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世界传统游牧地区，有的至今仍维持“逐水草而居”，如蒙古国以及西亚和非洲的一些部族地区；有的转为农耕生产生活，如中亚、西亚和中国草原的农牧交错地区；也有的终止了草原畜牧业，如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南俄草原。中国的牧区则演变为定居与传统放牧相结合的草原畜牧业。
● 北美大草原（美国、加拿大）在经历了“牧牛王国”的游牧生产后，在20世纪全面转型，采用现代农业装备、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经营管理方法发展养牛业，创造了草原生态改善、生产水平最佳的现代化肉牛产业。与此同时，游牧产生的牛仔文化在全世界持久传播。
●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多年来，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生产方式从单纯索取天然资源的游牧业转变为合理利用和全面建设并重、放牧和补饲并重的建设型草原畜牧业。“天灾”不再是控制人口“过剩”和牲畜超载的“天然平衡器”。在“人畜两旺”的目标实现后，如何治理超载过牧、保护草原生态，如何把草原畜牧业推向新的更高水平成为重大课题。
● 现代化是草原畜牧业的唯一出路。目前，内蒙古草原牧区已经存在着大量现代畜牧业的“细胞”，但是就整体而言，草原畜牧业的“机体”还是传统的。没有“机体”的现代化，“细胞”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完善和持久。
● 草原的未来必然是生态、生产、生活、文化四大功能的兼顾和协调。在兼顾生态和生产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兼顾生活改善和文化传承的基础上实现草原民族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而协调、全面、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只能是草原畜牧业现代化。
世界上亚、欧、非三大洲自古以来就有许多民族或国家发展过游牧业。美洲大陆在西方殖民者定居后也出现过牛、羊、羊驼等畜种的游牧业。随着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科技条件的变迁，游牧业出现了维持型、终止型、转农型、建设型、现代型5种不同的结局。
维持型
维持型主要是指维持固有的游牧生产方式。目前，亚洲最典型的游牧地区是蒙古国，中西亚和非洲的一些部落地区、南美洲高原的部分地区、北极圈附近牧养驯鹿的地区也仍然维持游牧业。
游牧的生态效应。游牧生产的条件差，牲畜少，因而在历史上一般不会发生全局性和持续性的草原超载过牧现象。草原上自然灾害频发，在抗御能力低下的情况下，“天灾”是“天然的草畜平衡器”。丰年增加的牲畜到了灾年就自然降下来，因而不会持续超出草原可承载牲畜数量的上限。在地广、人稀、畜少的状态下，牧民在一定范围内自由放牧，理应能够均匀地利用草场维持草原生态的良性循环。但是在实际上，游牧对草原生态的负面影响也是十分严重的。例如，有水源草场的过度利用和无水源草场的长期闲置并存所造成的局部草场退化不可避免。历史上较长的和平时期（如汉朝和匈奴和亲时期、元朝统一管辖中国内地和蒙古草原时期）采取赈灾措施，牲畜头数都可以有大幅度增长。适合游牧的畜种都有极强的抗御不良条件和灾后种群恢复的能力，连续几年风调雨顺即可使牲畜头数超常规增加。在这些情况下，局部草场超载过牧引起沙化和退化是不可避免的。再如，在现代社会中，在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时进行“抗灾保畜”的救助是必然的，纯粹依附自然任凭牲畜自生自灭的完全游牧已经不可能存在。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国家甚至国际社会必然予以救助。有效的“抗灾保畜”措施，从另一方面来看，也会导致牲畜的超载过牧。因而，继续维持游牧对草原生态的效应可以概括为非均衡的局部退化、沙化、盐渍化，而且程度不断加重，指望完全维持游牧状态来保护草原生态只能是空想。在这方面如第四章的相关阐述，蒙古国的领导人有深刻而精辟的论断。
游牧生产生活简况。首先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牲畜的死亡率高，繁殖成活率和牲畜出栏率低，因而牧区社会的物质基础薄弱，经济社会发展缓慢。其次是牧民生活条件差。传统居住环境是蒙古包（毡房）或季节性营地的泥草棚。不仅住房功能完善无从谈起，就连避暑防寒的基本要求也很难达到。传统食物以肉、乳为主，其他食物全部依靠外运供应，在游牧状态下缺乏储存条件，食物品种和结构都不能满足人体要求。一旦发生严重自然灾害，无畜户和贫困户就会大量增加，温饱都成了难以解决的问题。
终止型
终止型主要指原苏联境内的草原游牧地区，因外部强制力量造成游牧业的突然终止。苏联十月革命和国有化、集体农庄化时期，大量富户带着牲畜转移到邻国（主要为中国边疆地区），留下的牲畜转为集体农庄舍饲。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境内的草原放牧型畜牧业也没有得到恢复。南俄草原卡尔梅克共和国的居民，曾整体迁移到西伯利亚从事开发和建设，草原畜牧业更是完全中断。
摒弃了畜牧业的草原只有生态功能，失去了生产功能。汽车在俄罗斯草原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奔驰了一整天，往往看不到一头牛、一只羊。因超载过牧而破坏草原生态的现象不存在了，但是因干旱和内涝造成的局部草原退化、沙化、盐渍化仍然存在。由此也可以证明那种设想只要把草原变成无畜之区，生态环境就会越来越好的推论并不成立。
终止游牧，进而摒弃草原畜牧业的弊端主要是既浪费了草场资源，又造成畜牧产品的缺乏。俄罗斯有大片的草原闲置，同时又大量进口肉、乳制品。长期以来要从南美、北美、中国和澳大利亚进口大量牛肉，才能弥补国内肉类的供应不足。即使在传统的肉类集中产区，肉食品缺乏也是俄罗斯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大问题。1996年，我在出访位于西伯利亚草原的赤塔州时，这一过去曾是被游牧业包围的中心地区竟然在饭店里难以找到牛肉，在市场上只有少量且昂贵的红肠供应。由此可见那种取消草原生产功能的论点实在是脱离实际的空论。
转农型
转农型是指近几百年来一些古代传统的游牧地区转为农耕为主，主要包括中亚、西亚的部分地区和中国草原的农牧交错带。这些地区具备适合农耕的气候、土壤和水源条件，利用天然降水或灌溉系统能够满足种植农作物对水分的要求。因而转为农耕的地区历史上应是牧草最为丰美的草原。
转为农耕的生态效应。总体而言，干旱半干旱草原地区转为农耕的生态效应是负面的。一是耕作搅动土壤，破坏原生植被，造成沙化。二是农耕兼营的放牧养畜会造成村庄和农田周围草场的严重超载过牧。三是粮食种植有利于解决食物短缺问题，促进人口增加，但不断增加的人口反过来又要求不断扩大开垦面积。特别是现代农业机械大量应用后，开垦土地的能力大大提高，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黑风暴”和60年代前苏联中亚地区的“黑风暴”主要都是因为无节制地大量开垦草原而造成的。
生产生活简况。直到现在，传统游牧地区转为农耕后，尚没有一个地方达到生产现代化和生活富裕的程度。这些地区虽然相对来说适宜种植作物，但是欧亚草原高纬度、高海拔、低降水量的基本条件决定了农作物产量低、经常遭受自然灾害侵袭的固有特点。农民生活虽然在居住条件的防寒避风方面要优于牧民，但仍然经常处于食物单调短缺和生活贫困的状态之中。
建设型
建设型指在传统游牧的基础上，经过持续不断地进行水井、棚圈、饲草饲料基地、定居房屋等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成现在的以放牧为主、补饲为辅的草原畜牧业。目前主要分布在中国境内的草原牧区和中亚哈萨克斯坦等国。
生态效应。随着建设内容的完善，牲畜实现了稳定发展，普遍出现了超载过牧的现象，加重草原沙化、退化。近10多年来，加强草原管理的立法和执法，推行草畜平衡责任制，开展以轮牧、休牧、禁牧为主要内容的放牧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牧区建设资金主要依靠畜牧业自身积累，投入不足，生产主体对草原的保护和建设还未成为自觉的主动行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行，草原上出现了乱开矿乱采砂石的现象，破坏了草原生态环境。在饲料基地建设中，目前大多借用农民种田的方法容易引起草原的风蚀沙化，亟待推广保护性耕作措施。如传统农田耕作需在秋季翻耕田地以保墒保肥，但会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土壤裸露，风起沙扬，而采用免耕技术或者春季保护性耕作措施即可避免，却又遇到技术和资金投入问题尚未解决。
生产生活简况。与游牧相比，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一是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为提高。除特殊严重的“铁灾”外，大大小小的旱灾、雪灾及其他自然灾害均已不可能对畜牧业生产能力造成严重打击。二是草地生产率和畜群生产率大为提高。肉用羊的羔羊出栏，肉用牛两岁出栏已成为生产常规，浪费资源的“长寿畜”已很少见到。三是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草场围栏轮牧和牧业机械的普及，逐渐取代了跟群放牧和人工搬运草料，使有限的劳动力可以从事更多的具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四是生活条件大为改善。一般牧民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已经新盖两三次住房，面积越来越大，功能越来越齐全。食物结构在乳制品和肉制品满足的基础上，还可食用到多种谷类和蔬菜水果。五是社会保障程度大为提高。法定草场产权明晰后，即使是无畜户也可通过草场使用权的流转收益，保持基本的生活条件。贫困户得到扶贫开发项目或社会救助的扶持。牧民社会保障制度逐渐建立和完善。
与现代畜牧业的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当前的草原畜牧业仍然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初始阶段。生产方式、发展措施、生态效应、牧民生产生活条件等各方面，还存在着很大差距。游牧型的畜牧业已经转变为建设型的畜牧业，在此基础上采取正确的发展方式，就可以进入现代型的草原畜牧业。
现代型
现代型的典型例证是北美草原的现代化养牛业。范围包括美国大平原各州和加拿大草原三省。北美草原从游牧型的“牧牛王国”向现代型肉牛生产的转变，发生在20世纪初。20世纪30年代北美洲发生“黑风暴”后，美国采取了严厉的法制、行政和经济措施保护草原生态，促使农场采取保护性耕作技术，牧场推行保护性放牧制度，使养牛业的现代化水平迅速提高。从这一点来看，草原生态发生危机之时，也可能是推进畜牧业转型的机遇。美国肉牛生产在保证草原生态得到改善的基础上，创造了全世界牛肉产量、质量和成本等综合效益最优的水平，牧牛业者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程度与城市居民无差别，其经验是值得认真借鉴的，用以创造我们的后发优势。美国养牛业的转型情况在前一章已有系统介绍。大洋洲的养牛、养羊业也有类似历程和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