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韩琦把《汉书·孔光传》进献给仁宗，说：“成帝没有儿子作继承人，就策立了兄弟的儿子。能力一般的帝王还能够如此开明，何况陛下呢？希望陛下效法太祖的胸怀，那么没有什么不可以做。”他又联合曾公亮、欧阳修极力劝说仁宗，司马光、吕诲也相继附议。在朝廷重臣的强烈要求下，仁宗被迫让步，同意立养子宗实（即英宗赵曙）为太子。
宗实因父亲濮王赵允去世而居丧，韩琦率领群臣奏请仁宗任命他为宗正。韩琦说：“事情如果已经开始进行，就不能中止。陛下亲自决定后就不应该犹豫，请求内廷下达委任宗正的命令。”仁宗不想让宫人知道，说：“只由中书传达就行了。”任命下达后，宗实坚决推辞。仁宗又向韩琦问计。韩琦回答说：“陛下已经了解他的贤能并选择他作为皇嗣，现在他不敢立即接受，是由于器量和见识远大。这就是所说的贤能。希望陛下坚决起用他。”宗实居丧期满后，仍然不肯受命。韩琦说：“宗正一职的任命刚刚下达，别人都知道宗实必然成为皇太子，不如就给他正名。”于是仁宗下诏立宗实为皇太子。
嘉八年（1063年）六月，仁宗病逝后，宗实即位，是为英宗。封韩琦为门下侍郎、卫国公。
英宗突然患病，不能上朝，于是由曹太后垂帘听政。英宗病得很厉害，言行举止失去控制，对待宦官尤其刻薄。宦官们怀恨在心，一起造谣，离间皇帝和太后的关系。由于太后与英宗并非嫡亲的母子，于是两宫互生仇怨。韩琦奏事时，曹太后哭泣着诉说英宗的过失。韩琦说：“这是疾病引起的，病愈后必然不会这样。况且如果儿子有病，母亲能不宽容他吗？”太后的怨气稍微平息了一些。
几天后，韩琦独自拜见皇帝。英宗说：“太后待我没有恩情。”韩琦说：“自古以来圣明的君主并不少，但惟独称舜为大孝，难道其他的都不孝吗？父母慈爱而儿子孝顺，这是不值得称道的常事；只有父母不慈爱而儿子不失孝顺，才值得称道。我只怕陛下对待太后孝顺得不够，父母难道有不慈爱的吗？”英宗认为他言之有理，完全醒悟，从此两宫尽释前嫌。
英宗病愈后，韩琦请求他乘舆出宫祈雨，人心于是安定。
治平三年（1066年），英宗病重，韩琦借入宫探视之机说：“陛下长期没有临朝听政，希望及早策立储君以安定国家。”英宗点头称是，立即命令草拟制书立颖王赵顼为太子。
韩琦的见解和作为看似轻描淡写，却屡屡击中问题的要害。韩琦能够成为安邦定国的重臣，实在不是浪得虚名，能够成为历史名相，也确是非凡的定力实然。
5.有独到的心胸和见解才有独到的决策风格
做人有心胸、做事有见解，这是定力深厚的领导者的共同特点。领导者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决策风格不一样，但只要有了做大事的心胸和见解，就等于有了把握成败的秘密武器。
明代大学士杨士奇在奉职和私居时，向人们展示了两种不同的风采。私居或闲暇时的杨士奇从来不谈公事，即使是最亲近友好的人也不能从他口中听到国事政议。在这个环境里，他过的是一种平常人的生活。但在奉职时，他给人们留下了谨慎恭敬、兢兢业业的标准官员形象。
永乐五年（1407年），广东布政使徐奇进京朝觐皇帝，带了一些岭南的土特产赠送给廷臣。明成祖朱棣得到一份受礼者的名单，见上面没有杨士奇，就召他来询问。杨士奇说：“徐奇当初到广东去任布政使时，群臣都作诗文为他送行，当时我正巧生病没去，所以没有我的名字。名单上虽有众臣的名字，但是否都接受了礼物还不一定，而且只是些土特产而已，应该没有什么其他的意图。”皇上于是下令将名单烧毁。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若只是小毛病，杨士奇都乐意为人开脱。
永乐六年（1408年）冬天，成祖带领群臣到北京巡游狩猎，命令杨士奇草拟诏书，告示天下。皇上看过草诏后，觉得很好，让各位尚书都看看。兵部尚书刘俊私下建议杨士奇把“自”字改为“有”字。众人都说两个字的意义差不多，而且皇上已经表示赞同，不必修改了。杨士奇的想法不同，他上奏皇上说：“诏书关系到国家大体，请改用刘俊所言。”成祖听了大喜，说：“士奇能识大体，虚心听从善告，他一定不会坏事误国的。”
太子朱高炽监国时，御史舒仲成因处理课税弊端而得罪了他。等他即皇帝位后，便想借机治舒仲成的罪，以解心头积怨。士奇向皇上进言说：“陛下刚即位时，下诏宽免以前违背圣意的人。现在您如果治舒仲成的罪，您的诏书就言而无信了，这样做会使众人恐惧的。像汉景帝对待卫绾那样，不是很好吗？”仁宗皇帝这才放弃了降罪舒仲成的念头。在拘泥于个人恩怨的皇上面前，杨士奇表现得理智而大度。
又有一次，有人指责大理寺卿虞谦言事不谨慎，触怒了皇帝，降了虞谦一级官。士奇觉得此事处理不妥，他找到皇上，为虞谦求情：“虞谦历事三朝，有大臣的体统，现在所犯的过失也极小，不当受此处罚。”虞谦得以官复原职。
宣德元年（1426年），汉王朱高煦趁仁宗驾崩之机起兵反叛。宣宗朱瞻基御驾亲征，杨士奇等人随行，很快将叛乱平息。在班师还朝的路上，侍郎陈山说赵王朱高燧和汉王同心，是一伙的，请求皇上乘势移师赵王府，缉捕赵王。大学士杨荣也极力赞同。杨士奇说：“行事应该有证据，天地鬼神可欺骗吗？”杨荣厉声说：“你想阻挠国家大计吗？逆党都说赵王参与谋反，怎么说没有证据呢？”士奇反驳：“有罪的当然不可赦免，但无罪的则应该宽厚对待，如果有怀疑则可及早设防，不使他出乱子就行了，何须急着刀兵相见呢？”当时多数大臣都主张逮捕赵王，只有杨溥与士奇意见相合，士奇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不想把小事闹大伤了国家元气，他要争取赵王。士奇去见皇上，被门官挡回。蹇义、夏原吉将士奇的意见传达给皇上，皇上本无进攻赵王之意，于是降旨班师回朝。回京后，关于赵王的舆论仍未平息。皇上无奈，问杨士奇该怎么应付。士奇建议皇上保全赵王，不要被众人的议论所迷惑。皇上采纳士奇的主张，派使臣奉玺书到赵地，赵王得到玺书大喜，哭着说：“我得救了！”并上表致谢，自动放弃两护卫。皇上对士奇说：“赵王得以保全，全凭你的功劳。”
内阁大学士杨荣刚毅果敢，遇事敢作敢为，曾经跟随成祖北征，熟知边关将领，通晓关塞的险隘。但他有个毛病，喜欢收人礼品，每年接受边关将领赠送的良马。宣宗知晓了此事，征求杨士奇的意见。杨士奇说：“杨荣通晓边防事务，我们都比不上他，不应以一点小毛病而介意。”宣宗笑着说：“杨荣曾经揭你和夏原吉的短，你还为他说好话吗？”士奇毫不犹豫地说：“希望陛下像宽容我那样去宽容杨荣。”后来杨荣得知此事，深感愧对士奇，从此二人相处甚好。
平息风波、根治祸患，杨士奇的每一个大小决策，都使明王朝的统治避免受到一次不必要的损伤，他那种每临大事气定神闲的定力也就成了一枚能经风浪的定海神针。
6.谋事以密就能后发制人
领导者谋划大事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保密。只要能做到保密，就能让事情的进展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在这里我们讨论领导者的智慧与“定力”的关系，其实定力不是什么虚无的东西，而是以充分的准备为前提的。谋大事却没有保密，必置自己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即使具有所谓慷慨赴死的定力又于事何补？准备充分、保密到位，自然能做到气定神闲。
《韩非子·说难》篇曰：“事以密成，语以泄败。”
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武圣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倚仗着太上皇睿宗的势力专擅朝政，与玄宗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朝中七位宰相之中，多半是她的党羽，文臣武将之中也有一半以上的人依附于她。尚书右仆射刘幽求与右羽林将军张炜商议计划调集羽林兵将他们一网打尽，并要张炜秘密地向玄宗报告，玄宗点头同意，不料事后张炜将这一计谋泄露给了侍御史邓光宾，玄宗见计谋败露，只好采取舍车保帅的计策，主动地将刘、张的密谋上奏给太上皇，刘幽求、张炜、邓光宾等均被流放。玄宗第一次密谋打击太平公主集团，因计谋败露而遭到夭折。
次年，即玄宗开元元年（713年），玄宗与太平公主的交锋更加频繁，玄宗的重要谋士王琚对玄宗进言道：“形势十分紧迫，陛下不可不迅速行动了。”尚书左丞张说从东都洛阳派人给玄宗送来一把佩刀，意思是请玄宗及早痛下决心。这年七月初，门下省侍中魏知古又告发太平公主等计划在本月四日发动叛乱，指使其党羽常元楷、李慈等率领羽林军突入武德殿劫持皇帝，另派其党羽窦怀贞、萧至忠等人在南牙举兵响应。千钧一发，迫在眉睫，玄宗于是与歧王李范、薛王李业、郭之振以及龙武将军王毛仲等人密谋，决定先下手为强，提前一天诛除太平公主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