时必定为之祈祷。
五、盖棺定论
司马光一生忠孝节义、恭俭正直，他安居有法、行事有礼。在洛阳时，司马光每回去夏县老家扫墓，都要去看他的哥哥司马旦。司马旦年近八十，司马光不仅像尊敬父亲一样尊敬他，还像照顾婴孩一样照顾他。
司马光一生从不说谎话，他评价自己时说：“我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平生的所作所为，皆问心无愧？百姓全部敬仰信服他，陕州、洛阳一带的百姓被他的德行所感化，一做错事，就说：司马君实会不知道吗？”
司马光一生清廉简朴，不喜奢靡。史书上记载着他这方面的许多小故事，传为美谈。就连他的政敌王安石也很钦佩他的品德，愿意与他为邻。据说，司马光的妻子死后，家里没有钱办丧事，儿子司马康和亲戚主张借些钱，把丧事办得排场一点，司马光不同意，并且教训儿子处世立身应以节俭为可贵，不能动不动就借贷。最后，他还是把自己的一块地典当出去，才草草办了丧事。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所谓司马光“典地葬妻”的故事。
司马光的品格德行、修学治史，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但对他的政绩，人们却时褒时贬。
保守派主政的时候，对其政绩大加褒扬，宋哲宗还赦令保守派的翰林学士苏东坡撰写神道碑文，洋洋几千言尽是赞美之词。
而改革派当政时，司马光不仅没有政绩可言，而且被列入奸相之列。宋绍圣年间，御史周铁首论“温公（司马光死后谥号）诬谤先帝，尽废其法，当以罪及”。朝廷不仅夺去了所有封号，而且还把其墓前所立的巨碑推倒。王安石的学生章淳、蔡京主政时，为报复司马光等人尽废新法的做法，将其与三百零九名朝臣列入“元祐奸党”，并要在朝堂和各州郡立“奸党碑”。
但是在立碑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石匠安民对蔡京说：“小人是愚民，不知道立碑的意图。但司马相公海内都称道他为人正直，现在却要列入奸党，小人不忍心做。”蔡京一怒之下便要处罚他，吓得安民一面求饶，一面哭诉：“大人的命令，小人不敢违抗。只是小人有一个请求：碑上刻匠人名字时，不要把小人安民的名字署上，以免留下千载骂名。”蔡京仔细一想，司马光虽然有错，但毕竟为人正直，享有威望，于是改变了主意，将司马光排除在奸人之外。
可见，司马光的人格不仅为百姓所称道，甚至连对手也为之折服。在封建时代，司马光是孔门的第三个圣人，位列孔子、孟子之下，同样在孔庙享配。时至今日，人们仍记得历史上有一“涑水先生”，他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书外人评：在对待王安石变法上，司马光是反对派，但他作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一位大政治家，同样具有忧国忧民之心。司马光说过“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话，但他并不主张消极地维持现状，他只是要求对改革持慎重态度，对不合时用的旧制度进行“损益”，要“精心审虑”，不应大刀阔斧，只能逐渐改善。就这一点说，司马光的主张不无道理。作为封建时代一位伟大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思想家的司马光，不愧是一代名儒大贤，在其德行、政事、文史等许多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可供学习和借鉴的精神遗产。对于他的局限和不足之处，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对待。
卖国求荣千古罪人--秦桧传
秦桧（1090～1155），字会之，江宁（今南京市）人。少年出身于一个小官僚家庭，其父秦敏学做过县令。秦桧少年曾经拜汪伯彦为师，以后入太学就读，因他善于干一些跑腿的小事，同学每次出外游玩时都事先让秦桧筹划操办，因此得了“秦长脚”的绰号。政和五年（1115）二十五岁的秦桧考中进士，补密州（山东诸城县）教授，任太学学正，秦桧的妻子王氏是北宋名臣王励的孙女，王氏的亲姑夫就是曾任枢密使、又是徽宗郑妃堂兄的郑居中。夫以妻贵，尽管秦桧只是一个正九品的小官，却和许多达官显宦有密切的往来。秦桧自小“天资狡险”，又从江伯彦那里学得一套玩弄权术的本领，以至于在朝廷中很吃得开。
一、被纵南归得宠高宗
靖康元年（1126），金兵进攻汴京（今河南开封），要求宋徽宗割让三镇：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这时身为职方员外郎的秦桧，提出了较为重要的四条意见。一是金人贪得无厌，要割地只能给燕山一路；二是金人狡诈，要加强守备，不可松懈；三是召集百官详细讨论，选择正确意见写进盟书中；四是把金朝代表安置在外面，不让他们进朝门上殿堂。当时要弭兵就得割地。南宋派秦桧和程璃为割地代表同金人进行谈判。秦桧在谈判中尚能坚持上述意见，于是又升为殿中侍御史、左司谏。后来，金统治者“坚欲得地，不然，进兵取汴京”。朝中百官在讨论中，范宗尹等七十人同意剖地，秦桧等三十六人认为不可。
在宋徽宗、钦宗被俘后，女真贵族要宋朝遗臣推立张邦昌为傀儡，秦桧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张邦昌过去附会有权势者，干的是有损国家利益的事。而大宋江山倾危，人民苦不堪命，这尽管不是一个人造成的，但张邦昌是推卸不掉他的责任的。对此，人民群众痛恨他像痛恨仇敌似的。如果给他地盘，又让他主宰人民，那么，各地的英雄豪杰定会联合起采鞭责讨伐，张邦昌最后也成不了大金的重臣。一定非立张邦昌为帝，“则京师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天下之宗子不可灭”。从秦桧提出对金的意见，割地问题上的主张以及反立张邦昌为帝来看，还没有发现他这时有投降活动的迹象。他的官位已提到了御史中丞，威权颇重了。靖康二年（1127），金人以秦桧反立张邦昌为借口，将他捉去，同去的还有他的妻子王氏及侍从等。这时宋徽宗得知康王赵构即位，就致书金帅粘罕，与约和议，叫秦桧将和议书修改加工润色。秦桧还以厚礼贿赂粘罕，金太宗把秦桧送给他弟弟挞懒任用。从此，秦桧亦步亦趋地追随着挞懒，逐渐成为他的亲信。建炎四年（1130），金将挞懒带兵进攻淮北重镇山阳（即楚州，今江苏淮安），命秦桧同行。为什么要秦桧同行呢？从挞懒的策略看，诱以和议，内外勾结，才能致南宋于亡国之境。这个“内”，只有秦桧可用。而秦桧卖身投靠女真贵族的面目，在南宋朝野还未彻底暴露，所以金统治者把秦桧作为合适的人选了。因此，秦桧南行前与妻子王氏密商计议，作了一番戏剧性表演。王氏故意大喊大叫说：“家父把我嫁给你，当时有资财二十万贯，要你我同甘苦。现在大金国信用你，你就把我丢在路上。”争吵不休，挞懒妻子车婆听到了，就请王氏到家里问个究竟，王氏全告诉了。这一车婆又说给挞懒，于是也叫王氏以及侍从同秦桧南行。山阳城被攻陷后，金兵纷纷入城。秦桧等则登船而去，行到附近的涟水（今江苏涟水），被南宋水寨统领丁祀的巡逻兵抓住，并要杀他，秦桧说：“我是御史中丞秦桧。这里有没有秀才，应该知道我的姓名。”有个卖酒的王秀才，从不认识秦桧，但装作认得秦桧的样子，一见就作个大揖说，“中丞劳苦，回来不容易啊。”大家以王秀才既然认识秦桧，就不杀他了，而以礼相待，后来把他们送到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
秦桧南归后，自称是杀死监视他们的金兵夺船而来的。臣僚们随即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孙傅、何粟、司马朴是同秦桧一起被俘的，为什么只有秦桧独回？从燕山府（今北京城西南）到楚州二千八百里，要跋山涉水，难道路上没有碰上盘查询问，能杀死监守人员，一帆风顾地南归？就算是跟着金将挞懒军队甫下，金人有意放纵他，也要把他家眷作为人质扣留，为什么能与王氏偕行而南呢？这些疑问只有他的密友、宰相范宗尹和李回为他辩解，并竭力举荐他忠于赵家皇朝。
《金史》中记载，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中书舍人孙大鼎上书追述秦桧被女真贵族纵归南宋的事说，金太宗天会八年（1130），大臣们在黑龙江柳林集会，担心宋朝复兴，宋朝臣赵鼎、张浚志在复仇，宋将韩世忠、吴阶知于兵事。这样既不可威取，又要看到结仇已深，势难使南宋人民屈服，还是暗中先放纵为好。另在《金国南迁录》中记载，金国大臣考虑南宋复仇事，议及放纵秦桧归国，鲁王说，只有放宋臣先回，才能使他“顺我”。忠献王粘罕说，这件事在我心里已酝酿三年了。只有一个秦桧可用，我喜欢这个人“置之军前，试之以事”，表面上虽然拒绝，而内心中经常能“委曲顺从”，秦桧始终主张“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政策，今天如能放他回南宋，他必得志。就这样金人决定放秦桧南归。结果不出粘罕所料，秦桧回到临安就力主和议，窃居相位，专权擅国，残杀抗金将领。其后，使南北对峙局势基本形成。
《宋史·秦桧传》记载，南宋政府虽几次派代表与金朝谈判，但仍是一边防守，一边议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实际是从秦桧开始的。因为秦桧在金朝时，首倡和议，所以他南归后，就成为女真贵族的代理人。
宋高宗对秦桧也极为重视，第二天就亲自召见了他。秦桧一见高宗就首先提出：“如果想求得天下安然无事，宋金二朝就要划归各自的领地，南自南，北自北，互不干扰。”同时首奏自己草拟的、送交挞懒的求和书。宋高宗说：“秦桧朴实、忠诚超过了一般的人，我得到他后，高兴得晚上都睡不着觉。”高宗任命秦桧为礼部尚书，不久推参知政事。
二、窃居相位机诈弄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