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农村改革的成功不但为城市改革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也为改革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和声誉。改革的成功首先取决于人们对改革的信心，这种信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改革会给大家带来好处的信心；二是对改革操作程序的可行性的信心。农村改革确实为我国整体改革赢得了全民的信心，特别是树立了城市居民对改革的信心。1984年国庆大游行，北京大学学生打出“小平，您好！”条幅，这一行动足以表明当时社会各界对由邓小平推动的改革运动的支持和拥护。尽管当时对如何进行改革还有许多争议，但是对改革本身已经给予充分的认同，即使有少数人内心不完全赞同改革，但表面上也不敢反对改革。如此良好的社会氛围有助于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
第四，农村改革的重点是生产方式的改革，而不是直接针对国家政治体制，更没有提出政治口号作为改革的旗帜，所以对国家的政权稳定不构成直接的危胁，所以农村改革是在国家稳定的环境中进行，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国家的稳定。农民向改革要求的是归还给他们生产、经营和分配自主权，农村改革也确实满足了他们的这种要求，虽然农村实现改革后，集经济活动、党政、社会工作于一身的人民公社制度也由此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但是这不是农民的自觉行动的结果，而是连带的产物，国家也很快就做出了适应农村改革变迁的基层组织改革，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重建了乡镇基层组织，从而稳定了农村社会。
三、改革开放成功的第二个奥秘
中国的改革开放离不开人民的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第二个奥秘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首先关注的是如何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先给予人民更多的好处，不与民争利，以此调动人民参与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积极性，赢得他们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和支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连续五年就推进、完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发展农业生产，发表了5个1号文件，充分肯定和巩固了农村改革成果，通过农村改革，真正使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和分配自主权。与此同时，国家还制定与农村改革相配套的价格政策，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价格以及出台农副产品超购奖励政策，大大地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使农民和农村获得更多的利益，同时采取了相应的保护城镇居民利益的措施和政策，使城镇居民的生活和利益不因受农产品价格的提高而受到损害和影响。“国务院决定，从1979年3月开始，陆续提高粮食、棉花等18种主要农产品价格，平均提价幅度为24.8%。销售价的调整滞后其8个月，即从1979年11月起，相应提高8种副食品销售价，对职工适当发放副食品补贴。在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同时，对完成粮食以及棉花、油料、茶叶、糖料、烤烟等统购任务的超购部分实行奖励政策。
例如，对于粮食超购部分，加价50%，并把粮食收购基数由800亿斤压缩到606亿斤。此外，从1979年开始，逐步恢复粮食、油料等农产品的议价收购，加价幅度为15%～30%。”后来，国家还对农产品超购部分，采取利润返还的政策。提高农产品价格大大地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进一步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刺激了农业发展，有利于农民的生活改善。“据统计，1982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不含市价）比1978年提高41.5%，其中牌价提高24.3%；仅1982年，农民便从价格上调中获益107亿元，……”。“1984年与1978年相比，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上升53.7%，农村工业品价格仅上升7.8%，剪刀差缩小29.9%，年均缩小5.57%。”由此可见，改革给农民带来显著的利益，城乡收入差距大为缩小，从1978年的1：2.36降低到1985年的1：1.720正如邓小平于1984年10月22—23日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会议上讲的：“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实践证明它是正确的，……农村首先见效，农村政策不会变，变了，八亿农民会反对，他们的生活水平马上就会降低。”
但是，改革初期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没有出现下降的趋势，只是比起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稍许慢些而已，这不会引起城镇居民的反对，因为城镇居民本身的生活水平就比农民的生活水平高很多，何况改革初期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仍然在提高。实际上，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农村改革给城镇居民带来了许多生活实惠，城镇居民的菜篮子丰富了，米缸子不缺了，衣着不愁了。与此同时，初期的城市改革更是从改善、丰富城市居民生活的角度出发进行的。从1984年开始，国家终于启动了城市改革，城市改革首先在与城市居民生活紧密相关的领域展开：比如允许农民进入城市集贸市场从事农副产品交易，以充实和丰富市民的菜篮子和米缸子。实现外来人口暂住政策，适度放宽农村和外来人口进城市务工经商的限制，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提供更多的方便服务，比如清洁环境服务、家庭保姆服务，甚至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脏、累、差、险工作领域，减轻了城市居民的工作负担，农村人口遍布建筑领域，为城市居民建造高楼大厦，由于农村人口进城兴办第三产业，如饮食业、修补业、服装销售业等，大大地繁荣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因此让农村人口进城对城市居民的生活改善是大有帮助的，可以说利远远大于弊。在零售领域特别是小商场开始搞柜台承包、租赁经营，鼓励各单位开放闲置场所和食堂、招待所、大会堂、剧院、公共浴池、理发室等，发展第三产业，也极大地丰富了城市居民的生活。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凡是涉及城市居民生活的改革，国家都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特别是流通领域的价格体制改革，凡是每次提价或放开物价控制，政府都给居民提供一定的补贴，最初实现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补贴性改革，虽然这样的补贴并不是改革的最终目标，但是适当的补贴有助于提高城市居民对改革的接受能力、适应能力，现在看来这种补贴是有必要的，因为当时城市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并不高，没有这样的补贴，居民很难接受得了，只有到了90年代城市居民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取消补贴才可行，城市居民才能接受。与此同时，城市改革的另一个特点也是着力于调动城市居民参与改革的积极性，而不是将居民排斥在改革之外，比如在企业改革中允许企业根据自身的特点自选一些工资形式，并且有权选择自主分配奖励基金；198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坚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针”，城市有关部门采取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待业人员从事个体、私营经济活动，城市居民的生活和工作空间得到了很大的拓宽。刚开始，许多城市居民还不习惯于从事个体、私营经济活动，特别是当时绝大部分待业青年更对于个体不屑一顾，“一般待业青年选择职业的意向依次是：政府机关、国营大企业、大集体、小集体。至于商业，‘谁干那个？’要提干个体，则认为‘别去丢那份人！’城市各级部门纷纷做工作，创造条件，一些市民一旦干上了个体和私营，便觉得这一行虽辛苦，但自由，赚钱也不少。以后便出现许多城市人纷纷从国有单位、集体单位辞职、停职，去从事非国有经济活动。这从观念上、劳动力安置上大大地有利于城市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
四、改革开放成功的第三个奥秘
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是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获得如此大的成就的第三个奥秘。
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特色。解决温饱、改善生活是中国改革要解决的首选任务，在初期，中国改革就定位在这一点上，所遇到的阻力相对小多了，在某些方面几乎没有什么阻力，因为大家都不想过紧缺和穷困的生活，都希望通过改革来改善生活。但是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影响相当严重，对许多干部的影响更甚，当然这也与一些干部经历了多次“运动”折磨后产生的畏惧心理有密切的关系；同时，改革开放是新鲜的事物，一个社会往往对新鲜事物都有一种习惯性的拒绝心态，这是任何改革所面对的最大障碍，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初期，我国选择了与改善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方面进行改革，就可以突破改革面临的社会心理障碍，使改革容易获得成功。
这次改革与以往的许多做法不同的是不急于求成，也不搞一刀切的强行推广做法，按邓小平同志的话说，一些人对农村改革想不通，就让他们等一等、看一看，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再搞。
在对外开放和引进项目上，邓小平同志也主张先易后难，于1979年就指出：“我们要从总体方针上来一个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上得快、能赚钱的，……引进的重点要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搞试验区、试验点、总结经验后再推广是中国改革开放循序渐进、先易后难战术选择的突出表现。在企业改革上先抓试点企业，在对外开放上先抓经济特区，然后逐渐地展开。这种先试验、后推广的办法一方面可以对改革方案、政策起到纠错和完善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减少改革的消极影响、负作用以及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的失败率，另一方面对改革持观望、抵触的人们有着现实的教育、说服和宣传作用，尽可能减少对改革开放的人为抵触、对抗，避免给社会稳定带来振荡。
五、稳定的、有力的改革权威是改革开放得以推进的政治保证
尽管我国改革首先是从农民的自发改革行为中发生，但是获得合法地位，非需要政治上出现改革权威不可，只有通过这样的改革权威的推动和支持，自发的改革行为才能转化为合法的改革行为，才能转化为一场改革运动，才能在全社会得以推广和传播。80年代以来世界许多国家进行的改革都是政府行为，都是由一定的主张改革权威所发动和支持，有的国家的改革由于改革权威的下台而夭折。无疑，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权威人物亲自发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且一直左右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从1978年复出到1997年他逝世前，所有重大的改革开放举措都经由他决定。
邓小平作为改革权威人物的稳定地位以及他长期积累起来的政治经验和管理国家经验、对中国乃至世界情况的了解、个人的工作作风甚至个人智商都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起到保证作用。这不等于说中国改革开放权威非他莫属，也不等于所有的改革开放成就都是他一人所取得，但是他复出后极力主张改革，与全国人民的心愿不谋而合，因而获得了改革权威，既然他确实左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那么说明他确实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起到了保证作用。没有这样一个稳定的、坚定主张改革的政治权威人物，中国改革开放就很难能这样顺利进行，频繁地更替改革开放权威。就会使改革开放缺乏稳定的政治环境，也会影响到人们对改革开放的信心，特别在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下尤其如此。当然，我们更希望中国的发展不要维系在某个权威身上，而应靠合理的体制和制度来运作、支撑，但是20年走过来的中国改革开放是在缺乏这样的体制和制度背景下进行的，改革权威的作用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这样认为并不意味着今后继续这样，通过继续深化改革来构筑一种更合理的体制和制度，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权威人物对中国发展的左右作用，形成良性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运行机制。
诚然，我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奥秘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而是指各种有利的条件，只要改革者善于抓住了这些条件，把握机会，就能取得成功。实际上，任何国家的改革开放成功都是有赖于多种因素和条件的组合而成的，我国也是如此。除了上述有利原因和条件外，80年代的国际环境对我国改革开放也很有利，从70年代开始我国又重新走进国际大舞台，纷纷与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西方国家为了增强与苏联的抗衡能力，也很需要中国的作用，所以70年代末中国顺利进行的改革开放行动可以说受到西方国家的极大欢迎和支持。相对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也为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时机，80年代邓小平同志明确地指出过：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国际关系的两大主题。”我国正是利用这样的和平环境进行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和发展。至于其他有利条件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枚举。
从以上的回顾性分析中，我们不妨作这样的经验总结：政治开明、抓住机遇、立足国情、胸怀全球、顺应民意、服务民众、循序渐进，是中国改革开放得以成功的必要条件。
六、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难点
虽然中国改革开放走过的20年历程是比较成功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那么顺利，也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缺陷、不足和遗憾，同时成功并不意味着已经为今后继续改革开放铺设好了康庄大道而再也没有崎岖小路了。实际上，伴随着20年改革的不仅仅都是鲜花，还有荆棘和杂草，因改革开放而出现的社会经济问题还不少，我国的改革开放任务远没有完成，还有许多更艰巨的任务等待着我们的改革者和每个中国人去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