噫吁嚱，
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李白《蜀道难》
自古以来，由于以四川为中心的中国西南部独特的自然环境及人文特点，它所留给人们的印象往往是神秘而遥远、充满着未知因素的一个封闭的世界。唐代诗人李白咏叹蜀道的这首千古名诗，是中原人士直到中古时期仍对此留有的深刻的记忆烙痕。近年来，随着四川省广汉三星堆以及成都平原金沙等青铜时代遗址、成都市商业街战国大型船棺葬遗址的相继发现，展现给世人一种与传统的中原正统文化观迥然相异的考古文化面貌，一方面让人感叹其创造者惊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另一方面也更加深了人们对这片土地上远古历史与文化所具神秘性的印象。
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如同今日之四川一样，在顽强保留其地域传统文化的同时，古代的四川也同样具有相当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尤其是秦汉以来，随着巴蜀地区在政治和文化上均被纳入中原文化体系以及随之而来的移民、国土开拓与治理等若干举措的实施，这个地区与外界的沟通与交流也在不断加速，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都留给人们大量线索可供梳理或者复原某些重要的历史片断。其中，在四川汉代墓葬中考古出现的胡人形象、有翼神兽、西王母像等图像资料，便是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批考古材料。
一胡人俑与入蜀胡人
关于西南地区考古出土的胡人俑及其胡汉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将在本书第九章中加以详论，这里主要结合四川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一批胡人俑的情况，对胡人入蜀这一问题略加分析。根据目前已知的考古材料，四川地区出土的胡人形象几无例外都出现在东汉以后，兹仅列举数例如下：
1942年发现的彭山崖墓中出土有一尊摇钱树陶座，因座上有一尊佛的形象而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南京博物院：《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佛像的两侧各侍立一人，原来的观点多认为其为佛的二胁侍，后来有学者提出其并非菩萨像，而是“胡僧”或“胡人”的形象：“细审彭山陶座佛像左侧之人，似着僧衣，腰部束扎，右手扬起，似持莲花，左手曲擎至胸前，手掌心向上，光头，深目而高鼻，当为胡僧。右侧之人，戴胡帽，着翻领胡服，胡服下摆与膝平，下着裤。双臂的动作因系模制，已不能分辨，但胡帽与胡服的特征十分明显，当为胡人无疑。”（吴焯：《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文物》1992年11期。）笔者认为此说可从。此墓的时代定在东汉晚期。
此外，彭山崖墓的第550号崖墓中还出土有一件胡人吹笛俑（南京博物院：《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现藏于南京博物院，高27.9厘米，浅黄色泥质陶，模制而成。其造型为一男子跪坐吹笛，双眼深沉，鼻子高挺，颧骨隆起，头戴圆顶小帽，额处有檐，身着翻领胡服，内似穿有圆领直衿衫，腰间不束带（此件胡人俑也著录于曹者祉等编《中国古代俑》，页136-138，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6年。）。此俑的年代为东汉。1981年，四川忠县涂井蜀汉时期的崖墓中出土了一批陶俑和钱树残段，也因钱树的树干上发现早期的佛像而引起关注（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忠县涂井蜀汉崖墓》，《文物》1985年7期。）。其中第5号墓前室中部左壁的龛内放置有陶屋模型，上面有“胡人吹箫”等人物活动的场景。胡人的形象为头戴尖顶胡帽，身穿窄袖胡袍，深目高鼻。1980年，四川广汉县出土一方东汉时期的“轺车”画像砖，车上的两位人物形象中一为车主人，高鼻大眼，有浓密的络腮胡须，可能为胡人的形象（转引自吴焯《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一文中注37。），墓葬的时代为东汉。此外，在与广汉相邻的新都县出土的东汉时代的画像砖中，有胡人骑吏的形象，他们头戴尖顶带沿的胡帽，身穿胡服，深目高鼻，髯髭怒张，成双结队，奔驰于道（四川省博物馆：《四川新都县发现一批画像砖》，《文物》1980年2期。）。除了这些直接的胡人形象之外，有学者还将乐山虎头湾第22号崖墓中发现的琵琶伎乐画像石刻以及彭山崖墓第951-2号墓墓门上所刻的交脚人与吹箫、抚琴伎乐并列的图像也认为系与胡人有关的间接材料，因为琵琶“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释名?释乐器》），而“交脚形象为中亚游牧民族特有的姿态，它的出现也肯定与西域有关”（这个观点最早是由吴焯先生提出的，参见其《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一文。后来罗世平先生在其《汉地早期佛像与胡人流寓地》一文中也援引此说，见《艺术史研究》第一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这些意见，对于我们全面地认识有关胡人形象在四川的出现及其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此外，在流散于海外的中国文物当中，也有大量四川地区的陶俑，其中包括一批胡人俑。如2001年，笔者也曾专门考察过香港城市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收集到的一批汉代陶俑，在这批收集品当中，也有几件属于具有典型的非汉民族形象的所谓“胡人俑”。
其中，一件为胡人持物俑，原编号H3-1。灰陶质，圆雕，高22厘米，最宽处16厘米。人物头戴尖顶胡帽，双目深陷，鼻梁高耸，颧骨凸出，口部以两条线状沟漕表示，其面部特征具有典型的汉代胡人形象，深目高鼻，身穿长袍，蹲坐于地，袍下出露靴尖。双手环抱一高过头顶的柱状物体，物体顶部呈单锋刃的尖状，刃下有一圆形的盘状物体相接，其用途尚不明确，有待考证。原说明文字明确标记其为“四川出土的手抱十字架的胡人陶俑”，并将时代定为“东汉（公元23—220）”。除上述这件陶俑有明确说明文字记述其为“四川出土”外，还有两尊陶俑入藏时并无明确的出土地点记载，从其外形特征上看，也具有胡人俑的特点：
釉陶胡人持物俑，原编号为H2-2。褐红色釉陶质，高15厘米，最宽处9.5厘米，中空。此俑为红陶胎，外表施有一层褐红色薄釉，正面釉质保存较多，背面釉质已大部剥落。人物造型具有典型的汉代胡人特征，头戴尖顶胡帽，眼眶凸起与鼻梁骨相交呈一平面，双目深陷，鼻梁高耸，颧骨凸起，小口薄唇。身穿对襟式的袍服，蹲伏于地，两手环抱一上大下小的圆筒形柱状物，物体上部有圆形的孔，但并不向下贯通，其用途与定名均不明，有待考证。原说明文字将其年代定为“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与此件胡人俑原为同一组编号的，还有另一件釉陶俑，这件陶俑为裸体，双乳及肚脐均暴露无遗，一手上举至肩，一手下垂齐腹，但胡人的特征不明显，故在此略而不论。
绿釉胡人陶俑，原编号H2-3。陶质，表面施有绿釉，高17厘米，座宽7.5厘米。头戴平顶胡帽，帽顶有一道凸棱横贯顶部，似表示帽上的系带。人物眼眶深陷，眉骨凸起与鼻梁呈一平面，下唇以阴线刻出胡须，身穿宽袖长袍，双手环于胸前，手中执有一长条形棍状物，表情呆滞。原说明文字为“绿釉胡人陶俑”，时代定为“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此外，这批陶俑中还有一组釉陶舞俑，原编号H2-4，共由4尊裸体小陶像组成，陶质，表面施有褐色釉，每尊小像高11-14厘米。这组小陶像造型各异，似在表现一组舞蹈动作。兹分别重新编号之后描述如下：
H2-4-1：头梳双髻，身体向后仰倒，胸前有凸起的双乳，细腰丰臀，两腿之间有阴刻的外阴部，双手向外上、下张开，呈舞蹈状。高11厘米。
H2-4-2：乳房略凸起，腹部高耸，两腿之间有隐约可见的线刻外阴部。头部发髻扎成高耸的单髻向后翘起，双腿分开站立，两臂外张，身体略向前倾，面部稍显瘦长，显具女性特征。高14厘米。
H2-4-3：光头，脸稍瘦长，双手平张向外，两腿朝外分开站立，胸部发达，两腿之间有男性生殖器。高13厘米。
H2-4-4：光头，脸部扁平，眉框向上凸起，颧骨高耸，小嘴薄唇，下颌略朝外翻。人物的双乳较为发达，腹部夸张地向外隆起，两手五指张开，手臂上、下挥舞呈舞蹈状。原说明文字标记其为“一组褐釉舞者陶俑”，记其年代为“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这组舞俑从面相上看，并不具有“胡人”的特征，但这种裸体舞蹈的出现，则可能与当时外来文化的影响有关。
上述胡人俑当中，传为四川东汉出土的所谓“手抱十字架的胡人陶俑”定名显然不确，其手中所持之物绝非“十字架”（因“十字架”这一名称有着特定的宗教含义，应当严格加以界定。如称其为“似十字架形”尚可，但据笔者观察其形状也与此无关。），应如前述予以订正。但原说明文字对其时代与地域的断定，大体上可以成立。虽然古代四川地区与广义的“西方”（包括我国的西域以及中亚等地区）发生联系与交往的历史可能开始得较早，但胡人入蜀并给予当地人士以较深影响，使后者能按其所理解和认识的胡人形象来制作俑类，主要还是在东汉魏晋以后。
胡人俑在四川的出现，其前提条件应是胡人的入蜀与流寓。上述所列各项胡人形象的考古材料都足以说明，这些胡人绝非可以凭空想象塑造而出，只有在当地人亲眼目睹过胡人的真实形象并与之有过实际的接触之后，才有可能抓住其体质、面貌特征加以生动的表现。史载司马相如到巴蜀之后，曾檄告巴蜀民说“康居西域，重译纳贡，稽首来享”（《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明早在西汉时已有中原人士将有关西域胡人“康居”的消息传到了巴蜀，这远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但是，这还并不足以表明已有胡人进入到巴蜀地区。至西汉武帝遣张骞凿通西域之后，大批“胡人”通过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纷纷进入到中原地区这已是不争之事实。这些来华胡人的成分，一是西域各国送往汉帝国都城长安作为人质的“西域质子”，二是来自西域各国的使节与商贾（林梅村：《西京新记》，收入《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页172—180，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后者所占比例要远远大于前者。
作为非统治中心的四川地区，胡人的入蜀显然更多与商业利益的驱动有关。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归来后便向汉武帝汇报说：“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见《史记?大宛列传》）。可见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大夏与蜀地之间已经有了民间的贸易往来，虽然是否当时已有大夏商人曾经来蜀还无直接的证据。
吴焯曾援引《隋书?何妥传》记何妥“西城（域）人也，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的一段文献，并联系《华阳国志?蜀志》郫县条下“冠冕大姓何、罗、郭氏”的记载，认为两者均指同一何氏而言。而何姓与罗姓都是胡姓，何妥一家入蜀即定居于此，当为依附本族人而居。而郫县何氏又有史载其为西汉成帝时司空何武之后，从而推测“胡人入蜀的历史可追溯到西汉后期”（吴焯：《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文物》1992年11期。）。在他之前唐长孺先生也曾经推测“疑其地本多胡姓后裔，何妥一家定居此县，实是依附本族人。何细胡的活动时间与康僧先略同，并同为‘西州大贾’，昭武九姓商胡入蜀通商当然不始于此时，也不限于此二家，今举此二例只是说明南北朝时期西域与江南存在着贸易往来的迹象”（唐长孺：《南北朝时期西域与南朝间的陆道交通》，收入其文集《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至于昭武九姓商胡入蜀通商究竟始于何时，唐先生持审慎态度，并无定说。
蜀汉以降，有迹象表明胡人已与巴蜀有了直接的往来。史载三国时期诸葛亮于蜀后主刘禅建兴五年(227)举兵北伐时，“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共同参加了蜀国的军事行动。马雍先生认为文中所提到的“凉州诸国王”当指西域鄯善、于阗等国王而言，而“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则很可能就是当时侨居于阗、鄯善的中亚移民（马雍：《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西域史地文物丛考》，页57，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此外，曹魏正始八年（247）蜀将姜维攻魏时，凉州“胡王”治无戴、白虎文等又派兵参加。其后治无戴等出兵围武威，兵败走，姜维出石营西迎治无戴、白虎文等至成都，将其安置于繁县（今新繁），可见蜀与凉州诸胡之间往来已十分频繁。这些胡人直接被安置于蜀地汉民族居住中心区，势必加强两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影响。这虽然都是三国时期的史实，但与东汉后期的情形应当有所联系。
唐长孺先生也曾举出过两个稍晚一些的例证，对于我们认识东汉魏晋时期在蜀胡人的状况有所启发：据《高僧传?宋释慧睿传》载，晋末僧人慧睿在“蜀之西界”被人掠去，幸而遇见一批信佛的胡人商客才将其赎免。《南齐书?芮芮传》也记载，南齐建元柔然曾“献师（狮）子皮袴褶，皮如虎皮，色白毛短。时有贾胡在蜀见之，云‘此非师子皮，乃扶拔皮也’”。唐先生由此推测，“师子皮的真假是由在蜀的贾胡辨识的，大概在蜀地的西域商人并不罕见”（唐长孺：《南北朝时期的西域与南朝的陆路通道》，收入其文集《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页194，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这个推论是完全能够成立的。既然魏晋南北朝时期通过各种方式入蜀的胡兵、胡商已形成一定的规模，结合前述四川地区发现的胡人俑实物来看，至少上溯到东汉时期，蜀地应当已有相当数量的胡人存在。
四川地区胡人俑出现的时间，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较，大体上也比较接近。从迄今为止已知的考古材料来看，除四川之外，山东以及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武昌、江苏南京、浙江绍兴等地的考古材料中也发现有较多的胡人图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