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某些泛本文既能促发特定的、专有的意义，同时又起着排斥其他意义的作用。这就是说，有关电影和本文的性质的任何研究都应该考虑到系统的、规范的组合配置，同时也不应忘记意义构成的特定契机。传统的电影符号学将这三种分析手段应用到了不同的课题上，然而却很少把本文分析（微结构）、以制作/接受过程为语用学研究（中结构）和此类符号学研究的历史/意识形态内涵（巨结构）结合起来。意义不是本文内部的不可改变的东西；意义是在复杂多变的本文生成过程中产生的。换言之，意义并不驻留在本文内部，它是在本文与观看者的互动关系中具体化的。因此，符号被视为在社会中构成的，旨在帮助意义的生成和交流的“工具”。可以说，任何一组符号都起刺激剂的作用，可以在泛本文的网络内进行读解。但意义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命题，它永远是一个“潜在物”。于是，特定的泛本文在决定本文的实际意义时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对比较不稳定的所指也允许进行推导，即承认符号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但总带有历史的痕迹。正如梅德维德夫和巴赫金所论证的，“每一个表述，包括艺术作品，都是一种交流，一个信息，并且与社会交往密不可分。同时，作品从来都不是一次完成的信息传达”。对表意的非稳定性的认识也说明了由于参与者和背景的不同，表意具有永远在变化中的性质。尽管在明确的泛本文基础上的表述通常有稳定的意义，但它仍然具有潜在的多义性，仍然可以接受不同的读解。与此同时，影视艺术家们开始了一股文化“寻根”热潮，纷纷把目光投向处于边缘地带的乡村山野，探寻中华民族古老历史与文化的渊源，形成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寻根热’。《黄土地》、《盗马贼》、《老井》、《红高粱》、《黄河谣》、《英雄》等一大批影片相继问世。学者张阿利将这些影片列为“西部电影”范畴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他认为，这些电影在思想上的深刻内蕴主要得益于影片对西部历史、文化、民俗的吸收与消化，而西部文化说到底就是传统汉唐文化、黄河文化、巴蜀文化、云贵文化、西域游牧文化等的多元共生体，是这些多元性文化内在精神的延续与扩张，从而形成了以黄河文化为核心表征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
现代电影类似一个活的有机体，它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有序信息集合体。在电影中，导演、演员和编剧通过文本向观众传达信息，而观众则对文本进行解码，并接收信息。雅各布森的符号学理论对文学批评和艺术史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发送者、讲话者把一条信息（文本、言语或图像）传发给接收者、读者、听者或观者。为使这条信息可以理解，它必须指涉发送者和接收者共同理解的现实。这一现实就被称为“情境”或“上下文”。这条信息必须通过接收者可以接收的媒介传送，而又必须化为接收者可以理解、可以运用的代码。因此，交流由下述几个步骤组成：传送→信息→接收→参照系→代码。雅各布森的符号学理论说明，符号关乎交流，而交流则是一个特定的文化过程。当然，交流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发送者或接收者有时并不擅长使用代码，或者说，代码有时并不适合于表达信息。
文化中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意义问题（包括意义的产生、发送、传达、接受、理解和变异）是人文社会学科的共有的核心问题，而符号学的任务就是提供研究意义的基本方法。从符号学着手，头绪纷繁的文化现象就有了一个共通的理论框架，相互之间出现比约性，而理论也就不再是架空之论。社会实践具有与语言结构相同的意指系统，可以对其实施符号学研究。今天的符号学正是在对社会实践意指系统具体领域的研究基础上形成的。
意义就是赋予我们自我认同，也就是关于我们“归属于”谁的一种认知方式，这与文化如何在诸群体中保持同一性以及保持差异的问题密切相关。意义通过各种不同的传媒生产出来，尤其是在现在条件之下，通过一些复杂的技术，在大众传媒和全球通讯手段中被大规模的生产出来，这样就使得意义在历史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不同的文化之间生产出来。意义还产生于我们平时物化了的思想，利用、消费或者占有各种文化之物的时候，我们以这种方式给它们意义和价值。无论在何种文化之中，意义所产生的主要“媒介”是语言。意义有助于我们建立起使得社会生活秩序化和能够得以控制的一系列的生活规范及标准。简单来说意义就是一种集体表征，不同的人们会在他们的行为、礼仪、习俗、神话、宗教信仰和艺术方面表现出共享或共通的意义、价值观和规范。文化书写者提供某些共识把人们束缚在同一个社会价值体系中。如克洛依伯和克勒克荷恩提出的：“文化作为一个描述性概念，从总体上看是指人类创造的财富积累：图书、绘画、建筑以及诸如此类，调节我们环境的人文和物理知识、语言、习俗、礼仪系统、伦理、宗教和道德，这都是通过一代代人建立起来的。”
符号指称意义也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称为意指实践，并指出前符号态和符号象征态是符号意指实践的两个组成部分。意义并非是某种静止凝固的事物的结果，而是缘于社会的、文化的和语言的惯例，因而，意义是流动不居的，永远不可能固定，这一现象说明语言不存在绝对的固定的意义。霍尔十分重视语言符号的意义要与特定的语境（context）相结合，文化不是孤立的，它始终取决于特定的语境。比如，红色在中国代表着喜庆，在法国则意义大相径庭，常用来表征暴力、残酷和野蛮。意义是一种对话，永远只能部分地被理解，永远是不平等的交换。这类似于索绪尔对语言的描述。语言（langue）是社会的一整套符号系统，个体不能创造或者改变语言，个体只能理解和运用其中的一部分，生产出言语（parole）。在这一点上，霍尔和索绪尔均强调社会对个体的强势规约作用，社会的各种符号系统创造出了主体。社会不仅仅是个人行为的总和，也不是精神的偶然体现，而是第一性的实体。
霍尔强调“意义”在给文化下定义时的重要性，文化涉及的是一个社会或集团间共享的意义，这一“共享的意义”听起来是个十分同质化的概念，但它不能遮蔽文化中蕴含着多样性的解释。这种共享的意义不是创作者单向意志的输送，其意义是所有参与者（含作者与接受者）在具体日常生活实践中争夺与协商的结果，融汇了参与者的多种意志。霍尔的这一解释极具启发意义：我们在解码某一文化文本时，不能执拗地一味挖掘作者的本意，实际上，受众的理解和阐释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文化文本意义的实现。在霍尔看来，无论是文学、电影、照片或广告等形式的活动，都具有同一种性质。所有这些实践活动都像语言一样运作，它们构成并传递意义。它们意指。它们发挥符号的功能。语言在此意义上是一种意指实践。直言之，任何表征系统，只要以此方式发挥功能，都可以被看作是根据语言的表征原则来运作。在这些表征系统中，符号、概念和它们可被用来指称的物体的关系完全是任意的。因此，我们说，意义不在客体或人或事物中，也不在词语中。意义是被表征系统建构出来的。它是指意实践，即一种产生意义、使事物具有意义的实践的产物。正因为意义在本质上不是某个固定的结果，而是我们社会的、文化的和语言的惯例的结果，所以意义就不可能最终固定下来。或者说，不存在绝对的或最终的固定意义。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各种表征系统的社会里，各式各样的视觉符号仅仅是各种意义的表征。随着时间和社会阅历的积累我们渐渐构建起各种表征背后的意义，而对表征本身，在我们眼睛里则被“视而不见”了。意义不在客体或人或事物中，也不在词语中，是我们把意义确定得如此牢靠，以致过不了多久，它们成了看上去是自然和必然的了。意思是被表征的系统建构出来的。视觉图像符号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图像演化为一种媒体的过程。符号成为传递信息的一种媒介，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符号在视觉上的特殊效果，为其达到传播的便捷性和准确性提供了可能。而在这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便是一种表征物与被表征物的关系，因为符号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表征。符号是意义的表征物，而意义是符号的被表征物。事物的意义是一种人类的文化建构，语言和其他符号是这种意义建构的基础和工具，而人们的知识生产和现实的社会生活则是事物获得文化与道德意义的最主要领域。事物的文化意义和文化解释，尤其是各种价值观念，会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社会生活的变迁发生细微或断裂式的变化。由此，某一文化表征实践所生产的有关人、事、物（比如，男人、女人、爱情、政治事件）的文化意义与价值观念都是特殊的、历史的，是特定社会生活关系和权力关系的产物。
那么，意义是如何发生的呢？意义的产生需要依赖两个不同的但是却相关的表征系统，我们必须对某物拥有一种概念，掌握与之相对应的符号，之后我们还必须在相同的文化系统内，学会各种语言信码，才能传送意义。意义并不是客观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经由语言来反映的（反映论途径），也不是由说者通过语言把意义强加给世界的人（意向性途径），而是必须依靠共享语言惯例和共享信码才能产生。意义所依赖的不是记号的物质性，而是其符号功能。只有运用某种符号去表征某种概念，它才能在语言的系统中起作用并传达意义（构成主义途径）。在交通信号灯的例子中，我们看到，首先必须要有跟各种不同颜色相对应的符号来代表不同颜色的概念，之后我们才能通过共享的信码，了解到在社会文化中，这些符号所表征的意义。比如在交通法则中，红表示停，绿表示行等。然而意义并不是由符号来确定的，符号是任意性的。意义的承载者事实上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区别，而意义取决于符号与概念间由信码所确定的关系。
正是通过我们对事物的使用，通过我们对它们所说、所想和所感受的，即通过我们表征它们的方法，我们才给予它们一个意义。而文化之所以能够产生实际效果以及意义，主要是通过表征它们的方法，如我们所使用的有关于它们的词语，所讲述的关于它们的故事，所制造的有关于它们的价值，对它们的分类以及产生的相关情绪。表征之所以产生，主要是通过意义来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