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有事需要帮忙自不必说，即使无事，被分出去的部分也忘不了常回家看看。山东人看重老乡关系，无疑是受这种传统习惯的影响。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虽然泪汪汪有点夸张，但老乡好办事，这一点山东人绝对相信。因此，山东人外出经商格外看重乡情，“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
在外经商的山东人讲究一种团体精神，古时即有“山东商帮”之说。山东会馆遍布各大商业都市。作为一种商业团体的纽带，便是乡情、乡音、乡谊。身处异地他乡，山东商人最看中的便是老乡情。只要一听到熟悉的乡音，本来素不相识的山东人便能很快成为挚友。
身处异域他乡，免不了会遇到各种麻烦，而在这时候最值得信赖的人在山东人看来便是老乡。
由于历史的原因，东北可以说是山东人的第二故乡。每到春节前后，东北和山东之间的客车就十分繁忙和拥挤，主要是相互间探亲访友的。因此，东北也是山东人做生意的一个重要地区。
山东生产的一些商品在东北很有市场，甚至对当地的一些商品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这不是东北人爱用山东货，而是东北的关东人历史上多是山东人的缘故。“亲不亲故乡人”，北方汉子看重的就是乡情。
针对山东人重乡情的这一特点，在与山东人做生意时可以巧妙地利用他们的同乡关系，结成竞争联盟。
如果在商贸活动中，遇到了难题，利用山东人的老乡关系，往往能打破一些壁垒，将一些难关攻下。
20世纪90年代，号称“日不落生物制品王国”的三株公司迅速崛起，成为中国保健品行业的“大哥大”。三株人的创业经历体现出了他们独特的经营意识。
“三株口服液”于1994年下半年打人中国保健晶市场。然而，就在此不久之后，中国保健品市场便开始急剧滑坡。1995年，在新闻媒体的频频曝光中，一些“包治百病’’的保健产品受到消费者的怀疑和各界人士的指责，行业信誉岌岌可危，市场全面滑坡。当年，保健品市场销售总额不足100亿元，而“三株口服液”却猛增至23.5亿元。
1996年，中国保健晶市场继续疲软，业内人士相互攻击，市场萎靡不振。“三株口服液”却奇迹般地流过大江南北，流进千家万户，年销售额突破80亿元，占据了全国市场的大半壁江山……
“三株口服液”正是在保健品市场大势不好时才取得长足进展的。它之所以成功，依靠的就是总裁吴炳新所说的“两大法宝”，第一是依靠强大而专业的营销网络做市场；二是广告宣传传单投递法。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三株将市场基点建立在了乡镇农村。
1995年初，“三株口服液”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平台期，销售迟滞不前。吴炳新认为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建议各子公司经理把眼光转向农村，要求各级营销人员采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土得掉渣的宣传方式——传单投递，来点燃广大农民的消费之火。
几天之后，数万名三株公司的宣传员开始奔走在大江南北、村野乡郊，把一张张铅印小报送到了农民的田间和炕头。缺医少药、看一场病要跋涉几十里的农民多少年很少看过一张报纸，却奇迹般地对“三株口服液”产生了空前的热情。
两年后，“三株口服液”在农村地区的销售量已占据了60%。而宣传小报投递法，在三株公司慢慢放弃采用之后，却在华夏商界渐渐地掀起了热潮。这种准确的市场定位，使三株迅速在中国乡镇农村打开了市场，成为商业竞争中的优胜者。
山东人重乡情乡谊，也不仅是现代才有的。早在明清两代，随着江南一带商品经济的发展，山东商人去江南做生意者即大有人在。不仅是江南，在北方各省也随处可见山东商帮的足迹。山东人外出经商，有这样一个习惯，每到一地即设立山东会馆。这些会馆既是山东商人云集之地，又是联络乡谊，团结互助的中心。如清朝初年在上海设立的山东会馆；在苏州设立的东齐会馆；康熙年间，山东商人又在南京半门桥北，建立山东会馆；而在汉口，则设立齐鲁会馆。凡是山东商人建立会馆的地方，山东商人在当地的经济实力都很强大，凡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地区，差不多都有山东商人在那里经商。
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教授评价山东人经商时说：“山东人励精克己，勤俭耐劳，富于团结力；劳动者相互扶助，商人相互缓急，恰如一大公司，其各商店则似支店，互相补给商品，以资流通。而在金钱上尤能融通自在，故虽有起而与之争者，奈山东人制胜之机关备具，终不足以制之也。满洲人及俄国商人固无论矣。即德国人之精于商者，亦退避三舍，不能与山东人抗衡。是以在满洲西伯利亚一带经济上的势力，足以凌驾一切，握商战之霸权。”可见，在近代，山东商人在商品竞争中就很会利用同乡关系，团结互助，使自己在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9.忽略产品的宣传力度
山东人缺乏南方人那种强烈的现代竞争意识。但他们也意识到，光有质量还不够，还需要下大力气去进行宣传。顾客需要信息，而信息则需要宣传。山东人做生意有一个特点，他们往往忽略产品的外包装。比如，在首届中国农业博览会上，山东展团规模最大，参展品种最多。在山东展台上，大蒜、大葱、大对虾、大花生等土特产琳琅满目。首都一些市民在山东摊点上边购买农产品，边感叹道：山东人大方、爽快、不斤斤计较。
可令人深思的是，喜大厌小，似乎是“山东大汉”的一大嗜好，他们的产品习惯于大包装、大批量。与山东相比，广东、福建等一些南方省份，在农产品经营中却不厌其小，这一点在博览会上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像专用面粉，南方几省一般只有一、两公斤一袋，有的一袋仅250克的包装；无铅松花蛋两个或4个装成一盒。最令人吃惊的是，广东产的一小听“番菜芯”，容量仅100克，外包装新颖别致，上面还有中英文对照说明。”
由于山东产品包装粗笨，山东生产的苹果、畜肉等优质农产品在出口中经常受冷落。看来，山东产品应该有外包装方面的危机感了。
针对山东人的这一弱点，一些精明的外地商贩廉价买进山东的产品，重新分装后出售，价格立即上扬几倍，甚至十几倍。比如，山东刺槐蜜资源丰富，产量居全国首位，而且质量上乘。北京的生意人发现后，立即在山东大肆收购，然后通过精巧加工，推出一种高营养的“王浆蜜”，轻轻松松地从山东这个蜂蜜大省手里夺走了客户，赢来了商机。
10.缺乏商头意识，鲜于冒险
山东人在经商活动中缺乏冒险的精神，这是他们自己也承认的。山东人可以吃苦，但绝不愿意冒险。孔子向来主张“父母在，不远游”。于是它们宁可稳坐家中吃煎饼，也不肯外出闯荡一番。他们宁肯薄利多销，做那种四平八稳的生意，也不敢去冒风险。
纵观一下山东的历史名人、大商人、大银行家、大企业家，向来不是山东本地人。山东人中出现不了大商人，并非是山东人天生不善于经营，而是由于儒家文化长期禁锢所造成的结果。循规蹈矩，老实拘谨，不敢冒险，这是山东人性格中一个明显的负面。
山东是儒学的故乡，孔子历来主张对商人进行严厉打击。孔夫子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他看来，好贾趋利是小人，小人则不能成大器。汉代以后，儒家被独尊，商业受到极大抑制。尤其在儒学故乡，商业更是深受鄙视。“无商不奸，无商不诈”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公理，商人不是好人的观念深深存在于齐鲁人的心中。一部《水浒传》，似乎从头到尾都在褒扬“重义忘利”这一思想，梁山一百单八将中，竟然没有一个买卖人。
由于这种轻商观念长期的潜移默化，山东人普遍认为经商致富是“背德”之事，不从商被当作“高贵的品性”来颂扬，从商者都是万不得已而为之，难怪有人说：山东人缺乏大商业头脑。
虽然这种观念在改革开放以后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以商为荣的风尚并没有树立起来。对小商业不屑一顾，对大商业又无力为之的状况，使山东人在经商这个领域大大落后于南方。
另外，除了观念上的原因，山东人缺乏机敏也是导致其没有大商业头脑的重要因素。历史上，齐鲁人的气质趋于质朴；憨厚朴实造成了山东人缺乏机敏与灵活性，他们的头脑中缺乏对事物的变通。对于他们所认准了的事物，他们会一根筋坚持到底。对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山东人也常常是认准了一条，一意贯彻到底。
曾经有人把广东人与山东人做了个比较。广东人头脑活，他们除了实干外，还会巧干，会巧妙地利用自己的地理位置、政策的空隙、国外的资金、香港的血缘关系，生产出北方生产不出的商品，然后大举“经济北伐”，同时赚了两头。
一位广东的企业家说：“虽然都是沿海，但山东人脑瓜子死，上边让干啥，他们才干啥，而我们却只研究上边不允许干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差距所在。”
可在豪放的山东人眼里，情义是大于一切的，当然更大于买卖，情义换来了更加实实在在的买卖，实实在在的买卖又带来更大的生意。山东人的精明是通过如此的高明来体现的。说穿了，这其实是一种四平八稳的心态的表现。
即使在现代，山东商人也很少做那种投资大、风险大但利润高、见效秧的买卖。他们宁肯薄利多销，做那种四平八稳的生意。循规蹈距、老实拘谨、不愿冒险，是山东人性格中一个明显的弱点。
尽管山东许多商品已经具备了走向市场的实力，然而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好酒也怕苍子深。
因此，与山东人打交道时，可以利用他们的这一心态，从而获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