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痛斥那些自称“老子”而“奴视一切”的风雅文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却做着旧时代的“状元”梦。同上。社会情势的演变向文艺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胡风看来，那些认同平庸日常状态的文人作家，根本不会看到生活的真实，由此也根本创造不出有价值的作品。为什么呢？“因为，反动势力只晓得自己底利益，不顾别人底死活，不惜抹杀真情来满足自己底要求。既然被自己底要求弄昏了眼睛，又怎能够看清现实生活，怎能够写得出现实生活底真实呢？”胡风：《文学与生活》，见《胡风评论集》上册，第297-298页。但是革命的作家却是能够做到，“因为进步势力本身要廓清一切黑暗的不合理的东西，所以能够无情地看清现实生活是什么一回事，能够真正生出对于光明的东西的爱着和对于不合理的东西的憎恶。这样的作家才能够把生活底真实反映到他底作品里面”。
胡风：《文学与生活》，见《胡风评论集》上册，第297-298页。鲁迅也说过意思相近的话：“左翼”作家要写出革命文学作品，首先要做革命者，因为“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鲁迅：《而已集·革命文学》，《鲁迅全集》第三卷，第544页。毛泽东也在《讲话》里反复讲述作家的立场问题、感情问题。不过毛泽东是要用立场和感情问题创造出一套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话语，鲁迅和胡风则强调作家立场、思想对写作的重要性。那么，和进步势力相联系的作家、革命的作家如何面对写作而看清现实生活的真实呢？革命的人当然都能看清现实，但不见得都能把它写出来。换言之，作家的角色在看清现实与将之表达出来之间是如何起作用的呢？胡风的答案是“主观战斗精神”，这是他从早期批评张天翼时形成的关于作家与现实“肉搏”的思想发展而来的，胡风在抗战时期多次阐发。
胡风最完整而最有逻辑地阐述“主观战斗精神”理论的文章，无疑是1944年在重庆写的论文《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题目看起来更像是谈政治而不是谈文艺，其实却是一篇有独立见解的文艺论文。在胡风的理解里，“民主”不仅是政治问题，而且也是文艺问题。“公式主义”、“客观主义”完全抹杀作家的主体作用，创作中完全没有自我体验的参与，就像选举中没有独立意志的选民便不成其为民主一样，“客观主义”的写作便是不民主的写作。这或许就是胡风选用一个政治语汇表达文艺论题的原因。于是，文艺上为“民主”的斗争，就是为现实主义的斗争。胡风关于“主观战斗精神”的论述自始至终都是关于创作的见解。他说：
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是体现对象的摄取过程，但也是克服对象的批判过程。不过，在这里批判的精神必得是从逻辑的思维前进一步，在对象底具体的活的感性表现里面把握它底社会意义，在对象底具体的活的感性表现里面熔踌着作家底同感的肯定精神或反感的否定精神。所以，体现对象的摄取过程就同时是克服对象的批判过程。这就一方面要求主观力量底坚强，坚强到能够和血肉的对象搏斗，能够对血肉的对象进行批判，由这得到可能，创作出包含有比个别的对象更高的真实性的艺术世界，另一方面要求作家向感性的对象深入，深入到和对象底感性表现结为一体，不致自得其乐地离开对象飞去或不关痛痒地站在对象旁边，由这得到可能，使他作创造的艺术世界真正是历史真实在活的感性表现里的反映，不致成为抽象概念底冷冰冰的绘图演义。见《胡风评论集》下册，第19-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用通俗的话来说，作家在处理他的题材的时候，不是消极的，不是按照外来的观念依样画葫芦地表现，必得经过作家真切的体验，包括思想、感情、爱憎的投入。非经历如此一番不亚于搏斗的认识体验过程，不能创造出把握历史真实的文艺。因此，作家在创作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是不可剥夺的，也是不可替代的。
对于对象的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在作为主体的作家这一面同时也就是不断的自我扩张过程，不断的自我斗争过程。在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里面，对象底生命被作家底精神世界所拥入，使作家扩张了自己；但在这“拥入”的当中，作家底主观一定要主动地表现出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而对象也要主动地用它底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底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这就引起了深刻的自我斗争。见《胡风评论集》下册，第19-20页。
胡风的语句有些拗口晦涩，可用意还是明白的。他并没有脱离现实生活来谈创作，他只是觉得“左翼”阵营的多数批评家只谈现实生活，可现实生活为什么从来就不会自动变成文艺作品他们却没有深究；只会论述现实生活，说文艺从现实生活来并没有尽到一个“左翼”批评家的责任。胡风说：“客观的历史内容只有通过主观的思想要求所执行的相生相克的搏斗过程才能够被反映出来。”见《胡风评论集》下册，第301页。批评家如果连创作过程本身的根本特点都不敢面对，那根本就是取消批评了。“如果拒绝通过‘怎样地写了’和‘在怎样的精神要求里面写了’去探讨‘写了什么’的那个‘什么’底内容，那只有根本放弃文艺思想上的斗争而已。”同上。胡风讲的是创作论，白纸黑字俱在，本没有什么难理解的地方。他提出“主观战斗精神”论，本来也是救“左翼”创作公式化、概念化之弊，用心良苦。胡风因为阐发作家主体作用在写作中的具体情形而被当做鼓吹“唯心论”，无论他自己还是他的时代，都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反讽。
胡风的正面论述是主张作家要有自己的人格力量，有与血肉现实和题材肉搏的勇气；他反面的批评却是针对他称为“客观主义”的标语口号式的“左翼”创作。他认为“左翼”文艺运动一直存在着这种根深蒂固的痼疾，幼稚的左翼作家“轻便地捉住一个抽象概念的思想，这是创作上的机会主义。我们非加以打击不可”。胡风：《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胡风评论集》中册，第296页。因为这种机会主义完全抛开作家主体对题材的体验，抛开作家本人的具体感受，割裂创作主体与对象的联结过程，忽视意志与对象相统一的写作心理过程，忽视文艺的形象思维的特质。胡风浸润于“左翼”阵营，耳闻目睹，视之为写作的大害。
1939年，他将公式化、概念化的“抗战八股”看做是创作界最严重的缺陷：“公式化是作家廉价地发泄感情或传达政治任务的结果，这个新文艺运动里面的根深蒂固的障碍，战争以来，由于政治任务底过于急迫，也由于作家自己的过于兴奋，不但延续，而且更加滋长了。写战士底英勇，他的笔下就难看到过程曲折和个性底矛盾，写汉奸就大概使他得到差不多的报应，写青年就准会来一套救亡理论。”胡风：《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胡风评论集》中册，第78页。这完全因为战争进入了持续状态，它又创造了一种有别于上海滩的但同样也是沉滞划一的日常生活秩序，“左翼”文艺家被这种麻痹创造力的狭小生活包围、腐蚀和俘虏，放弃了自己的主体精神力量，故而身虽生活于抗战之中，但依然不能看到生活的真实。胡风把这种“左翼”文艺的痼疾归结为主观战斗精神的衰落：
主观战斗精神的衰落同时也就是对于客观现实的把握力、拥抱力、突击力底衰落。原来、文艺家底各自的路径、各自的强度，在健康的生活土壤上可以得到各自的成长，散发各自的香气，现出各自的色彩，获得现实主义的多面性的发展；然而，在相反的生活土壤上，这各自的路径、各自的强度反而成了和时代要求游离开去的熟路，各自我行我素，各自任凭经不起抵抗的惰性自由地流去，于是出现了各自的病容，各自的穷态，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各种歪曲，也就是各种反现实主义的倾向了。胡风：《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胡风评论集》下册，第10页。
胡风为“公式主义”、“客观主义”开出来的药方是激扬主观战斗精神，用作家的主观人格力量来抵抗沉滞平庸的日常生活，用作家主体的把捉力、拥抱力、突击力突入血肉淋漓的题材，展开反抗和搏斗。无怪乎胡风1944年在《希望》杂志发表舒芜《论主观》，并在编后记里肯定舒芜提出了“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见《胡风评论集》下册，第116页。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读着胡风激情洋溢的评论文字，无论正面的论述还是反面的批评，都使我们看到一个崇尚激情、反抗平庸的“左翼”文艺斗士的身影。
“客观主义”在胡风的文艺评论词典里其实是一个颇为准确的词形容革命兴起以后出现的新的平庸状态。和“性灵主义”的小市民式的平庸不同，小市民满足于柴米油盐的都市日常生活，自鸣得意于鼠目寸光的自足自乐，偶有“沉痛”，亦马上被“幽闲”所遮掩；“客观主义”的革命的平庸，则是在革命本身成为新的日常生活的时候出现了。革命文艺家忘记了革命的真正目的，记住了革命的表面言辞和口号，终日操演于表面言辞和口号之中，因着革命的势力扩大，自己在革命队伍中的位置也日益巩固，新的名位和利益就被表面言辞和口号所包裹，作为革命家的灵魂早已抛到九霄云外，而只剩下革命的躯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