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帮派中的成员大多数来自于社会上的游民阶层，他们的水手身份本来就是临时性的。自古以来，游民阶层中就是以黑帮性质的组织为主。从民国的档案中可以看到，在数以千计被处决的土匪（黑社会）中，排在第一位的出身便是无业游民，比例竟然高达70%以上。
那么帮派中的这些无业游民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水手罗教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贫苦农民出身，我们知道农民手里拥有土地，也就等于拥有了活命之资。一旦官府动用公权力将他们从土地上赶走，或者这一年又赶上天灾人祸，部分农民就会丧失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谋得活命之资，他们只有去出卖苦力或者当兵换取血酬。如果运气不好，来个二度失业，他们就会选择以性命博取生存资源。有一幅好身板，胆子再大一点就有可能去混黑社会。其实这帮游民身上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生存硬度，这种生存硬度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生存环境的艰难，二是生存意识的顽强。
当生存只剩下血与命时，他们只能进入体制外的搏命通道。
以命相搏获取“血酬”之人，通常都是一些亡命之徒。这些人通常逃不开两种结局：一部分因为失败而完蛋，不是下大狱就是在帮会斗争的火并中亡命；另外一些则从始至终没有发生风险而获得很高的收益。这些侥幸逃过风险而获得高额利润的人就会成为黑社会的老大，因为他们获得了高额的财富，由此可以支配或者雇佣帮会中其他低估生命价值的贫苦人群。他们之间是一种雇佣关系。
水手行帮之间的对抗由水上转至水陆两栖，由私密性转至公开化。当各组织的利益小圈子划定之后，帮派之间的排他性就愈演愈烈。水手行帮最初形成的互相扶持，共存共荣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到了嘉、道年间，在利益的驱使之下，各派系斗争愈演愈烈。生存与发展成了虎狼之争，血命相搏的事。
当然主导这种帮派斗争的，往往是那些帮派之主，他们才是帮派中的最大寄生虫。
美国经济学家列维特曾经拿到过一份黑帮四年的完整财务记录。在这份记录中，他发现，黑帮组织其实跟麦当劳等现代公司没什么两样；真正能赚钱的只有那些处于组织顶层的“大哥”。在组织底层的小弟收入非常的微薄，而且经常面临暴尸街头的危险。即使是黑帮中层领袖，收入也不多。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只有黑帮大哥能住豪宅开名车，而更多的黑帮分子则是在贫民区跟母亲住在一起。
这些人投身帮派往往是生活所迫，因为无法正常生存下去所以寄希望于在帮派组织中得到晋升，改变生活状态。
漕运水手虽然原来大部分都是民间社会的无业游民，但他们在进入漕运系统之后，也就长期随帮受雇，成为职业水手。这种受雇的生活与原先的无业游民生涯相比，生活来源更有保障；另外他们还拥有正式权力之外的衍生权力，虽然权力不大，但有总比没有要强得多。比如说他们在漕运中可以打着“天庾正供”的旗号干一些作奸犯科之事，比如贩私，抢劫民船等。漕运水手与生俱来的劣根性以及经济上的依附性必然导致政治上的软弱。
道光初年（1821），清政府开始积极筹备海运，海运的开启意味着漕运时代的终结，也意味着水手们的命运迎来了历史的转折点。
随后几年，江浙两地先后实行海运，减少漕运，水手们开始大量失业，他们的生存利益受到重创。在这种形势下，为了自身的发展，也为了维护帮内水手的利益，各帮派之间的对抗愈演愈烈。在这场生存博弈中，竞争对手越少，能获得的利益越多。在生死存亡之际，帮派之间因为生存空间互相倾轧，大规模仇杀时有发生。尤其是老安和新安两大派系之间，更是你死我活，互不相让。
道光五年（1825）二月，在浙江秀水县城外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帮会殴杀事件。起因是新安和老安几名水手为了争夺漕船的归属，引发了双方大规模的帮会械斗。双方激战四天，水手死伤惨重，“先后捞获尸身五十九躯”。此次漕运帮派的殴杀事件引起清朝当局的极大震动，官府将七名老安首领斩杀示众。
当然威胁到漕运水手生存的并不仅限于帮派之间，还有官方势力。一条漕船从起始码头出发，一路上旗丁、千总甚至粮道这些直接与漕运打交道的大小官员都会雁过拔毛。对于水手们来说，他们为了生存可以降低自己受伤害的门槛。但是低门槛不代表没门槛，因为生存需要一个底线，当各方势力为了满足己方的利益，而不顾水手死活时，那么水手就会奋起反抗。这时候的水手因为有了行帮作为组织凭借，他们也就提高了自己免受伤害的能力。
同样是在道光五年，漕运过程中，浙江嘉白帮、杭三帮的水手声称旗丁侵吞了皇帝所赏赐的银两，“每船勒索钱五十三千零，传发溜子，挨船讹诈，人众势汹，旗丁惧祸，不敢不给，或写立欠票，或变卖客货”。水手们不满旗丁明目张胆地搜刮，他们以帮派的名义发出倡议，劫掠官银。由于水手行帮人多气势足，旗丁也胆怯了。这次水手向旗丁索要钱粮的行动，也就此掀起了地方漕运行帮向官方索要钱粮的热潮。道光六年（1826），庐州三帮、太仓后帮等十三帮漕运水手“滋事不法”，有漕运水手殴打千总，甚至在水上围住江安粮道的座舟，要求增加工钱。在这次事件中，清朝当局抓捕了74名水手，给整个漕运系统造成了不小的震动。随着群体性殴杀事件的发生，有上百名水手在此类事件中受到了斩决、监候、发配边远地区为奴的处罚。
道光年间，漕运行帮在朝廷的不断打压下依然迅速壮大。这主要是因为清廷的漕运功能不断萎缩，舵工水手陷入到一种生存的恐慌状态，当抗争能够给他们带来经济利益，他们就会不惜以命来换取血酬。水手行帮斗争的对象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朝廷，而是漕运线上的官方代表，比如旗丁、千总以及粮道等。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行帮的组织作用越来越凸显。
漕运水手通过与官方的斗争，引起当局对他们的重视，并在斗争中获取了经济利益。自从乾隆三十三年的强力打压后，漕运水手组织为了生存与发展，建构属于自己的权力体系。到了道光前期，漕运水手组织已完全具备了明清时期秘密会社的典型特征，也就是水手行帮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