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讲武堂操场的沙砾
云南讲武堂是我见到的保存最完好的清末军官学校。完整的两层楼校舍、宿舍，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大四合院。大门的铁栏杆斑驳而老旧，看起来好像是刚刚还有人从这里走出走进。其实绝大多数房舍都空着，只有一面放了一些照片，大部分都属于常见的大路货，属于讲武堂的旧物很少，一门山炮和一门榴弹炮太先进，而一门土炮和几枝火枪又太陈旧，都不属于讲武堂的时代，只有操场上的沙砾十有八九是当年的旧物，白白的一层，都磨成了石英，看来没少经人在上面摸爬滚打。这是个出过很多大人物、改变历史的大人物的院子，他们的脚和身子肯定亲近过这些沙砾，他们有活得很长的李根源、朱德、朱培德，还有活得不那么长的方声涛、罗佩金、谢汝翼、张开儒、刘存厚、王伯龄，以及由从前的战友变成敌人的唐继尧和顾品珍。当然，还要说一个特别有名的大人物，这个人虽然仅仅是这里的兼职教官，但却是讲武堂每个学生感到自豪的蔡锷。
讲武堂的展览，主要讲的是辛亥革命和护国讨袁。这很可以理解，历史的叙事，都喜欢大事，尤其是价值十分正面的大事。一个军校，能跟这样的大事联系在一起，足以让人把别的忘了，好像这个学校只有这两件事。其实，辛亥革命也好，护国讨袁也好，对于中国也好，云南也好，云南讲武堂也好，只是两个瞬间，更多的是一些日常活动。对于讲武堂而言，就是没完没了地上课，训练，列队，齐步走，枪放下。
我恍惚记得，云南讲武堂很像日本的士官学校，至少从照片上看是如此。这个清末新政时期的军事学校跟中国当时多数讲武堂一样，都是学习日本的产物。当时受法国影响很大的云南，在军事教育方面却没有多少法国的影响，因为这个学校的教官大多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不仅教材、教法都取法于日本，连房舍都模仿日本士官学校。学校的教官与学生服装都很像日本军人。中国的陆军现代化，从小站时代的学习德国，转而进入了学习日本阶段。
不过，云南讲武堂展览里有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军校仪仗兵，军装是日式的，但兵的手里却拿着一枝方天画戟，想必，其他的仪仗兵手里拿的也是斧钺之类的家伙。这些仪仗兵似乎在仿古，古代的皇帝和高级军事首领身边的仪仗护卫，的确拿的都是这种好看而不中用的玩意，但也可能是学法国，因为法国人到现在，某些仪仗队依然拿着古代的冷兵器。
仪仗兵手里的方天画戟并不能改变这里现代军事教育的本色。跟所有清末的改革一样，军事现代化的改革在将军队引向现代化的同时，也威胁着这个王朝。改革的步伐走得越快似乎越是反衬出主导这个改革的王朝政府的落后和腐朽。因此，改革产生的新式陆军，尤其是这些新式学堂的学生，反而成为王朝政府所要防范的对象。那些原本作为改革对象的巡防营，尽管落后、野蛮，没有训练，但却令各级政府官员放心，成为监视新军，尤其是讲武堂的依靠力量。在清朝灭亡前的几年里，新军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官兵受到监视，平时不发子弹，即使在实弹训练中也要严格掌控所发的子弹数量。当时主政云南的云贵总督李经羲还算开明，对新军戒备还不太严，而且他对蔡锷特别赏识，新军和讲武堂的武器弹药使用尽管有诸多的限制，但是他们还是能见到子弹。
然而，防范越严，新军的反心越重，与其说新军士兵和军事学校的学生是被革命的思想“带坏”的，倒不如说是被政府大员们一系列的猜忌、防范逼反的。重用巡防营的作法影响尤坏，彻底消解了新军基于自身现代性的自豪感和优越感。云南讲武堂的学生们很自觉地在每次实弹演习中把子弹节省下来，发15发只打五发，剩下的都交给一些进步的教官统一保管，积攒起来，为起义做准备。
武昌起义后，云南很快响应，平时积攒下来的子弹最终让新军和讲武堂学生攻下了军械局和总督府。云贵总督李经羲被从床底下拖出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起义军的司令是自己一直特别欣赏的协统（旅长）蔡锷，呆了半晌。
最后，蔡锷把李经羲放了，让他去了香港。就这样，清朝的军事现代化努力最终成为压垮这个王朝骆驼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不，应该是最后一粒沙砾。
讲武堂操场上被磨得很光的沙砾，实际上也参与了一场战斗并不激烈的革命。
有人说，凡是在专制国家，大家都呼吁改革，但是一改革反而覆灭得更快，清朝就是一个例子。其实，改革变成一个王朝政府催命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改革过程中政府自己变化太小，以至于成为引入新因素的对立面，很自然地把新因子变成自己的敌人，如果自己变化步伐快一点，事情也许就不会是这个样子。后发国家现代化变革成功的例子也有，比如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人家政府推进的改革就没有最终吞噬政府自己，在那里，学习西方建立的新式军队反而成为政府变革的推动力量，自然是变革了的政府的依赖。
云南讲武堂的操场上，只有几个闲散的老人，一个正在练太极剑的大娘成为这片沙砾上唯一还有点“武气”的人。
武夫军汉办大学
大家都知道，北洋时期是武夫军汉当家，这些武夫军汉我们平常管他们叫军阀。在现代中国，凡是被称为“阀”的都带有贬义，军阀尤甚。所以一提起军阀，人们脑海里立刻冒出来的就是些专横跋扈的军人，打、砸、抢，吃饭不给钱，抢女学生做小老婆，随便杀人，等等。当然，这么干的军人不是没有，打起仗来，尤其是打了败仗之后，干得比这过分的也不少。但是如果用这些行为来概括所有的军阀和军阀所有的行为，好像也不合适。
北洋时期，媒体骂军阀，骂也就骂了，最大的惩罚是派人封了报馆，往往是这边封，那边又开了。抓记者枪毙那是北洋末期胡子出身的张大帅当家时候的事。大学里，教授们爱讲什么讲什么。当局想派进个校长去，如果教授不同意，任谁也没辙，武夫们居然就是不敢派兵护送强行进入。更有意思
的是，某些武夫军汉居然自己办大学，比如唐继尧办了东陆大学（即后来的云南大学），张学良办东北大学，连布贩子出身的曹锟也办了一所大学——保定的河北大学。
唐继尧和张学良都是喝过墨水的人，出过洋，见识过，有点闲钱办个大学，不奇怪；曹锟一个粗人，虽说也上过北洋速成军事学堂，但那是混出来的，在家乡人送外号曹三傻子，而且他所在的直系一向钱紧，居然也有兴致办大学。
曹三傻子办的大学不是军校，而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在原保定农业专门学校基础上扩建而成。那一年是著名的1919年；那年，曹锟在做直隶督军。督军是一省的天，但在这所大学里，教授是天。
曹锟出钱，管事，但是，办大学，靠教授。他经常说，自己就是一个推车卖布的老粗，什么都不懂，大学得靠教授。只要曹锟在学校，就经常在教授休息室候着，对下课的教授嘘寒问暖。大暑天，他在教室外面看见教授讲课讲得满面流汗，就命令校工上课的时候送毛巾到课堂上，给教授们擦汗，后来干脆往教室里装了铁柜，放冰块降温。每逢发工资的时候，曹锟都嘱咐行政人员把大洋用红纸包好，用托盘托着，举案齐眉式地送给教授。
河北大学的教授工资要比北京的一些大学稍低，但对于物价比北京低得多的保定，一个月两三百大洋的工资已属天价；曹锟的副官们能拿到零头，已经要念佛了。但是这样的工资，曹锟居然感到有些歉疚。看见教授在用显微镜做试验，曹锟说，你们这样用脑子，每月那点钱，抵不上你们的血汗呢。
这位粗鲁的军汉对学生要粗一点。文化低、词少的曹督军曹大帅偏爱给学生训话，每训必强调尊重教授，说这些教授都是我辛辛苦苦请来的，如果谁敢对教授不礼貌，就要谁的脑袋。然而，没有哪个教授把所谓的学生不礼貌行为告诉曹锟，因此也没有谁真的掉了脑袋。
事实上，对曹锟这种人来说，办大学跟比较开通的财主在家里办私塾的心态差不多。无论布贩子出身的曹锟怎么开明，怎么喜欢附庸风雅，他办大学也只是给他的家乡办一个大私塾，教授都是他为家乡父老请来的“西席”。
对教授的尊敬，厚供给，就如同一心希望子孙争气的乡下财主，自己舍不得吃，也要让老师食有鱼，起居有礼。而且学生不听话，也都放任老师去责罚，如果老师为此告状，学生多半要挨一顿胖揍。这样的财主，这样的事情，在过去的时代，每个好一点的乡村教师都会遇到。
曹锟其实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学术自由，什么叫教授治校，连什么叫做现代的大学他都没有见过；他熟悉的只是怎样管大兵，立正稍息，齐步走。奖就是大洋、升官，罚就是军棍、禁闭和砍头。但是他没用军队的一套来办大学、管大学，尽管他也在大学里安排了一些昔日的副官马弁，但是这些人都成了伺候教授的跑腿子。连曹大帅都对教授一说话三点头，他手下的这些小军汉们还不只有听喝的份？
形势比人强，那时的大学，全中国都这么办，武夫军汉来办，自然也得这么办。不这么办，就不叫大学。看来，谁来办大学并不重要，即便是一个大学问家来办大学，赶上一个大学不叫大学的年代，也只能办成衙门；反过来，武夫军汉赶上合适的时候，也能办出一个像样的大学来。
历史在大学转了一个圈
我曾经说过，历史的好玩之处在于它不见得总是推陈出新，而是经常旧戏重演，演员虽然变了，但戏的内容却依然如故。有的时候连戏名都换了，曲牌也不讲究，乱七八糟，但是细听听，还是那个老调子，连台步都按老规矩走得一板一眼。
按道理，旧戏重演，靠的是演员一辈辈地心口相传。过去唱戏的师傅除了教徒弟唱念做打，就是口授几出戏，肚子里的戏越多，师傅就越值钱。但是，历史上的旧戏重演，却没有师徒相授，可一样传得真、演得像。看来，咱们中国人的历史，背后有一个老是重复的大脚本。
蔡元培先生以北大知名，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蔡先生回忆说，在他接掌北大之前，京师大学堂的遗风犹存，学生在学校不是为了求学，“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学生的另一个毛病是，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并不见得受欢迎，“考试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前蔡元培时代的大学，是前清衙门转来的，清朝的大臣奉旨办学，办的就是官学。京师大学堂原来只招进士，科举停办，大家都把大学堂当成翰林院，毕业生就是翰林。以至于有个大学究陈汉章，大学堂请他去教书他不干，非要去做学生，为的就是日后可以做“翰林”。因此，习惯上，学生被称为老爷，而监督（校长）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
不幸的是，时隔百年，我们大学里的学习景象居然跟前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如此相像。教师一份讲义打天下，通吃多少年，纸黄页烂不肯换，倒是可以获评节约标兵。比那时进步的是，老师不发讲义，要靠学生当堂记笔记。学生们平时不烧香，考前磨着老师要考试范围；老师不肯给，学生临阵磨枪，狂背笔记；上课缺课多的则借同学笔记复印完了再背。老师肯通融的，则师生皆大欢喜，掌声雷动。对于相当多的学生而言，最好的老师就是那些上课不负责，考试宽容放水的老师，他们不在乎学到了什么，只在乎那张毕业文凭。连当年学生对教师的态度都在重演，认真负责而且有点学术水平的老师不见得真受学生欢迎，而那些在政府里身居高位，或者曾经身居高位的人，无论在学校里做兼职也罢，来挂名也行，都无一例外地受到热捧。哪个学校那些兼职的博导们都有最多的人报考，得以厕身高官或者曾经高官的门墙之内，不仅在“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而且毕业的当口就有若许进入仕途的便利。官大学问大，不仅在大学体系内是颠扑不破的铁律，也得到相当一部分学生的认可。稍有不同的是，学生不再是老爷，他们已经变成了听话的良民和不听话的刁民。
中国的大学走过了百多年的历史。曾经，我们的大学已经走出了文凭时代，这个出走是以蔡元培北大的改革为标志的，可是到今天，我们居然又转了回来。奇怪的是，在已经早就不包分配的情况下，学生对于学校的要求还只是文凭；而学校方面对于教学生如何适应社会需要也没有多少改进，甚至感受不到改进的压力。社会对于大学的期待，好像就是一个盖章发文凭、戴方帽子的所在。
西方总是在嘲笑我们历史的循环论，但是，中国的历史还就是总是在转圈，转一个，又一个。什么时候，我们能从这圈里走出来，而且永远不再钻进去呢？
六十五年前的学生档案
当个教书匠，对社会上的事情往往不甚了了，但学生档案却还算熟悉，尤其是当过一任班主任，新生的面还没见，一堆档案早已经摆在面前了。可是，1949年以前的学生档案是什么样子，我却一无所知，不唯无知，连想知道的念头都没有起过。几星期前，偶尔无事，溜到潘家园旧书市场逛逛，腿都溜酸了，还是一无所获，双目所及尽是近些年出的花花绿绿的垃圾货，稍微像样一点的东西又贵得吓人。就在几乎失望的当口，我忽见不远的地方有个小摊子，寥寥几本书旁有一堆烂纸似的东西，过去一翻，居然翻出了一张发黄的硬纸，仔细看来，原来是民国三十三年的一名叫俞佩兰的女中学生的档案。
这个硬纸片约有16开大小，上面的表格是油印的，系河南静宜女子中学教务课制，跟今天中学生的档案类似，上面有俞佩兰的照片，有履历表，背面还有成绩表。但不同的是，头两栏分别有保证书和志愿书。保证书上是一串不加标点的文字：
具保书人王隲生今愿保证学生俞佩兰入贵校肄业对于一切校规愿绝对遵守如有犯过重病欠费或临时发生重大事件概由保证人负完全责任然后是具保人的姓名、职业、与学生的关系以及具保人的住址，还有一个至今颜色依旧的具保人印章。
志愿书上也是一串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