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偏向，不经过深刻的检讨、反省与长期的实际斗争，不可能彻底克服，也是有历史必然性的。”“在今天的文艺战线上，与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的其他战线一样，不但存在着保持小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分子，而且还混有若干为敌人、反对派所派遣的奸细破坏分子，他们过去利用我们的尊重文化人（这是对的）与若干同志中的自由主义倾向（这是错的），散布毒素，进行反对人民破坏革命队伍与革命文艺队伍的纯洁性的活动。”《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第193、194页。一两年之内，边区中央对所谓文化人的看法产生如此重大的改变，显然不是文化人本身的问题，也不是边区中央突然看走了眼，而是大批热血青年，也就是所谓文化人奔投延安这个事件本事所决定的。他们的到来即引发了问题，早期所以引而不发，是因为根据地的经营需要尽量多的人才，有容乃大。这是革命过程由自发到组织必不可少的功课。当年没有思想准备的热血青年为此付出了思想、心灵和身体的代价，但这也是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现存的史料看，还在边区文件提出尊重文化人的时候，毛泽东就对所谓文化人问题有所思考。1941年8月2日，毛泽东致信萧军，内中有言：“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身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第64页。萧军时任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正是一个文化人汇聚的地方。想必是受了自己观察和同事议论的影响，觉得延安有不是之处，未如当初的想象，故凭着坦白豪爽的性格，拿延安的毛病直接与毛泽东说，引出了毛泽东一番“知己”的劝告。延安有延安的逻辑，革命不能容许以个人的方式提出指责。因为默许以个人方式批评已经组织起来的革命最终会导致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而组织则会因此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在这种情形下，问题不在于批评指向的事实，而在于批评方式本身。
毛泽东承认萧军说的“坏现象”都是事实，如果是就事论事，则萧军并无不妥。而毛泽东认为与萧军“谈得来”，才以私函的形式劝萧军，显然没有恶意，而是由衷希望萧军明白延安之所以为延安的道理。其中“调理人我关系”云云，并不是指朋友之间的私人关系或同事之间的工作关系，而是指个人与组织的关系。组织是神圣的，组织凌驾于任何个人之上。不管组织存在多少不是之处，以个人方式站出来批评它们，就是动摇组织的根基，这是不允许的。尽管个人看到了事实本身，尽管个人可能拥有真理，但依然要“屈己从人”。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告诫萧军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所谓“弱点”其实就是对革命只有热血理想而缺乏实际认识的文化人特有的个人方式。对热血青年来说，或许自己本身意识不到，故需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才能理解。这里面“屈己从人”的功夫，实在是热血青年真正踏入革命的门槛的首要必修课。考试合格，“方有出路”；考试过不了关，硬是坚持自己的个人立场，自然就会“痛苦甚大”。奔投延安的新人，在认同共产主义的理论言说方面，在认同边区中央的方针政策方面，并没有什么障碍，但这门必修课，却有人考得头破血流。
这样看来，以整肃王明路线为目标的“整风”与文艺界的“整风”虽然发生在相近的时间：也使用同样“整风”的字眼，但实际上却有不同。前者更多是革命队伍内部的路线与权力的斗争，它的关键是“站队”。只要站队正确，或站错了马上改过来，及时改换门庭，便没有什么大碍。后者是新人投奔革命参加新政权的问题。不但在思想上认同共产主义的理论言说，认同边区中央的方针政策，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组织上服从正在发展中的革命，也就是将自己的思想、心灵和行为彻底融入革命运动之中。我们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才能看清中国现代革命中所谓“知识分子改造的主题”的实质。现代革命本来就是身处社会边缘的激进知识分子与农工大众结合而兴起的，激进知识分子本来就是这个革命的先驱，本无“被改造”的道理。
延安以前，无论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无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发生，连30年代上海“左翼”文坛大众化的呼声，都是“左翼”文人自己发出的声音，唯独到了延安之后才产生位置颠倒，知识分子才有了被改造的必要，道理何在？延安是一个分界线。在此以前，革命处于艰难曲折的草创阶段，参与者冒九死一生的风险，自然成为革命的中坚；延安以后，革命势力壮大，奔投者日众。而中坚者与途中奔投者事实上是有区别的，需要创出一个理论话语。把两者的感受、体验、利益和在革命中的位置说清楚，于是“知识分子改造”主题便应运而生。毫无疑问，文化人是属于途中的投奔者。革命草创，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的状态，并无待于文艺的加入；即有，也是处于遥远的侧翼的呼应。而延安则提供了两方面结合的历史机遇，文化队伍需要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这个结合背后的人事背景，则是大批文化人投奔延安。文艺界不能不整风，整风又不能不以“知识分子改造”为首务，道理就在于此。文艺界整风的目的在于理顺途中投奔者的“归顺”，而一般方法当然就是知识分子的改造了。
文艺界整风闹得最沸沸扬扬的算是王实味事件，他当初被视为托派，也就是敌人派遣的“奸细分子”了。可是事后证明是整错了，王实味对革命的忠诚是无可怀疑的，解放后公安部已经给予平反。就连丁玲《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等文章，也只不过是心灵有点敏感的女性的感受罢了。根本说不上是立场问题。以往一般的说法是当时的做法过“左”了。其实这是当局者的态度而不是事后对历史事件解释的知识立场。它首先设定：假如当初不“左”的话，这些冤枉是可以避免的。可问题是类似的冤枉事件一再出现，绵延几十年，这就不能认为是决策者一时的疏忽。1942年2月延安高层决定“整风”，3月王实味在《谷雨》、《解放日报》发表《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本来就不合时宜，易招致中伤者。在“整风”展开期间，他和他的言论被当成目标之后，他更在延安的墙报《矢与的》上，贴出《零感两则》。其中一则题曰《硬骨头与软骨头》，他劝各位同仁反思自己是属于对“大人物”有话不敢说的人，还是属于“对‘小人物’很善于深文罗织”的人。见除怀中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史》，第719页。
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王实味本来想以自己的坦率和良知作批评的“矢”，没想到却作了他人深文罗织的“的”。周立波1943年4月3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后悔与前瞻》，陈说整风以来的体会。他说自己有三个原因导致走了一段错路。第一是“还拖着小资产阶级的尾巴，不愿意割掉，还爱惜知识分子的心情，不愿意抛弃”。第二是“读了一些所谓古典的名着，不知不觉的成了上层阶级的文学的俘虏”。还有就是不懂北方方言。所以，他后悔无及，并表示要“脱胎换骨”。见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编《延安文萃》上册，第385-386页。此刊同日还有何其芳《改造自己，改造艺术》一文。何其芳说：“整风以后，才猛然惊醒，才知道自己原来象那种外国神话里的半人半马的怪物，一半是无产阶级，还有一半甚至一多半是小资产阶级。才知道一个共产主义者，只是读过些书本，缺乏生产斗争知识与阶级斗争知识，是很羞耻的事情。才知道自己急需改造。”见《延安文萃》上册，第388页。周立波、何其芳所讲的是不是由衷之言，已经是不重要的了。关键是他们在当时的姿态令他们能够确立自己在革命中的位置。
重提当年延安文艺界整风的人事沉浮是为了理解理论话语的争论。在那种大背景下，文艺话语之间的论争及其存废并不是一个真理性的是非问题。假如我们今天还以是非对错来衡量胡风与周扬为代表的主流话语的分歧，很可能就被我们自己所遮蔽。“左翼”十年到延安，进步文艺话语经历了一个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在那个年代，姿态当然重于实际。记住这一点，才能穿越历史的迷宫。
2革命者的激情与革命运动：胡风的悲剧
假如上述背景分析是有道理的话，我们就不难明白延安的出现在“左翼”文学批评思潮的历史上结束了一个时代：自革命文学以来对“左翼”文艺理论各抒己见而形成不同“门派”的局面是到了画上句号的时候了。理论见解的争辩余地根本不能在原则观点的层次上展开，只能在作品评价等细小地方约略显示出个人的批评风格。对“左翼”文学批评家来说，从前是见解比姿态重要，批评家是靠自己对“左翼”理论的独特解会而在文坛站稳脚跟，靠自己凌厉的个人批评风格在文坛树立声望；现在则是姿态比见解更重要了。于是，批评的创造性退居到次要的地位，小心谨慎地阐释党的文艺路线、政策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能意识到时代的这种改变，继续以各抒己见的心态参与“左翼”阵营的文艺论争，具有争议性的见解很可能就被误解。胡风就是这样一个悲剧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