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对草原牧区的特殊性，推进渐进式的社会改革。自治区政府成立之初，在乌兰夫等革命前辈的主持下，制定了以“人畜两旺”为重点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后来又提出了“千条万条发展牲畜第一条”的行动纲领，实施了对牧户“不分、不斗、不划阶级”和“牧主牧工两利”的改革措施，调动了全体社会成员的生产积极性。拥有成千上万头牲畜的富有大户（巴彦）可以继续安心发展生产，没有牲畜的牧民也能通过提高仔畜分成比例的新型“苏鲁克”开始投入生产。政府在兴办国有示范牧场的同时，组织牲畜特别多的大牧主组建公私合营牧场，牧主当场长，公方派员当党委书记，牧民以畜入股，全员成为牧场职工。这些措施可以使所有人各得其所共同发展。东乌旗额和宝力格牧场的私方场长额尔很巴图在牲畜公私合营后，到北京参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被誉为“红色牧主”。他在长达20多年的牧场经营中尽心竭力，在抗美援朝捐献活动中积极认捐大量牲畜和牛肉干，同时在草原剿匪中一次就向解放军部队捐献乘马320匹，改革开放后又捐款建成了第一所牧民子女寄宿的苏木学校。
· 针对游牧生产的脆弱性积极推动畜牧业基本建设。1947年发布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施政纲领》中提出了“保护牧场，畜牧区改善饲养法，打井、储草，增进医疗卫生防疫及兽医设备”。实施过程中各地因时因地制宜，各有侧重。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棚圈、水井、饲料基地建设为重点，60年代以草库伦建设为重点，70年代以定居建设为重点，80年代以打深机井、建防灾基地、开发无水草场为重点，90年代以草地建设、青贮饲料为重点。经过持之以恒的基础建设，草原畜牧业实现了“中小灾无害、大灾不减产”的稳定发展。
1954年，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草原遭受特大雪灾时，中央人民政府派出飞机共15架次空投粮食和饲料，解救受困人员和牲畜。1977年锡林郭勒盟全境遭受特大雪灾（铁灾）达6个半月，国家和自治区政府专门组织抗灾汽车队支援，派飞机空投，派坦克开路运送抗灾物资，使大部分牲畜得以保护。1992年锡林郭勒盟再次遭受特大雪灾达5个半月。自治区政府拨出专款购置拖拉机用于破雪运送饲草饲料，灾后牲畜总头数比上年保持了正常增长，第一次实现了“大灾之年保丰收”这一奇迹般的目标，距“大灾无害”的理想状态只差一步之遥。
1999~2001年内蒙古中部和西部连续3年大旱，草场不见返青，3000多万头牲畜面临死亡威胁。此时，国家粮库积存有大量“陈化粮”补贴出口，外方还要压价贱买。自治区政府把补贴出口的政策运用于补贴抗灾，以补贴价对牧民敞开销售“陈化粮”玉米加工饲料，头两年的旱灾顺利地抗过去了。不少地方还出现了新繁育仔畜不减反增的奇迹。牧民们对第三年的雨水有急切的期盼。但是第三年仍然是大旱年，这对连续两年未能恢复膘情的牲畜形成新的更大的威胁。几年间沙尘暴频发，引起了国内和下风向的韩国、日本等国舆论哗然。本来沙尘暴的沙源来自于境外荒漠，内蒙古草原只能起到增强或削减不够的作用。但是内蒙古牲畜发展快，理所当然要承受多方的指责。牲畜与草原在舆论上一时间形成了水火不相容的对立关系。从此之后，减少牧区牲畜成为主线。但是当层层将减畜指标下达到牧户时，实际上减不减、减多少成了谁也说不清的“口头账”—反正在缺乏严格监督的情况下，谁也没有办法把牲畜数搞清楚。有的牧业旗前任领导连续几年都实现了名义上的减畜目标，但后任领导发现实际牲畜头数要多出很多，这说明控制牲畜必须变成牧民的自觉行动才能实现。好在草原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承包权都已明确，保护牧场的责、权、利都已落实到家庭这一最基本生产单位，牧民保护和建设草原的能力不断增强。只要政府政策引导对头、有力，牧民自主的草畜平衡和稳定发展完全可以变为永恒的现实。
· 针对草原畜牧业的自然性推广科技，改良畜种。草原畜牧业无论是游牧、半游牧，还是目前的定居放牧，都是传统的生产方式，主要依附于自然。因而，除了前文所述的脆弱性即不稳定性外，低产出、低效率、低质量也是固有的弱点。自治区政府成立后，在着手发展科技、教育事业之初，就把“畜牧”放到优先发展地位。农牧大中专院校、畜牧兽医及草原科技推广队伍、种畜场及示范牧场等机构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形成了体系。建国后不久，就消灭或控制了牛瘟、口蹄疫等烈性传染病。通过从新疆到内蒙古的“万里赶羊”把细毛羊优良品种推广到内蒙古牧区。20世纪60年代后动用国家稀缺的外汇从国外进口了大量马、牛、羊的优良种畜，70年代后进口仪器设备，使内蒙古自治区成为世界上推广牛冷冻种源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
在计划经济时期，“改良畜种”被上纲到是否执行“正确路线”的高度以搞运动的形式强力推行。自治区验收命名了10多个优良牲畜品种。为了改变牧区只输出原料的不合理布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自治区建成了全国最大的牛羊屠宰厂、毛纺厂、羊绒纺织厂。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政府主导和市场多元化的力量相结合，对草原畜牧业的整体产出和价值水平从多方面进行提升，一直引领着全国牧区畜牧业的发展。有些畜牧业生产指标已经在国内、国际都达到了较高水平。
200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时，牲畜总头数达到9814万头，比1947年增加10.7倍，年平均增长率为4.3%。牲畜头数的稳定增长说明，畜牧业固有的脆弱性得到了有效克服，天灾与人争畜的局面基本扭转。更重要的是，结构合理了。绵羊、奶牛、肉牛等产出效益高的畜种大为增加；奶牛、绒山羊等产品加工增值潜力大的个体大为增加；而经济效益、生态效应都较差的马群和普通山羊大为减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自治区管理专家设计的牲畜总增率指标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独创的，对提高畜群总体生产水平具有内含全面、简单明了的特点。这一指标的基本含意是把每年增殖数超过死亡数的量作为畜群增长的总财富，相当于“畜群的GDP”，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把积累的存栏数作为衡量财富的数值。在市场经济国家这一指标所代表的内容是由市场主体（牧场主）遵从价值规律自觉地实现的，所以没有必要由政府设立专门的指标来管理。而对我们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面对的将畜群规模视为富有标志的传统畜牧业来讲，必须计算总增率才能估计出真实的总成果。这一指标的设立和运用对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的转型和变革起到了“指挥棒”的作用。
畜牧业生产力的三次解放—以锡林郭勒盟为例。20世纪40年代末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初，锡林郭勒盟的18万平方公里可利用草场上牧养着154万头（只）牲畜，生活着17.1万农牧业人口。平均每平方公里不足1人，平均每人拥有牲畜9.6头。即使全部牲畜由当时的牧民总数6.84万人分摊，人均也只有22.5头（只）。这些数字说明当时的锡林郭勒盟呈现出典型的地广、人稀、牲畜少的凋敝景象。自治区成立后对畜牧业保护、扶持、建设、改革的长期不懈努力促成了草原畜牧业生产力的三次大解放。
· 推广定居放牧生产方式，提高草地资源的综合转化效率。游牧生产的产出水平低，主要受两方面的制约：一是无水草场比例过大，有的旗比例高达60%以上。这就意味着偌大的草原只有40%的面积可以正常用于生产，其他地区只能在短时间、远距离“走敖特尔”，或者是冬季牧草干枯后才能轻度利用。二是十年九灾，造成大批牲畜损失。因灾死亡意味着牧民们经年累月利用大草原的“恩赐”所饲养起来的牲畜在不能提供衣、食、用的功用之前就突然消失了。牧民们辛勤劳动换来的牲畜竟然是“回归自然”的可悲结局。解除两大制约的有效途径就是通过打井、修建棚圈、打贮饲草和种植饲料、建设定居点等综合性的基本建设，将纯粹游牧、完全依附自然的生产方式转变为定居补饲与移场放牧相结合的生产方式。锡林郭勒盟实现这一转变的时间大体是：南部牧民在20世纪60年代，北部牧民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转变带来的直接效果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再没有出现过牲畜总数的大幅波动，即使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也不会受到重创。
· 推广羔羊出栏和幼牛育肥，加快畜群周转速度，提高畜群综合生产能力。在传统游牧的状态下，牲畜的体能随牧草的荣枯出现“夏壮、秋肥、冬瘦、春死”的周期循环。据此规律，管理部门在计划经济时期总结出“吃7、卖8、共计出栏15%”的经典指标。这与国外较先进水平肉羊出栏80%、肉牛出栏50%的指标相差甚远。国外生产经营的实践证明，肉羊在4~6月龄屠宰、肉牛在18月龄屠宰的周转模式可以使资源转换率最高，肉质最好。但我们当时从上到下一致的看法是肉羊要养到二三年后、肉牛要养到五六年后才算“长成”。在此年龄之前出栏就称为“啃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