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皮时期的何小竹，已经完全做到了写诗就像谈话，就像电脑操作系统里的那个术语“所见即所得”。谈话是一种极为个人化的文学语调，使文学成为一点也不文学的即兴语言。我们看到，这样的诗歌，已从既往精神的避难所来到现世的屋檐下，充满了私人的趣味和欢乐。说话交流的诗歌姿态，消除了词与物的辩论对抗关系，因为诗歌并不是道德、教诲、讽谕，更不是移风易俗。诗歌完全可以是一次平常语言的谈话，也可以是意义秩序之外的手稿或者草稿。
手稿或草稿式的诗歌本文，让我们热切地想象着诗歌的原初状态。本雅明认为，凡被机械复制的艺术，都消除了艺术的原始神秘韵味。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意义更容易复制的事物了，意义也是最理想的世界复制品，而手稿或草稿的非正式性，则无法为机械所复制。经孔子删改的《诗经》，思无邪，合教化，即便是直抒胸臆的爱情诗，也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怨”。尽管谁也无法断言，橡皮诗歌就是“诗三百”以前的本来面目，但至少橡皮提供了这种想象的可能——或者我宁愿这样想象——看上去，橡皮的确像是一册未经删改的《诗经》，使诗歌返回到“思无邪”以前。
三、自由写作不知道公母以前我给一只小猫命名为小安或者小来确定是公猫以后我叫它小来不知道公母以前我给一只小狗命名为小安或者小来确定是公狗以后我叫它小来这是晶晶的诗《命名》。命名的本质就是赋予事物以意义，但晶晶的“命名”，却是对命名的无情解构。小来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符号，它可以是一只小狗，也可以是一只小猫，它甚至还可以是小安而不是小来，如此而已。阅读这样的诗，使我们再次跟意义世界诀别。
的确，橡皮标志着汉语诗歌的全新时代。在晚近中国现象中，朦胧诗指涉人的觉醒和对制度的怀疑。第三代诗歌运动，更多的表现为80年代西方哲学思潮（萨特的存在主义、叔本华的悲观意志论、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弗罗伊德的泛性论等等）影响下的艺术启蒙，绝大多数作品成了某种观念的直接演绎。90年代诗歌，一方面，向西方诗歌大师致敬的知识分子们，沦为某种强烈的风格主义诗人；另一脉民间诗人，又不幸沦为革命的、造反的诗人，完全类似于新的摩罗诗人，在最低劣的层面上，他们干脆将诗歌缩减为宣言。以上三类写作，都归属于政治、历史、社会内涵中，他们写诗，是因为他们有话要说，有道理要讲。只有到了橡皮，汉语诗歌才真正回到了诗歌本身和世界本身。世界只有两类写作，一类是有话要说，一类就是无话可说。世界只有两种美学原则，一种是意义美学，另一种是无意义美学。橡皮无话可说，那是因为世界本无意义、无秩序，有的只是虚静和混沌，这是世界的自然面目。
魏晋时代的嵇康，作《声无哀乐论》，论述音乐应该“越名教而任自然”，让艺术回归本真。风穿越洞穴，因而发出声音，那是自然现象，是天籁，其本身并不承载感情，无所谓哀乐，哀乐只不过是人对这一现象的移情反应。人们习惯于以人道主义的世界观打量世界，风一吹树木，就想入非非，就开始移情反应。
而橡皮诗歌，大多以反人道主义的自然的目光观察世界，比如杨黎，他在早年的诗歌《树上挂了一顶红帽子》中写道：
红帽子挂在树上
可能是一个男孩随便的动作
在今年夏天的下午
就是突然起了风
红帽子也仅仅
在树上摇摆
随风摇摆
杨黎重新修正了写作中的道德观，他反对悲天悯人，反对一切自我感动或自我惊吓。在他著名的《非非一号》之《A之三》中，甚至将“安麻力八米哄”这种佛教咒语都返回到纯自然的声音上来，这就像风吹来、鸟飞过，不留痕迹。杨黎洗尽铅华，杨黎及其之后的橡皮写作，将诗歌放逐于野，无为无治（而不是姿态上的无为而治）。在想象的世界中，橡皮仿佛听见了失传了的千古绝唱《广陵散》。正如上文描述的那样，橡皮的基本状态是历史的悬置、意义的空白和语言的沉默，这使写作获得了轻快、欢乐、喜剧、放脱、无形的自由品格，汉语文学从橡皮开始进入到它的假期。
文学的假期并不是乌托邦，相对于意义世界的反乌托邦或“敌托邦”（与乌托邦相对，指非理想化的地方，在那里，任何东西都坏得不能再坏），它更接近于福柯在其《另类空间》中所指称的“异托邦”：异托邦“是类似于反场所的某种东西，一种有效实现了的乌托邦”。在人类文学乃至艺术史上，假期也会偶尔开启它的时间之窗，比如嵇康时代的《广陵散》和他的“越名教而任自然”。
再比如五六十年代，法国新小说和罗伯—格里耶的客观物质主义叙事。但真正的假期基本上与历史擦肩而过，时间之窗匆匆开启又匆匆闭合。1909年，斯坦因发表其代表作《三个女人》故事集，事物在她的笔下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她所记录的，就是她所听见的和看见的。一战后，从美国到欧洲寻求自我的年轻人海明威、菲茨杰拉尔德等，在斯坦因巴黎的客厅里自由出入，她以宿命般的口吻对他们说道：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而“迷惘的一代”的作家们，也的确没有继承斯坦因出于本能的、漫不经心的说话语调。法国新小说，也只是在新近出现的更年轻一代作家（比如图森）的文本中，才真正做到了自然本真的、无意识轻型叙事……不同于既往，今日橡皮的“废话”写作，为汉语写作提供了全新的经验，策动并引发了文学潮流。
橡皮写作潮流，暗示了文学语言从必然性语言抵达自由语言的可能性。
自由是人类大梦。以自由为引导的写作，重申了写作世界是人类的想象性场所，是现实世界的飞地，对人之生而为人的局限性的超越，有赖于自由语言。自由语言不仅使橡皮成为意义美学的终结者，更揭示了人对世界的认知中存在着一种超越历史的想象原则，并借此重建想象世界。上帝命名事物、创造意义，正是为了束缚人类的想象，就像上帝不允许人类建造巴别塔而变乱人类语言，目的是为了抬高人类自由的成本。在这个意义上，橡皮诗歌为节约词与物的交往成本提供了无限想象。因为“废话”是反语言，未被变乱的语言。维特根斯坦说，在艺术中很难做到的是有所言说又什么都没有说，而“废话”甚至跟说与不说无关，或者说是什么都说了但又等于什么都没有说，此所谓大音稀声。海德格尔说，诗在于表现自己和隐藏自己之间，而“废话”既不表现也不隐藏，它只一味地沉默或者放弃，此所谓大象无形。克莱尔·贝尔说，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而“废话”不仅消解意味，甚至连形式也一并消解了，或者说“废话”只是这个世界上一种永不可能的形式——就像杨黎的纸牌之于撒哈拉沙漠——当三张纸牌散落在撒哈拉沙漠，沙漠和纸牌都没有了所指和能指，沙漠和纸牌互为“废话”。也许，取消了所指和能指的“废话”，才是这个世界上可能的、自由的语言。“废话”是文学假期的台词。
橡皮诗歌无为无治，实则是朝向化境的自由之旅。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1607年，英国人为了摆脱宗教压抑，乘“五月花”号前往美洲大陆拓展自由生活。今日自由的美国，恰好就是从没有历史、缺乏传统的白纸上建立起来的。而橡皮也是从废置了意义的白纸上开始写作的。在一幅描绘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的著名油画《自由引导人民》中，一个姑娘挥舞象征法兰西共和制的旗帜，引导人民行进在街头。1776年美国建国，法国将一尊自由女神雕塑送给美国作为建国纪念礼物。引发想象的是，自由的象征为什么是女性形象？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猜测，女性的轻灵、轻盈、轻捷、轻曼等气质，跟自由品格所指涉的反对沉重、反对压抑是相吻合的。一张白纸，绘事后素，橡皮的轻，就轻在将历史之重还原为文学之轻。
轻也是解读历史的另一条线索，任何时代都交织着轻与重之间的斗争，反抗与压迫贯穿了人类历史。近现代以来的世界，则更为集中地表现为国家政治的革命与民主。词与物的关系、语言的革命也是这样。“我们可以说，几个世纪以来，文学中有两种对立的倾向互相竞争：一种倾向于致力于把语言变为一种像云朵一样，或者说得更好一点，像纤细的尘埃一样，或者说得再好一点，磁场中磁力线一样盘旋于物外的某种毫无重量的因素。另外一种倾向则致力于给予语言以沉重感、密度和事物、躯体和感受的具体性。”卡尔维诺在论述语言轻与重的相互竞争时，他直接把轻逸的价值（或特质或品格）当作21世纪有待继承的人类文学遗产。他给新世纪选定的吉利形象就是一位轻逸诗人——《十日谈》故事中的那个吉多·卡瓦尔康蒂——“如果让我为新世纪选择一个吉利形象的话，那么我要选择的就是：超脱了世界之沉重的哲学家诗人那机敏的骤然跳跃，这表明尽管他有体重却依然具有轻逸的秘密，表明许多人认定的时代活力——喧嚣、攻击、纠缠不休和大喊大叫——都属于死亡的王国，恰如一个堆满锈迹斑斑破旧汽车的坟场。”
语言的革命具有深刻的社会性。现代汉语中的文言到白话，汉字的由繁体而简化，其实都是语言文字的轻型化。白话原是从唐宋以后的口语基础上脱胎而来的，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直接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起点，目标指向以封建主义为内容的旧文学、提倡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清晰地显露出这么一条线索：从洋务运动的器物变革，到戊戌变法的制度变革，再到“五四”时期以语言革命为先锋的新文化运动。可见，文化的变革比其他形式的变革来得更为猛烈。按照福柯话语权力论的解释，在词与物的关系后面，隐藏着社会权力和秩序的关系，而词与物的意义指称的改变，必然导致权力和秩序关系的更迭。
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伴随着意识形态压力的相对弱化，生活的自由度明显提高。在文化征候上，一种轻向度的美学已经显露出来了。从印刷技术到电子媒体的变革，预示着文字之重走向图像之轻的可能，而一个由电视、影像、网络等组成的图像世界，则宣告了读图时代的来临。图像满足了视觉需求，解放了人的感官（视觉和听觉是所有感官中的认知感官，而其他感官则处于相对蒙昧的状态）。娱乐、时尚、休闲……这些主题性的风格主义生活方式，无一不指向轻的内涵。在此，词与物的关系，跟权力与秩序的关系，呈现为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而橡皮的轻向度写作，跟时代美学是相吻合的，它致力于减少语言的沉重感，就像流行文化致力于减少生活的沉重感——两者的风格力量是大体一致的。
这是橡皮的时代性，当然，这并不是反映论上的时代性，它指涉的是更为深刻的艺术变迁：汉语文学假期的到来。
假期是让人放松、让人放心的时刻，是历史现时的轻，本质上，它跟人性的解放和心灵的自由相关联。橡皮彻底摆脱了文学意义大一统的权力体制，从沉重走向了轻松，这已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