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声长伴读书人
书院的出现实在是一批高智商的文化构想者反复思考、精心设计的成果，它既保持了一种清风朗朗的文化理想，又大体符合中国国情，上可摩天，下可接地，与历史上大量不切实际的文化空想和终于流于世俗的短期行为都不一样，实在可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让人赞叹不已的创举。
——《千年庭院》
最初我国将学生受教育的地方，称谓为校、序、庠、学。据《孟子.滕文公》记载：“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学校之称因此而来。书院兴起于我国封建社会中期，其萌芽于唐末五代，兴盛于宋、明，于清代普及，在中国历史上已延续了上千年。它为我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有的教育组织与学术研究机构，集教育、学术、藏书为一体，为我国古代教育发展与学术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书院的最大特色，在于它在系统地综合和改造传统的官学与私学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并非官学，可是包含官学成分，并非私学可是又吸收私学长处的新的教育制度。它是私人所创建的，并未得到政府的认可和资助，在许多方面同官办高等学府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是官学与私学相结合的产物。
从春秋战国时开始，我国古代几千年的教育制度，在各代虽略有不同，不过其特征却是一脉相承，从其组织结构与办学方式来看，主要分成：官学和私学。西周奴隶社会的官学为国家政权机关所主办，高度集中的，“学在官府”是其传统，维护“学术官守”的传统。这个时候的官学是建立在土地国有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它的社会阶级基础是占统治地位的奴隶主贵族。
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转变时期。随着经济政治的变更，教育也产生了剧烈的变化，私学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之下应运而生的。私学是私人依照社会或个人的需求而设的，分散的，特点是从“学在官府”变成“学在四夷”，促进了学术的下移。在创办私学方面孔子可以说是流芳千古。孔子对教育非常重视，拥有弟子三千、门生贤人七十二，还在曲阜杏坛讲学，培养了大批掌握文化知识的人才。余秋雨先生曾说“天下最大的学校，一定是孔子创办的那一所”。孔子为我国历史上私人讲学第一人，也是中国首位私学教师，他将“学在官府”的局面打破，将文化知识是贵族专属的局面打破了，将文化知识植入民间。他首先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方针，不分贫贱富贵，都能在他那儿受教。孔子兴办的私学，应该可以说是书院教育的雏形，对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早已是学界定论。在中国历史上，宦海浮沉，升迁不定，进入仕途的文人们往往进退难测，不但要有着激流勇进的精神，也要做好消极隐退的思想准备。当他们不满时政，或失意时，不但想坚持“志于道”，并且还渴求精神上的自由与解脱，因而儒释道的观念左右他们走进山水，读书著述，随性所致。自魏晋南北朝到唐代，慢慢形成习业山林的风气，在深山幽谷当中出现了一些私人隐居、读书治学之地。从地方志看来，书院最早于唐太宗时期出现，比如大将军李靖在山东读书与研习兵法的书院。从官方的文献记载而言，则始于中期唐玄宗时代开设的东西二都丽正与集贤书院。在《随园随笔》中，清代诗人袁枚写道：“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不过在五代末期，已形成了有着聚众讲学性质的书院，庐山国学，也称白鹿国庠便是代表，位于江西庐山，是闻名于世的白鹿洞书院的前身。那个时候的书院就已有私人办和官方办这两类。起初，书院还不过是官方藏书、校书的地方；有的仅仅是私人读书治学的地方，还并非真正的教育机构。
经过连年战乱后，宋代官方所办的学校被破坏，有名无实，并且国家还不具备充足的力量来兴办学校，就在这时私学教育与启蒙教育得到了充分发展。学者们开始选择名山胜地建立书院，用其作为聚徒讲学与研究学术的场所。此种书院成为当时一种新型的教育体制，它的诞生为我国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大转折点。此后，我国教育便呈官学、书院与私学三轨并行的体制。那一时期的大宋，可以说是一个繁华如梦的王朝，一个崇拜文化的王朝，恰恰是那灿烂的文化造就了它的繁华，可是大宋文化的根源就在于赫赫有名的四大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以及商丘的应天府（睢阳）书院。事实上它们已成为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几个学术中心，是大宋文化的缩影。宋代的书院大多继承了孔子办私学的传统，还承袭了其自由、开放的办学风格，成为中国民间自由学术思想的代表。
在每个朝代，最具活力的教育全部都是书院类型的私学，但是当这些私学发展到一定高度之时，通常因受到政府的认可与资助就转化为官学，可一旦成为官学以后，往往就失去了它的活力，最后慢慢衰落下去，被别的新兴的私学所取代。有学者将其称为“三部曲”，也就是私学从兴起，到转为官学，到最后衰落的三个阶段。以四大书院为代表的一些书院，它们的前身多是地方官或别的人私创，后来朝廷通过赐额、赐书、赐田以及任命教官等手段进行控制，使其具有了半官办性质。随后因办学重点转移、财政困难、管理不善等原因而关闭。不过也有许多书院在制度上，不但吸取了官学和私学的经验教训，而且采纳了佛教与道教讲学的经验，博取各家所长形成了不拘一格的特色，加上很多著名学者从官学转向私人书院、印刷术的发展给书籍的出版提供了便利条件等，因此让书院获得了更好的发展。
元朝统治时期，也十分重视教育，经常奖励学校与书院的建设。不仅文化兴盛的江南普遍创建或复兴书院，就连北方地区也相继设立了很多书院，不过其管理以及讲学水平都很一般。到明代以后，情况又发生了改变。明代以官学结合科举制度，推行程朱理学，政府重点是办官学，提倡科举，因此对书院不重视。从整体而言，书院处于发展的一个低谷，但此时也恰恰是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低落期。程朱理学长期处于官方学说的地位，让它失去了昔日的进取而流于僵化，可是八股文的盛行将此种僵化越发加重了。到了嘉靖（公元1522—1566年）年间，以湛若水、王守仁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家，以书院为阵地，发动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因此明代书院由衰到兴。更值得一提的是，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也就是朝鲜世宗二十一年，朝鲜李氏王朝借鉴了我国宋代的书院制度，用来发展本国的教育事业，这也成为我国书院输出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中国书院文化传播由此可见一斑。
清朝书院承袭明朝的遗风。清朝初年，政府一直都奉行“不许别建书院”的禁令。一直到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才允许各省创立书院，不过一直实行严加控制的文化政策，加之文字狱的影响，书院不得不改变了起初的学术追求。大多数书院都以科举为业，对学术的发展没有太多的增进，然而书院的这种形式得到了迅猛发展，普及程度有了极大的提高，对东南亚等一些国家的办学产生了影响。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印度尼西亚华侨创建的明诚书院是海外第一所华人书院；随后，新加坡华侨也在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创立了萃英书院；美国的旧金山也在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建有大清书院。尽管这些海外华人书院和朝鲜等仿照中国制度建立的书院有所不同，不过书院已传播到中华文化领域之外，对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