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商人和徽商基本控制了本省的纸业。江西纸业很发达。在明代，江西铅山的造纸业和苏杭纺织业、松江棉织业、芜湖浆染业、景德镇制瓷业并为全国的五大手工业中心。直到清代，江西铅山的造纸业仍雄居全国前列。铅山所产之纸有数十种之多，分为优级和普通、下等纸。清中期铅山县仅河口一镇，纸张出售就在四五十万两白银左右。铅山之外，广丰、弋阳、贵溪、玉山、奉新、宁州（今修水县）等地也都有规模不等的造纸业。江西的纸商主要是吉安的商人，他们和徽州商人共同垄断了江西的纸业，这些纸商一方面为纸厂采买原材料，一方面又将纸张运销各地，从中牟利。
江西本地盛产夏布，而且质量很好，抚州所产夏布与永定夏布齐名，颇受商界欢迎。江西石城县在清代每年要生产夏布数十万匹，产量令人惊讶。江西也产棉，南昌、吉安、抚州、九江、南康都纺棉织布。由于纺织能力过剩，每年还要从安徽、湖北等地购进二万多仓棉花，仅抚州一地用外省运来的棉花所织的布每年就约有八十万匹。江西布商在明代前期主要经营夏布，明代中期以后则是棉布、夏布兼营。万载、乐安、宁都、石城等地的夏布，清江、南昌等县的棉布，是江西商人致富的重要货物，有些江西商人又是汞（水银）和棉布兼营。这些商人将布运至贵州、四川销售，然后就地收购水银，转售湖广、广东、浙江，然后再回本省收购布匹外销。
江西在明代末期开始发展烟业，以赣州、广信、建昌为多。赣州府各县均种烟，大量稻田改为烟地。广信府所属的玉山、永丰，从事烟草生产的各有数干人，且多为雇工。这里生产的烟叶远销大江南北。建昌府属的新城、广丰也种烟成风，以致良田几乎占尽。
在江西各产烟区收购烟叶的，有闽粤商人和徽州商人，但更多的是江西商人。闽、粤、徽商都是大商贾，江西商人多是小商人，多来自抚州、建昌等地。
从业广泛是江西商人的一个经营特点，善于捕捉商机也是他们的一个显著特点，他们很注意市场信息，看准行情进行投资。
江西商人还善于揣摩消费者的心理，迎合不同主顾的要求。他们根据商品销售时间、季节气候、顾客对象、销售地点，针对各类消费者推销自己的产品，价格也因人而定。比如小孩子喜欢的东西，大人又在旁边，价格可定得高一些；但如果是大人来买小孩用品，价格则可以低一些。节前价格可高一些，节后商品的价格低一些。
徐珂《清稗类钞》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位南昌籍商人经营不善，一年下来，已到岁暮，只剩下二百钱，而债主云集。于是走到避静处准备寻短见，却遇到一位颇有见识者。那人知道商人寻死的原因后，不由得笑了：“真是奇怪，天下哪有因为只剩下二百钱就想死的人。”
商人哭笑不得，说：“二百钱能办什么事，能还债吗？”
那人又笑了：“那是你觉得那些钱不能办什么事，我倒不觉得，譬如，那二百钱可以买酒买肉。”
商人一听就明白了，他想要我买酒喝，他想了一想，反正自己要死了，不如做一个饱死鬼，于是将钱给了那人，那人接过钱，到集市上去买了一壶酒、一块肉，以及几十件小孩玩具。两人找座古庙，席地而坐，吃饱喝足后就在庙里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那人将商人叫醒，将昨天买来的玩具给他，并告诉他，今天是新年，你将这些玩具拿去卖，如大人买，可便宜些，如有带小孩的，可卖贵些。商人按照这话做了，结果发了笔小财，非常高兴。商人回到古庙，将情况说了一遍，说：“我再去贩卖一些玩具，如何？”
那人连连摇头：“这就是你为什么会做不好生意的原因，不善于审时度势，把握商机。昨天是岁暮，进货的集市中玩具价钱便宜，所以可以获利。今已新岁，进货的集市中玩具价钱也涨了不少，再卖玩具，货就不容易走了。我们成本不多，货只有走得越快越好，这样资金周转才快速，只有你拥有足够的资金，才可以居奇货等待好的价钱。”
商人如梦初醒，倒头便拜，说：“你真是我的恩师呀，请问先生贵姓，身居何处？”
那人微微一笑，说：“姓吕，江西人氏。”说罢，飘然而去。
至于这段材料的真实程度已无从考察，但其中表现出来的资金周转意识及对不同主顾所采用的不同态度，却是值得人们注意的。
总之，以售尽手中的商品和捕捉商机为原则，这是江西商人发财致富的经验总结。所以，在与江西商人做生意打交道时，要小心他们的经商技巧，以免掉入他们的圈套。
5.以个体经营为主
商人的经营方式决定于商品的种类、资金的多寡及经营规模的大小。由于明清时期江西商人中的大多数人是因家境所迫弃农经商，因此，江西商人最常见、最大量的经营方式是个体经营。这种经营方式简单易行，不受多少约束，而且在经营过程中比较自由，能够根据市场和商品的情况随时予以调整。个体经营的模式决定了经营的规模不需要很大，不需要很多人。
在个体经营的江西商人的家庭里，存在着一定的分工，一般的家庭大都是以农为本，以商补农。因此男子外出经商，独立进行商业经营，所赚的商业利润用来弥补家用的不足，而妻子一般留在家里持家。男主外、女主内，这是江西商人的基本家庭分工。
如江西鄱阳史永寿娶妻子杨氏，新婚不久，史永寿便对妻子说：“我们结婚，借了人家许多钱，指望田里的钱是很难还完债的，不如到外面去做点生意。”
杨氏是一个识大体的人，说：“你去吧，家里的父母由我来照看，只是记得早点回来。”
史永寿说：“那是，明年年终就回。”走之前，杨氏将惟一的一枚金针当掉，给丈夫做盘缠。小两口便洒泪而别。
史永寿到外地后不久，经商挣了一些钱，托朋友寄了一些回来，但不久，途经福建的时候，染上瘴气，客死福建。此时，杨氏才26岁。
史永寿死后，杨氏终身守寡，赡养公公婆婆，抚育子女成人。
像史永寿这种现象，在江西商人群体中是很常见的。江西商人中这种男子外出、妻子持家的风俗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应商人家庭分工的要求而出现的。除了妻子持内之外，还有一些是兄弟姐妹、亲朋好友持内的。
崇仁黄二严，其父年轻的时候外出经商，三十年都没有回家，也没有一丝音信，二严操持家政，上事母，下教弟，后又远涉云南，将因经营亏欠而羁留在那里的父亲接回。
广昌毛普圣，未出母腹，其父就外出经商，二十年信音全无，毛普圣长大成人后，娶妻以养母，而自己则出门寻访父亲，但是，他不如黄二严幸运，只找到了父亲客死异乡的坟墓。
南昌雷可权曾与同里黄文魁是生意上的伙伴。合伙经营药材生意，两年后，黄文魁病故，在黄文魁病重期间，雷可权延医购药，死后又操办丧事，并请塾师教黄文魁儿子读书，黄文魁的儿子长大后，给了他200两银子为本钱，让他外出经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