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正把几十年来提倡的“建设养畜”、“科学养畜”、“转变生产经营方式”落实到生产实践中，其必然结果就是实现草原畜牧业的现代化。发展至今，“细胞”层面的现代化雏形和“机体”层面的传统结构正在成为影响转型发展的基本矛盾。各种思潮都试图影响未来发展的方向。主张恢复游牧生产、主张照搬农区养畜模式、主张只要生态不要生产等各种看法和做法，都在有意无意地延缓现代化的进程。
中央近几年的一号文件都强调“建设现代农业”，这里自然应包括现代畜牧业，但是在草原牧区并没有十分响亮的回应。最近国家召开的“全国牧区工作会议”，对建设现代草原畜牧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部署。在这种背景下，明确草原畜牧业现代化的路径可以起到坚定方向、消除误区、合力推进的作用。在这里，笔者根据现代化的一般内涵和草原畜牧业的现状，并参考美国游牧型“牧牛王国”转变为现代肉牛产业的历程，提出推进草原畜牧业现代化的主要路径，作为一家之言奉献给读者。
巩固草原永续利用的基础
草原的可持续利用实质上也是草原的生态平衡和良性循环。在明晰草原产权、坚持草畜平衡制度的基础之上，以新型放牧制度维护低成本、大规模生产，是草原畜牧业的最大优势。在现代化进程中，这一优势不仅不能丢失，而且应得到更好的发挥。
规范草场使用权流转，促进规模化经营。有关法律法规对草原使用权的承包和流转做出了明确规定，使每个牧户都能公平地承包（或分享）草原使用权，从而获得发展机会。因而草场使用权实质上是发展权。经营能手可以通过转包的方式获得更多的草场使用权，扩大经营规模，推动整个畜牧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准备转产或进城创业务工的牧民，可以通过转让草场使用权的报酬获得新的发展机会。因天灾人祸无力经营的贫困户、低保户，可以在保障转让草场使用权收益的基础上获得更大力度的救助，不仅可以维持基本生活，而且可以寻找新的发展机会。要设计长期转让、短期转让、一次性付酬、分年付酬等多种形式，供流转双方选择。为了促进牧区过剩人口和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集中，应当明确居住地的变动不影响转让草场承包受益的延续，消除进城居住就业牧民的后顾之忧。草原监理部门应设立草场流转交易平台，确保依法流转和公平受益。
严格执行草畜平衡责任制，鼓励集约化生产。在当前这项制度已经普及的情况下，最主要的是建立健全监督机制，把实际载畜量查实，切实对超载过牧行为依法惩处。每户牧民的草场应固定样方，定期测定草丛结构和产草量，分析植被演化趋势，作为改进和完善草畜平衡制度的基础。在严格执行法定载畜量标准的基础上，鼓励牧民自觉、主动地兼顾草原生态和畜牧业生产，通过建设的方法和合理经营的方法发展现代化生产。经过测定草场理论载畜量确有提高的，应当相应提高准许养畜的数量指标。当年繁殖的幼龄畜可以不计入载畜量，以便鼓励牧民提高繁殖成活率，尽量提高畜群的集约化生产水平，这在发达国家也是通行的做法。在这一点上，不必过分拘泥于幼畜那一点点采食量的计算。在生产实践中，当年幼畜采食多一点不会妨碍草畜平衡的大局。增加舍饲、减少放牧时间和强度的，应当放宽载畜量的限制，以鼓励草场资源特别缺乏的地区加快发展半牧半饲畜牧业。
值得指出的是，所谓草畜平衡是指放牧而言。转为舍饲奶牛的少部分地区，可以放开饲养量的限制指标。现在国家出台的草畜平衡补偿机制，是草原永续利用的重大政策工具，应作为长期的惠牧补贴和资源补偿政策坚持下去。
以轮牧、休牧、禁牧为重点，因地制宜实行新型放牧制度。美国的现代放牧制度可以总结出20种以上，实际生产中组合使用的类型更多。相比之下，我们提倡的新型放牧制度归纳为轮牧、休牧、禁牧3种类型有些过于粗略，但是作为自上而下贯彻的政策措施，要求简明、易于理解和监督执行，只能概括一些。而在执行过程中需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确定更为细致的放牧规范。例如，现在牧民总结出的限时放牧、夜间放牧就应进行科学验证，然后推广。
· 轮牧。典型草原和草甸草原产草量较高，轮牧效果明显，应当普遍推行围栏轮牧。草场的产草量越高，轮牧围栏的面积应相对越小，轮牧次数应越频繁，以制止牲畜挑食造成草丛的结构性退化。荒漠草原产草量低，畜均占用草场面积大，围栏成本相对较高，一般应推广有控制的轮歇性放牧，只在分户承包的草场分界线建设围栏或固定标记。在荒漠戈壁则产草量更低，畜均占有草场面积更大，放牧场没有必要建设围栏。
· 休牧。我国目前实行休牧的概念类似于美国的“延迟放牧”。休牧的作用在于对春季返青之初的牧草进行保护，以便增强其光合作用的能力，维持整个生长期的长势。当前作为行政措施加经济补贴的办法普遍推行已有几年，收到了明显成效。但是要成为牧民自觉主动的行为还需要有相关措施的配套：一是要把休牧的效应体现在畜牧业的收益上，使牧民在保护草原生态的同时收获实际生产成果，调动牧民内在的积极性，从根本上杜绝名义休牧、实为“暗牧”，白天休牧、晚上偷牧的行为。二是就近就地解决饲草饲料的种植与供应问题。尤其是粗饲料远距离运输成本高，如果要从外地购买，靠有限的补贴资金不可能满足牲畜营养需要，保护草原的措施无法与提高生产能力结合起来。三是休牧期应以青贮饲料为主解决营养供给问题。现在牧区大规模的青贮饲料生产模式尚未形成，大部分休牧的畜群只能喂干草、干料。牧民反映牲畜闻到青草味就不吃干草陈料了，这应当是符合牲畜行为学原理的现象。而采取饲喂青贮饲料的办法，喜食性问题也就解决了。青贮饲料保存完善的各种营养成分促使经历了漫长冬季的牲畜迅速恢复机能，特别是母畜乳汁分泌量增加，仔畜生长发育速度也会加快，为全年的畜牧业大丰收奠定基础。这样，休牧这一保护草原生态的措施同时也就成为重大的畜牧业增产措施，而不再是牺牲生产单纯保护生态的“一头热”，引导牧民形成自觉、主动执行的长期制度也就成为可能。
· 禁牧。禁牧的目的完全在于保护草原生态。禁牧补贴，实质上是对承包者发展权的赎买。对承包人放弃承包权的应一次核定补贴标准，在法定期限内分年度拨付。下一轮承包的条件和产权形式应制定专门法律法规。对阶段性禁牧的效果应当深入研究，提供实验数据的支撑，目前只是理论预测的成分较多。要防止陷入“禁牧恢复几年—过牧退化几年”的反复循环“怪圈”。长期禁牧既是对草原生态的保护，也是对草原建设和利用的中止。因而禁牧措施应当与牧民的转移转产相配合，否则很难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在没有打破“禁牧—过牧”怪圈循环成功实例和政策工具支撑的条件下，阶段性禁牧应审慎推广。
种畜生产分工
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庞大种源生产与供应体系，曾经是游牧转型和畜牧业提质提效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国内外市场的冲击，原有的供应模式面临困境，新的有活力的供应模式尚未形成。种公畜的生产和供应体系面临着洗牌和重建。
种源的困惑。建国之初，我国在小农经济和游牧经济的基础上建立了种畜生产和供应体系，因而不可能有市场引导，只能依靠行政手段进行良种畜培育、扩繁和推广工作。这一点与美国肉牛业从一开始就具有技术市场化和种畜市场化的先天“基因”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后，种源生产供应部门仍然追求技术上高指标与生产主体追求群体产出的低成本形成了巨大反差。供应和需求“两张皮”运行的结果，出现了种源生产和供应的整体困境。
· 种畜场的异化。2011年的金秋8月，我在走访牧区的日程中特意安排了白音锡勒种畜场，主要目的是想了解一下这个坐落在锡林郭勒最为丰美的草原上、建国后投入巨额资金和调集众多畜牧专家、“万里赶羊”目的地，也是号称区内最大规模的种畜场，在“建设现代畜牧业”的进程中扮演着何种角色。看完分户经营的西门塔尔肉牛生产和乌珠穆沁肉羊生产两个高效家庭牧场后，我发现这两个品种都不是种畜场原先经营的牲畜，于是问起了几十年主打的“王牌”—内蒙古细毛羊。随行的场领导的回答令我愕然—已经没有细毛羊生产了。这样的结果意味着凝聚整整一代畜牧精英的科技成果完结了历史使命。
感慨之余，我向在场的同志讲了两件“死保细毛羊”的事。一件是20世纪80年代，我曾经连续几年蹲点的全旗范围内品质最优的细毛羊群面临着肉用羊的冲击，于是决定动用机关经费进行补贴性保护。牧户的主人当时高高兴兴地签订了第一期5年的合同，只要坚持细毛羊生产方向，就会得到资金补贴。但是两年过后，牧民提出要退还补贴资金中止合同，因为与邻近牧户的肉用羊品种相比，细毛羊的生产成本实在是太高了。这些成本在“大集体”时是统一开销的，现在变为由牧户自行承担，马上就显得不堪重负。另一件是20世纪90年代。听说南部的一个以细毛羊改良著称的嘎查改用乌珠穆沁羊回交，我请盟家畜改良站的负责同志专程前去处理，嘎查领导说，没有想到几只种羊的事惊动了盟长，当场将新购来的公羊去势处理。我讲这两件事是想说明市场规律是难以抗衡的，大草原上的细毛羊在长期经历了成本比较和肉毛比价的冲击后，退出历史舞台也是正常的。况且，澳大利亚羊毛具有无可抗衡的国际比较优势。现在只有乌审旗采取调整选育标准、羔羊育肥出栏等措施保留着纯粹的鄂尔多斯细毛羊品种，其他几个重要品种都已销声匿迹了。估计为此建立的国家级、自治区级、盟市级种畜场也只能同白音锡勒种畜场一样转变成为商品牧场。
· 冷冻种源推广体系的萎缩。与发达国家畜牧业就近获得种源，以本交改良为主的方式不同，我国一直坚持在大中城市建立种牛站、在广大农村牧区层层设冷冻种源供应网，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牲畜人工授精系统。锡林郭勒盟的养牛大旗连续多年搞过“万头牛冷冻改良大会战”。依赖冷冻种源的主要原因是过去长期以来我国的种公畜主要依靠进口，数量难以满足生产需要。在这种模式坚持了几十年后的今天，除奶牛生产和畜群集中的少数生产单位外，大牧区人工授精的覆盖率越来越低。所走访的家庭牧场中只有自身拥有技术员的才仍然在自己的畜群中使用旗里专门送来的冷冻种源进行改良。大牧区的牛群大部分都已使用自购的高代杂交改良公牛（即连续杂交改良2代以上的杂种个体）。这类牛按理说根本不能用作种用，因为既没有谱系资料，也没有生产记录，遗传能力不得而知。使用它能不能提高后代品质，能提高多大幅度，只能是“撞大运”。过去把牧民不使用冷冻种源视为“保守”，但实际上这是由于每年的繁殖成活率存在着过分悬殊的差异使然。现在，越来越多的牛群在轮牧围栏内自由采食、游走，每天很少有人跟群放牧观察，公牛和母牛的分隔会造成更多的空怀。有些饲草饲料充足的家庭牧场，牛群营养状态良好，但母牛繁殖率仅有50%左右。这意味着，每年有一半左右的母牛是既不产犊又不产奶的“白吃饱”。如何补上种公牛生产体系的历史欠账已成为当务之急。
· 主导肉羊品种遭受漠视。在广大牧区，肉羊生产使用最多的品种是乌珠穆沁羊、苏尼特羊、巴尔虎羊。这些品种成为内蒙古羊肉畅销全国的基础。但是这些品种都是在地方良种的基础上，经过本品种选育而成，与“洋品种”不沾边，因而长期以来总是觉得“土气”，只能由基层“小打小闹”选育种公羊。因而国家级、省区级和盟市级的种畜场从来不会为它们安排，资金投入、技术力量、科学研究等重要资源历来缺乏。作为羊肉主产区的草原牧区，对种畜生产和供应这一决定方向和质量的基础性工作，政府部门抓不抓、投入多大力量，全部取决于旗县级领导的“眼光”，很少能登入高层次的“大雅之堂”。这次考察过的东乌珠穆沁旗的种羊体系，已经具有现代种畜生产供应结构的雏形，但是如果没有更为规范的制度化建设，其应有的潜力和功能很难再有大的发挥和提升。
· 外来种源引入混乱。一些鼓噪一时的品种，在中间商的不实宣传下胡乱引进。有的因适应性差造成了整体生产性能下降和经济损失，有的则直接影响了内蒙古牛羊肉的品质和信誉。错误引入外来品种导致的有害基因扩散，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消除掉。
构建种畜生产供应体系。根据国情和区情，解决种源问题应采取冷冻种源和种公畜生产并重的方针。现有冷冻种源的生产和供应能力已十分强大，在推广使用不存在问题的奶牛生产和采用舍饲形式养畜的地方应继续着力发挥其潜力。在冷冻种源覆盖率低的畜种和地区，应借鉴区内乌珠穆沁羊种羊生产和美国肉用种公牛生产的经验和做法，建立覆盖全部畜牧业的种公畜生产推广体系。美国的普通种公牛供应半径一般不超过150公里。而在我国应是多大范围的供应半径，则需要进行合理规划。初步设想供应给普通畜群的种公羊不出村（嘎查），种公牛不出乡（苏木）比较适宜。对种公畜的培育方法和出场标准，应按照不同生产对象分级制定技术法规：
· 原种场。凡是生产中使用的肉牛、肉羊品种都应建立原种场，主要任务是保持品种的质量不退化，而且能稳定提高。原种场的基础母畜和种公畜都应是本品种的最优个体，通过采取人工授精逐头进行个体选配的方法，生产出谱系清楚、生产记录齐全、后裔遗传性测定成绩优良的种公畜，供下一级扩繁场使用。
· 区域性扩繁场。根据种公畜的需求量合理布局。主要任务是为基层扩繁场提供种公畜。生产原则同原种场，但在条件不具备时可以省略后裔测定环节。
· 基层扩繁场。原则上设在村（嘎查）。主要任务是利用上两级种畜场提供的优良种公畜和本区域最好的核心基础母畜群，进行种公畜的生产、供应与管理，为牧户提供数量充足、生产性能优异、遗传性稳定的种公畜。供应形式采取出售、出租、委托管理均可，与牧户通过合同约定。在基础生产畜群改良程度不太高的地方，如果个体选配条件不具备，也可以采用群体选配、表型选种的办法扩大种畜生产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