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彼得罗维奇一身轻松地启程去彼得堡。他的前程充满了未知数；也许他面临着饥寒交迫的恶运，但是他已告别了可恨的乡间生活，主要的是他没有出卖自己的老师，真正将他们发挥作用，事实上他没有辜负卢梭、狄德罗和la 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Ihomme。一种履行了职责的感觉、胜利的感觉、自豪的感觉，溢满了他的心中；与妻子的分离也没有使他过于忐忑不安；如果必须让他和妻子天天呆在一起，他更会感到不知所措。那件事已经做过，现在需要着手别的事了。和自己的预想完全相反，他在彼得堡很走运：库宾斯卡娅公爵小姐——虽然库尔丁先生已经抛弃了她，她却还未死去——为了弥补自己对外甥的愧疚，将他介绍给自己所有的朋友，并送给他五千卢布，——这恐怕已是她最后所有——还有一块镂花表，表上爱神花边里刻有他名字第一个字母的大写花体。不过三个月的时间，他就在俄国驻伦敦的使馆谋到一个职位，搭上第一艘驶离俄罗斯的英国商帆（当时还压根儿不知道有蒸汽船这东西）出海了。几个月后他收到彼斯托夫寄来的信。心地善良的地主向伊凡·彼得罗维奇表示衷心地祝贺儿子的降生，他于1807年8月20日在波克罗夫斯科耶村诞生，为纪念殉教韵圣徒费奥多尔·斯特拉季拉特，取名为费奥多尔。由于太过虚弱；玛兰尼娅·谢尔盖耶芙娜只在信后写了几行附笔，可就是这短短几行字却叫伊凡·彼得罗维奇非常惊讶：他不知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已教会了他妻子识字。不过伊凡·彼得罗维奇并未长久陶醉于喜得儿子的兴奋之中：他当时正在向一位有名的甫灵或莱斯（古典称谓当时正时髦）献殷勤；蒂尔西和约刚刚签署，大家正忙于寻欢作乐，正在一阵疯狂的旋风里打转，热情活泼的美貌少女的黑眼睛正迷得他不知所以。他手头很紧，不过在牌桌上运气颇佳，结交渐多，一切可能参加的娱乐活动都会有他的身影，总之，他正一帆风顺。
拉夫列茨基老头很久都不能原谅儿子私自结婚。如果事隔半年以后伊凡·彼得罗维奇前来低头认错，扑到他面前双膝下跪，也许他会先狠狠地骂上一顿，再打一拐杖吓唬他一下，就原谅他了；然而伊凡·彼得罗维奇远渡他国，看起来对这事并不在意。“住嘴！想都甭想！”每当妻子试图替儿子求情时彼得·安德烈依奇总是说。“这狗崽子该一辈子向上帝祈求我不诅咒他；要是我父亲还活着，非亲手宰了他这个不孝子不可。要真是这样才好呢。”听到这样可怕的咒骂，安娜·巴甫洛芙娜只好偷偷地画十字。至于伊凡·彼得罗维奇的妻子，彼得·安德烈依奇开始时对她的名字连提都不能提，甚至在收到彼斯托夫提及他儿媳妇的信后，还吩咐回话，仿佛他没这个儿媳妇一般，并认为有义务给对方提出忠告，收留逃亡的女仆是犯法的；后来当他得知孙儿降生，心便软了下来，吩咐顺便向产妇问好，还给她，似乎不是他让做的，稍寄一点钱去。费佳还不满周岁的时候安娜·巴甫洛芙娜突然病倒了。临终前几天她已不能起床，睁着一双死气沉沉的泪眼怯生生地望着，当着神父的面对丈夫说，想见儿媳妇一面并且宽恕她，还想替孙子祝福。
老头很伤心，答应了她的请求，立即派自己的马车去把儿媳妇接来，还第一次称她为玛兰尼娅·谢尔盖耶芙娜。她回来时带着儿子和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后者说什么也不放她一个人走，以免她受委屈。玛兰尼娅·谢尔盖耶芙娜走进彼得·安德烈依奇书房时忐忑不安。保姆抱着费佳跟在她后面。彼得·安德烈依奇沉默地看着她；她执起他的手，不住发抖的双唇勉强碰了碰手，印下一个无声的吻。
“好吧，新来的贵夫人，”他终于说道，“你好，一起去看太太吧。”
他起身向费佳俯下身子；婴孩面露笑容，向他伸过一双白白的小手。老头被深深地打动了。
“哦。”他说，“你这个没爹的孩子！你在替你父亲向我求情啊；小乖乖，我不会撇下你不管的。”
玛兰尼娅·谢尔盖耶芙娜一走进安娜·巴甫洛芙娜的卧室，就在门边跪了下来。安娜·巴甫洛芙娜把她叫到床边，拥抱了她并祝福她的儿子，然后向丈夫转过那张被病魔熬煎得只剩皮和骨头的脸想说什么……“知道了，知道你想说什么了，”彼得·安德烈依奇说，“别担心：她会呆在这儿的，为了她我连凡卡也原谅了。”
安娜·巴甫洛芙娜吃力地抓起丈夫的手，贴到了自己的嘴唇上。当晚她就走了。
彼得·安德烈依奇信守自己的承诺。他告诉儿子，为了他母亲临终的所托，为了费奥多尔这个孩子，他再次对他表示祝福，并把玛兰尼娅·谢尔盖耶芙娜接回自己家里。他从两层楼之间的半楼里拨给她两个房间，把她介绍给自己最尊贵的客人：一只眼的旅长斯库列辛和他的妻子；送给她两个使女和一个小厮供差遣。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和她告别：她恨格拉菲拉，一天内和她吵了三回。
可怜的女人开始过得很不愉快，心里老不自在；不过后来也就熬过来了，也习惯了自己的公公。他对她也习惯了，甚至喜欢上她了，虽说他几乎不跟她说话，虽然他对她的慈爱总流露出某种潜意识的轻蔑。最叫玛兰尼娅·谢尔盖耶芙娜难以忍受的是她的大姑子。母亲还没去世时格拉菲拉就已把整个家渐渐掌握在手里：从父亲开始，家里每个人都听她的管束；没有她的同意，连一块糖也甭想拿出去；要她和另一个女主人分掌大权，她宁肯去死，更何况那另一个算不上什么女主人！她对兄弟的婚事比彼得·安德烈依奇还要恼火。她开始教训飞上枝头当凤凰的人，于是玛兰尼娅·谢尔盖耶芙娜一开始就变成了她的奴隶。是啊，她，一个温良顺从，终日羞羞答答、惶惑不安的女人，身体又很虚弱，哪里是自作主张、傲慢无礼的格拉菲拉的对手！格拉菲拉没有一天不向她提醒她的出身，没有一天不称赞她固守本分。不管这些提醒和赞扬多么令人难以忍受，玛兰尼娅·谢尔盖耶芙娜还是默默地接受了……然而把费佳从她身边夺走，这才是对她致命的一击。他们说她不能使孩子接受很好的教育，几乎不许她接近儿子。格拉菲拉管起了这件事，把孩子掌握在她的手中。玛兰尼娅·谢尔盖耶芙娜难过得恨不得死去，便开始在给伊凡·彼得罗维奇的信里央求他早日归来；彼得·安德烈依奇也希望见见自己的儿子；然而他只是在回信里一味地推三阻四，感谢父亲宽恕了他妻子，给他寄了钱，并答应不久之后就回家——但就是没有回家。18年终于把他从外国召了回来。六年分别后首次相见，父子拥抱，当年的争闹只字未提。当时已顾不上那件事：俄罗斯全国一致对外，英勇抗敌，他们两人都觉得俄罗斯的热血在他们的血管里奔流。彼得·安德烈依奇为整整一个团的民兵提供现款、提供衣装。然而战争结束了，危机已经过去。伊凡·彼得罗维奇又感到无聊了，他又向往远方的那个世界，那个已和他融为一体的世界，在那里他才能有家的感觉。玛兰尼娅·谢尔盖耶芙娜没法留住他；她对他来说什么也不是，甚至连她希望的事也没实现：丈夫也认为把费佳的教育委托给格拉菲拉要体面得多。伊凡·彼得罗维奇可怜的妻子受不了这一个打击，更受不了第二次分别：
她谁也不抱怨，几天后便与世长辞了。终其一生，她没有对任何事物作出反抗，甚至对疾病也未作抗争。她已说不出话了，她的脸已罩上死亡的阴影，然而她的颜容仍旧流露出忍让的困惑和一贯温良恭顺的表情；带着同样温良顺从的眼神望着格拉菲拉；犹如安娜·巴甫洛芙娜在临终的病榻上亲吻彼得·安德烈依奇的手背一样，她也吻了格拉菲拉的手，并将自己的独生子托付给她。一个安静、善良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天知道为什么要将这生命从土壤里拔出来，又在顷刻之间将它抛之不顾；它枯萎了，来无影去无踪，这个生命，没有人为它伤心垂泪。替玛兰尼娅·谢尔盖耶芙娜惋惜的只有女仆们，还有彼得·安德烈依奇。她临终前不会说话的那个时候，老头没有在场。“原谅我吧——别了，我温顺的孩子！”他在教堂里最后一次向她鞠躬，低声自语说。他在向她的坟墓上撒一把土的时候，哭了。
她死后没超过五年，他也走了。他带着格拉菲拉和孙子来到莫斯科，于1819年冬季在那里安静地与世长辞。他留下遗嘱要求将他和安娜·巴甫洛芙娜、还有“玛拉莎”葬在一起。伊凡·彼得罗维奇正在巴黎寻欢作乐；1815年后不久，他就退了职。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他决计回俄国去。需要考虑安家立业，而且根据格拉菲拉的来信，费佳已年满十二岁，到了认真管一管他的教育的时候了。
伊凡·彼得罗维奇回到俄国时已全盘英国化。短促干练的发式，浆硬的竖领，有多层小领子的豌豆黄长襟常礼服，阴阳怪气的面部表情，招呼人时那种爱答不理和不冷不热的态度，透过牙齿缝说话的语气，突然爆发的干笑，面容严肃，纯政治型和政治经济型的谈话内容，生活中少不了带血的牛排和波尔图葡萄，——他身上散发出一种强烈地大不列颠气质；他好像整个儿都浸入其中了。然而——真是很奇怪！——尽管生活习惯上伊凡·彼得罗维奇已经全盘英化，他却在精神上变成了一个爱国主义者，至少他自认为是爱国主义者，虽说他对俄罗斯不怎么了解，既没有保持一个俄罗斯的习惯，俄语也说得阴阳怪气：日常交谈时他说话慢条斯理，法国式的俄语掺杂其中；一旦涉及重大问题，便会有这样一类语句从他嘴里脱口而出：“表现自我努力的新经验”，“这不符合事物的本质”，等等，等等。伊凡·彼得罗维奇带回来几个有关国家制度及其改进的计划的手稿；他对在俄罗斯所目睹的一切都极为不满，尤其叫他气愤的是缺乏制度。与姐姐见面时他一开始就扬言打算实施彻底改革，今后他将使一切都井然有序。格拉菲拉·彼得罗芙娜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伊凡·彼得罗维奇，只是咬了咬牙，心里想道：“那我怎么办呀？”然而陪同兄弟和侄儿来到乡下后，不久她就放心了。家里确实发生了某些变化：寄食者和游手好闲之徒立刻遭到驱逐；这可苦了两个老太婆，一个眼睛看不见，另一个不能走路，长年卧床，还有一个老态龙钟的奥恰科夫时代的少校，由于他实在太能吃了，只给他黑面包和滨豆做口粮。还发布了一道命令，一概不再接待以前的客人：一位住在远处的邻居，是一位长有浅色头发、病弱不堪的男爵，一个受过良好教育而生性固执的人物，已将他们统统取而代之。家里出现了从莫斯科运来的新家具；加进了痰盂，小铃铛，梳妆台；端早餐的方式也变了样；外国葡萄酒取代了伏特加和果子露酒；为佣人们缝制了仆人的制服；家族纹章下面新加了题词：“inreicto virtus…”实质上对格拉菲拉的权力没有任何影响：一切进出款项仍然要通过她的批准；一个从国外带回的阿尔萨人贴身侍从曾试图与她较量，结果丢了位置，尽管老爷对他百般庇护。至于家政和对产业的管理（格拉菲拉连这些事都参与），虽然伊凡·彼得罗维奇一再声称要注入一点新鲜血液，却没有实际行动起来，只是某些方面增加租金了，还有添加劳役了，还有禁止农民直接和伊凡·彼得罗维奇说话：爱国主义者特别瞧不起自己祖国的同胞。伊凡·彼得罗维奇的制度只在费佳身上得到了充分采用：对他的教育已受到“根本改革”：完全由父亲掌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