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近代中国的忏悔概念
近代中国忏悔概念的出现其实就是中国自我意识觉醒的开端，它和古典时代的反省意识有着鲜明区别。在古代的语境之内，反省是一个完全的理性行为，它依赖个人的内省工夫，将自己的日常行为和一个普遍的道德原则或“天理”相对照，最终使个人的日常行为更加符合这个高高在上的道德原则和“天理”。因此，反省不涉及感性的经验，不涉及触动内心的伤痛。只要四时有序，天理流行，这个世界就只有一点偶然的“出轨”，依靠反省的工夫，就能把已经“出轨”的带回到先前正确的轨道。所以，在整个古代中国只有反省而无所谓忏悔这一说。而近代自我意识带着忏悔的面目出现登场是一件大事。这种忏悔概念及其所涵盖的忏悔意识与“天理”无关，相反，它是“天理”崩溃的结果。因此，它是感性经验中的理性行为，忏悔者带着巨大的伤痛重新审视亲历的灾难和社会历史的传统。
感性经验是忏悔这个行为和所忏悔的事物的重要连接点，如果没有近现代中国人普遍经历的那种绝望和耻辱，忏悔意识在中国出现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因为这样，感性经验的性质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忏悔意识的品格。我们不可以把新文化运动中的忏悔意识和宗教引导的纯粹忏悔意识等同齐观的道理就在这里。新文化运动中的忏悔意识有更多集体经验的性质，它存在着刻上历史烙印的现世品格；它有它独到的犀利，也有它在叩问灵魂的门前却步的局限。一部中国现代自我意识觉醒的历史并不复杂：绝望和耻辱启示了对罪孽的自觉，而在对罪孽的自觉中又看见了自我，觉醒了的自我再为挣脱绝望和耻辱而奋斗，在普遍的奋斗中自我终于又陷入沉沦。这个故事的前半部有点像《旧约》里的故事，所不同的是亚当和夏娃吃下去的是象征智慧的苹果，而近现代中国人不得不服下去的却是绝望和耻辱。沉痛的感性经验引导了自我意识的成长，引导了智慧的产生，先驱们开始以民族代言人身份呼唤忏悔。
带有罪感的忏悔意识的产生是近代的事情。1895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被自己所看不起的“蕞尔小邦”日本打败，便产生了巨大的耻辱感，同时，也就产生了一种“自悟其罪，自悔其罪”的忏悔意识。这种意识乃是觉悟到中国的失败，中华民族的积弱，不仅是“列强”、“民贼”之罪，也是中国国民自身之罪。即中国人的不觉悟、不改革、不图强造成了虎狼的侵犯剥夺之机。这种忏悔意识，梁启超作了非常强烈的表达。他说：
饮冰子曰：其无尔，苟我民不放弃其自由权，民贼孰得而侵之？苟我国不放弃其自由权，则虎狼国孰得而侵之？以人之能侵我，而知我国民自放自弃之罪不可逭矣，曾不自罪而犹罪人耶？昔法兰西之民，自放弃其自由，于是国王侵之，贵族侵之，教徒侵之，当十八世纪之末，黯惨不复睹天日。法人不旦自悟其罪，自愧其罪，大革命起，而法民之自由权完全无缺以至今日，谁复能侵之者？昔日本之国，自放弃其自由权，于是白种人于交涉侵之，于权利侵之，于声音笑貌一一侵之，当庆应、明治之间，局天蹐地于世界中。日人一但自悟其罪，自悔其罪，维新革命起，而日本国之自由权完全无缺以至今日，谁复能侵之者？然则民之无权，国之无权，其罪皆在国民之放弃耳，于民贼乎何尤？于虎狼乎何尤？今之怨民贼而怒虎狼者，盖亦一旦自悟自悔而自扩张其固有之权，不授人以可侵之隙乎？不然，日日瞋目切齿怒发胡为者？梁启超：《自由书》（国权与民权），写于1899年10月15日。引自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第9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梁启超以法国和日本为例，说明一个民族的兴起，一个国家的转变，关键在于国民觉悟到自己的责任。以日本论，它原先也是弱国，也受到西方强国的侵略蹂躏而丧失自由的权利，但日本人终于意识到，自由权利的丧失，其罪主要不在于白种虎狼，而在于自身，“罪皆在国民之放弃也”。也就是说，自身在无意识中成为欧美虎狼国的共谋，自身为虎狼提供踏进的条件。于是，他们开始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日人一旦自悟其罪，自悔其罪，维新革命起，而日本作之自由权完全无缺以至今日，谁复能侵之？”也就是说，日本近代维新的成功以及这一成功所带来的富强，完全起因于“自悟其罪，自悔其罪”观念的觉醒。首先是有力量面对自己的罪责，然后才有力量面对“欧美虎狼”的罪责。自强来自自悟、自愧、自悔、自责。
从日本的历史经验中梁启超获得“自悟其罪，自悔其罪”的重要自觉，于是，他的文章，便面对民族自身进行自我批判，从缺乏公德心到缺乏正确的国家观念，他不断地揭露中国国民的弱点，这也就是后来“五四”运动中批判国民性弱点和民族劣根性的先声。
然而，梁启超所说的“自悟其罪，自悔其罪”，这里的“自身”，并非个体的“己”，而是集体的“群”，大集体的“民族—国家”。“自”是全体的概念，不是个体的概念。因此，梁启超当时所讲的“忏悔”，只是提醒、敦促自己的民族—国家要觉悟，正视自己的罪过。自己被西方列强、被日本打败，这只是“果”，而要探究其“因”。这个原因显然不在外部，而在自己身上；光埋怨那些船坚炮利的列强是没有意义的，要正视自己漫长历史造就的愚昧、自大和不思进取。在本民族自身找原因的时候，也不能只拿若干所谓“民贼”当替罪羊，本民族的国民也要承担罪责。
近代梁启超等思想家、启蒙家引入忏悔概念，确实给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中国带来一次大反省，这种反省，对中国近现代的民族自新与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他们的“忏悔”概念，其实只是具有鲜明近代特点的“集体忏悔”意思，并不涉及个人灵魂层面的内容，它所指向的是整体民族自新的社会运动。因此，在这种忏悔思潮影响下出现的文学作品，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都是一些谴责性作品。这些作品从群体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自悟其罪”。因为它毕竟正视了国家和公众生活中的黑暗面，但却没有进入个体生命的灵魂叩问。作品一时的社会意义是有的，但永久的文学价值却谈不上。
2忏悔和启蒙
把“自悟其罪，自悔其罪”的理念推向高潮的是“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题之一就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之罪的忏悔与救赎。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一文中说：
盖吾人自有史以讫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当此除旧布新之际，理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陈独秀：《一九一六年》，见《独秀文存》第33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这篇文章发表于1月15日，用最明确的语言，提出“从头忏悔”的呼吁。同年10月1日，他又发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指出“中国之危，因以迫于独夫与强敌，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召之耳。”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见《独秀文存》第60页。陈独秀在这里表达的意思是：中国要走出灭亡的危险，最关键的是正视民族自身堕落的罪孽。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其他代表人物，也纷纷呼吁民族性的“忏悔”，如周作人在1920年所写的《工学主义与新村的讨论》，就直截了当地说：“我想忏悔是第一件好事：我们要有能容人忏悔的雅量，并且自己也应有忏悔的精神才好。”见周作人：《周作人文类编·中国气味卷》，第141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他认为“忏悔”才是拯救中国的第一要义，“中国如要好起来，第一应当觉醒，先知道自己没有做人的资格至于被人欺侮之可耻，再有勇气去看定自己的丑恶，痛加忏悔，改革传统的谬思想恶习惯，以求自立，这才有点希望的萌芽。总之中国人如没有自批巴掌的勇气，一切革新都是梦想，因为凡有革新皆从忏悔生的。我们不要中国人定期正式举行忏悔大会，对证古本地自怨自艾，号泣于旻天，我只希望大家伸出一只手来摸摸胸前脸上这许多疮毒和疙瘩。”见周作人：《周作人文类编·中国气味卷》，第518页。
周作人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
我希望中国人能够顿悟，忏悔，把破船古炮论斤的卖给旧货摊，然后从头的再设制造局练兵处，造成文明的器与人；从头的办学堂，养成厉害——而真是明白的国民，以改革现今的文明。千切万切不要相信Logos（口语）之神力，自以为正义的儿子，神明默佑，刀剑不伤，却把最重要的文野之分忘记了：这个“断乎不可”，千万要紧。见周作人：《周作人文类编·中国气味卷》，第513页。
陈独秀、周作人在呼唤中国人“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之时，又与鲁迅等新文化先驱者共同推出忏悔的主题——国民性批判。梁启超的忏悔论虽然也蕴涵着这一主题，但没有鲁迅、周作人等如此明确、强烈。尤其是鲁迅，其批判国民性的力度与深广度，无人可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