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名相唐之萧何--房玄龄传
房玄龄（579~648），名乔，字玄龄。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出生于北周武帝元年（578），其父房彦谦，精于五经，有词辩，在隋做过司录刺史，清廉善良，其俸禄，常周济亲友。他曾对房玄龄说：“人皆以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耳。”（《隋书·房彦谦传》）房玄龄从小在家中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博览经书，开皇十六年（596），“举进士，授羽骑尉，校群秘书省。”因其学识渊博，受吏部侍郎高孝基赏识。不久，调任阳县县尉。后来，因事受连累革职，遂迁移居上郡。
一、弃暗投明辅助秦王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太原留守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率军三万，进兵关中。李渊军队横渡黄河后，兵分二路。一路由李建成驻守送关，以防隋军救授；一路由李世民率军西进，占领渭北，逼近长安，李渊父子举兵反隋，得到人民的支持，一路势如破竹，沿途归顺者很多。
富有政治眼光的房玄龄，眼见隋朝大势已去，下定决心投奔李渊父子。他来到渭北军门拜见李世民，正好李世民广求贤才，收纳天下英俊，两人一见如故，李世民当即拜房玄龄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成为他帐下的主要谋士。当年十一月，唐军攻占隋都长安。第二年五月，李渊灭隋，做了皇帝，改元武德，是为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六月，立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李世民拜房玄龄为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李渊在长安建立唐政权后，以关中为基地，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
李渊任命李世民挂帅，向各个地方割据势力和农民起义军进攻。房玄龄随同李世民转战南北，运筹帷幄，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武德六年十一月，首先消灭了陇西的割据势力薛仁杲；武德三年（620）又打败了割据西北的刘武周。占领山西后，李世民继续挥师东进，进攻盘据洛阳的王世充。王世充被围，急忙向河北农民起义军窦建德求援。窦建德亲率十多万大军，火速开往洛阳，水陆并进，势不可挡。李世民让李元吉围困洛阳，自己则亲率精兵三千截击窦建德。
汜水一战，唐军大获全胜，窦建德受伤被俘。王世充眼见大势已去，只得投降了唐朝。武德五年（622），李世民又继续镇压了窦建德余部刘黑阔。于是在短短的四五年间，李世民东征西讨，消灭了各种反唐势力，为唐王朝的统一，立下了赫赫战功。房玄龄随军出征，尽心辅助秦王，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唐王朝的统一战争中，唐军每攻克一城池，诸将往往把眼光盯住库里的珍贵宝物。唯有房玄龄却不是这样做，他每到一地就首先物色人才，招入幕府，和他们结为朋友，千方百计将他们搜罗到秦王府来，这些人后来为李世民效劳，大大加强了秦王府的实力；这些人后来都能出死力帮助李世民夺得帝位。李世民说：“汉光武得邓禹，门人益亲，我今有龄，犹禹也。”在各地征战中，房玄龄作为秦王府的记室，撰写了不少军书、表奏，他的文章“文约理赡”，又快又好，深得高祖李渊的赏识。
唐王朝统一全国的战争结束后，其内部又出现了新的一场战争。
二、玄门当机赢得胜利
武德末年，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围绕着储位问题的激烈竞争，很快由暗争发展为明斗，势如水火，互不相容。在唐王朝的创建过程中，李世民立下了汗马功劳，无论太原起兵、进军长安，还是东征西讨，削平群雄，他都立下赫赫战功。司马光说：“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李世民才能出众，这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房玄龄曾说他：“箭穿七札，弓贯六钧，加以留情坟典，属竞篇什，笔迈钟、张，词穷贾、马。”他的父亲李渊对李世民的才干也是赏识的。在太原起兵时，曾面许李世民：“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太子李建成虽没有像李世民那样的赫赫战功，但他自起兵太原，镇守道关，南进长安，东出洛阳，也立过一定的战功。再加上他位居东宫，联合其弟李元吉，其得到帝位的自然条件是相当优越的。
有锐敏政治眼光的房玄龄，对李世民兄弟之间事态的发展看得一清二楚，他心里十分着急，于是私下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唯府朝涂地，实乃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国。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资治通鉴》卷191）长孙无忌也有同样的感受和忧虑，他把房玄龄的话告诉李世民。
李世民深感忧虑，召房玄龄共同议事。房玄龄与杜如晦劝李世民尽快动手，诛杀李建成和李元吉，但李世民仍犹豫不定，李建成、李元吉为了除掉李世民，首先第一步就是清除李世民身边的人，他先用收买、拉拢的办法想将秦王府的勇将谋臣拉过去，没有获得成功。继而又在李渊面前中伤、挑拨，李建成最忌恨的就是房玄龄、杜如晦，结果，李渊偏听偏信，下令把房玄龄、杜如晦逐出秦王府，武德九年（626）夏，突厥兵犯边，按惯例，大都由李世民督军御敌，但此时，李建成却提议由李元吉和李艺出征，以阻止李世民掌握兵权同时，李元吉还征调秦府将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前往，借此把秦府精兵抓到自己手中。事成之后他们决定再来谋杀李世民。
李世民得知此事后，立即召集内弟长孙无忌、舅舅高士廉、尉迟敬德、侯君集等商议。尉迟敬德怂恿说：“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临难不决，非勇，”李世民又秘密召回房玄龄和杜如晦，令二人穿戴道士服潜入秦府，共同议事。
房玄龄说：“大王功盖天地，当承大业；今日忧危，乃天赞也，愿大王勿疑，”经过周密的策划，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暗中在玄武门设下伏兵，射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取得了“玄武门之变”的成功。
“玄武门之变”后，李渊把军国大事完全委托给李世民处理，并立李世民为太子。接着，李世民拜房玄龄为右庶子，不久，又提升房玄龄为中书今，当上了宰相。
三、选贤审法宰相之职
八月，李渊把帝位传给李世民，李世民即皇帝位，改年号为贞观。
唐太宗即位后，对等论功行赏，房玄龄、杜如晦等五人功居第一。李世民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不满，说：“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里上，臣窃不服。”唐太宗说：“叔父虽首唱举兵，盖自营脱祸。乃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余烬，叔父望风败北，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说得李神通理屈词穷，羞愧无言，贞观三年（629）二月，房玄龄改任尚书左仆射。唐初的左右仆射就是宰相。房玄龄是位卓越的实干家，在他的努力下，一批出色的高级官员被陆续荐举给朝廷。他担任宰相后，首先裁减大量的冗员。
唐太宗曾对房玄龄说：“官在得人，不在员多。”“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根据唐太宗的诏令，房玄龄在贞观初年对在职官员进行大量裁并，全国根据地理位置的划分，设十道，三百余册，这是贞现初年全国性的一次重大行政改革，房玄龄不仅果断地裁去大量冗员，而且能因才授任、选贤任能。唐太宗重视选才用人，他认为“致治之术，在于得贤。”他确定宰相的首要职责是求访贤才，他曾对房玄龄和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唐太宗还下令把宰相担负的具体政务交给左右丞处理。
宰相集中精力处理大事和挑选人才，这为房玄龄选贤任能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早在秦王府时，房玄龄就发现杜如晦聪明识达，有助王之才，就向秦王李世民推荐：“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不可。”李世民说：“尔不言，几失此人矣厂从此，”李世民开始重用杜如晦。后来果然证实，杜如晦辅佐太宗，功勋卓著。
房玄龄选用人才，重才也重德，他推荐的李大亮，不但文武全才，而且品德优异。房玄龄本人则为官清廉，生活俭朴，竭心奉公，“每当宿值，必通宵假寐，”房玄龄称李大亮“有王陵、周勃之才，可以当大位，”唐太宗拜任李大亮为左卫大将军、兼领太子右卫军，又兼工部尚书，身居三职，甚为器重，薛收是个卓有文才的读书人，经房玄龄的推荐，为太宗任用，太宗召见，“问以经略”，薛收“辩对纵横，皆会旨要”，太宗征伐时的檄文、捷报，大多出于薛收之手，可惜薛收只活了三十三岁。唐太宗悲叹地对房玄龄说：“薛收若在，朕当以中书今处之。”房玄龄选才，不“以备取人”，张亮是个贫寒人士，“素寒贱，以农为业”，而张亮胆气不足，无将帅之才，房玄龄却只用其长，并不“以备求人”，对唐太宗任用的人，房玄龄认为不合适的，也不苟用。贞观二十一年（647），太宗要拜李纬为支部尚书，想听听房玄龄的意见，房玄龄“但云李纬好说须，更无他语”，唐太宗明白了房玄龄的意思，便改变了原来的主意。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可见房的意见在当时何等重要！贞观时期人才济济，吏治清明，去冗员，对唐朝政治、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
房玄龄精简官吏的做法，对经隋末大乱、人口锐减的唐初来说，既裁去了冗官滥职，避免了十羊九牧，有利于提高朝廷各部门的办事效率，同时也节省了国家的财政开支，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这一道理唐太宗和房玄龄等是非常明白的。唐太宗和房玄龄从隋朝的灭亡吸取教训，他们深知：“史良，则法平政成；不良，则王道弛而败美。”他们深知，“官得其人，民去叹愁”的道理。“民去叹愁”，则阶级矛盾缓和，国家就会长治久安，这是出现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巩固王朝的统治，唐太宗即位后，命长孙无忌、房玄龄与学士、法官一起，重新商议修定法律。
鉴于隋炀帝忌刻，“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灭亡”的教训，在太原起兵时，李渊父子即“布宽大之令”。入长安后，为了取得民心，约法十二条：“唯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摘除之。”李渊称帝后，曾制定“武德律”，“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
唐太宗主张克简刑政，审慎法令。他在贞观元年对侍臣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他还说，“国家法令，唯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数变法者，实不益道理。宜令审细，毋使在文。”（《贞观政要·赦令》）房玄龄等根据唐太宗的旨意修订成的唐代法律，即《贞观律》，有四个部分，即律、令、格、式。“律以正别定罪”，就是刑事法典。唐律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国家的政治制度到百姓的户籍婚丧，都有极其详密的规范。其中“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盗贼，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有笞、杖，徒、流、死，为五刑。笞刑五条，自笞十至五十；杖刑五条，自杖六十五至一百；徒刑五条，自徒一年，遂加半年至三年；流刑三条，自流二千里，递加五百里，至三千里；死刑二条，绞、斩。大凡二十等。”（《新唐书·刑法志》）“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令是对各种制度的规定，如《户令》是对户籍和婚姻制度的规定；《田令》是对土地制度的规定。令只规定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但不包括对于违令行为后给予的刑事制裁。唐太宗时，“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条，为三十卷。贞观十一年正月颁下之。”（《新唐书·刑法志》）“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格是皇帝赦令的汇编，百官的职责范围，由房玄龄等在贞观十一年规定武德以来敕格七百条为《贞观格》，共有十八卷，颁行天下。（《资治通鉴·唐纪十》）“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式是各种行政法规，国家机关办事的章程、条例，房玄龄等制定的《贞观律》的量刑定罪上有宽缓的方面，仅与隋律相比《贞观律》减大辟（死刑）者九十二条，减流刑为徒刑者七十一条。在官犯法，只夺官除名，仍同性伍。房玄龄因旧律的别重，“议绞刑之属五十，皆免死而断右趾。”但唐太宗哀其断毁肢体，令房玄龄等再议。王桂、萧瑀等认为改死刑为断趾，保存了生命，已放宽，而房玄龄主张再行放宽，他认为：“左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既废，今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而又刖足，是六刑也。”（《新唐书·刑法》）于是决定将断趾改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
房玄龄还改变了旧律中因谋反罪而兄弟连坐得俱死的法律，规定为“反叛者，祖孙与兄弟缘坐，皆配没。恶言犯法者，兄弟流配而已。”（《新唐书·刑法》卷五六）死刑和古代相比，几乎去掉一大半。至于削烦去囊，变重为轻，更是不可胜记。
后来，长孙无忌对《唐律》作了具体说明，编成《唐律疏议》一书。此书是我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一部较为完备的法典。
法与礼是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两个方面，所谓“德主刑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贞观期间既重视法律的修订，也重视以礼的道德规范来约束人们的思想行为，以礼来制约各种社会关系，而且以礼制律，律礼相辅，“失礼之禁，著在刑法。”不忠者有罪，不孝者必诛。用法律的强制力量推行礼的道德规范，反过来，又用礼的道德来辅助法的推行。唐太宗即位之初，即诏令房玄龄等礼官学士修改隋礼，最后完成《贞观新礼》一百三十八篇，是唐代礼制的基础之作。
四、力主安抚通好外邦
唐朝初年面临着极为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房玄龄在民族政策上，显示了他深思熟虑的外交能力，他主张结好各民族，以减少冲突。贞观十六年（624），雄踞漠北的东突厥薛延陀部实力较强，太宗曾封其首长夷南为真珠可汗。但薛延陀部反复无常，出尔反尔，唐太宗派兵联合突厥的一部给以致命的打击后，真珠可汗派人来唐求婚。唐太宗虽对薛延陀并不放心，但是在以武力消灭，还是联姻这个问题上一时下不了决心。房玄龄权衡利弊。认为和亲为上策。理由是大乱之后，国家元气尚待恢复，用兵对国家不利。唐太宗采纳了房玄龄的意见，答应许以第十五个女儿新兴公主，但要求“厚纳聘和”，亲自到灵川迎亲。真珠可汗闻知，兴高采烈，“谓其国中曰：‘我本铁勒小帅，天子立我可汗，今复嫁我公主……斯亦足矣。’”《新唐书·北狄》卷一九九）从而使薛延陀部归顺了唐朝，避免了一场战争，改善了民族关系。后来，真珠可汗一时无法集得聘礼，延误了迎亲日期。唐太宗以其轻侮中国，“下诏绝其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