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走不出的门》的压抑与沉闷，《文人的左与右》前半部分的调子是明朗的，作者用审美的眼光去作文学评论，那些文字便少了一份“批评的无趣”，多了一层暖意。
以我有限的阅读经验，我觉得他对很多人物和作品的把握是准确的。虽然我很少读小说，但对于孙先生围绕小说的解读竟也读得进去。
解读一部作品或一位作者，不仅需要潜心阅读，深入研究，还要有丰富的情感、敏锐的感受力、深入的同理心，要有足够的学养和阅历将庞杂的背景和资料串起来，触类旁通，作深入的联想与思考。孙先生不愧为吃这碗饭的人。作为鲁迅的研究者，他对鲁迅有着设身处地的、深入的解读。置身仙台，他对鲁迅的体贴是细致入微的，他说：“没有几个人能够觉出他的寂寞。这寂寞使他有着超敏感的一面，不会有谁在精神的层面发现他与环境的对立。”“日俄战争对鲁迅的刺激是巨大的。但在狂欢胜利的日本人那里，没有体察到鲁迅的切身感受。他在被歧视的大背景里，感到了职业选择与精神的统一性。这种大寂寞是只有青年鲁迅才能感受到的。”“他不得不告别呵护自己的老师。是一种背叛么？为什么后来回忆此事还有那么大的内疚？我以为是一种逃遁。他一生就一直在一种逃遁中。从绍兴逃到南京，从南京逃到东京，逃到仙台，回国后又逃到北京，逃到厦门、广州、上海。最后回到自己……在人间的路上，走而不是停止，那才是意义吧。”
说起汪曾祺，他说他去过汪曾祺的家里，“书不多，绘画的东西倒不少”。的确，汪老的文人画随手拈来，却很有一点意趣。“他的阅读量不大，和黄裳那样的人比，好像简单得很。可是他读得精，也用心，民谣、俗语、笔记闲趣，都暗含在文字里，真是好玩极了。”“汪曾祺是没有作家腔调的人，他比较自觉地从纷纭错杂的文本里找东西，互印在文字里，真的开笔不俗。八十年代后能读到博识闲谈的文字，是那个时代的福气。”他发现汪曾祺和周氏兄弟的相似之处，“尤其是与周作人的口味极为接近。彼此共鸣的地方很多。只是他不是从学问的角度看它们，而是从趣味入手，自己得到的也是趣味的享受”。“汪曾祺的阅读习惯与审美习惯，其实就是在边缘的地方找流行里没有的东西。”
说起林斤澜，他说林斤澜的文字“制造了一个扑朔迷离的悬念，有一点契诃夫，有一点卡夫卡，有一点鲁迅，有一点废名”。
他将林斤澜和汪曾祺对照着品评，很是精彩。“林斤澜没有汪曾祺那些醉人的早期记忆，汪氏有一个会画画的父亲，一个硕儒云集的母校，一个儒道相间的精神家园。那片记忆的世界遮挡了人间的风雨，他于此过滤掉了痛感，将一份真纯留于笔端。而林斤澜没有这些名士的雅致，书斋的情趣。他是在生活的苦海中走过的人，既无学究的资本，又无书香的遗绪。他很少有史家的风趣，也无学者的老气，他生活中动荡的岁月，有过战争的经验，生死的磨难。”“汪曾祺似乎不喜欢鲁迅的残酷，而林斤澜却对此情有独钟；汪曾祺把写作看成是一种自娱和自我的升华，而林斤澜在泼墨中承受着沉重。”然而，他说：“清澈、明净的精神追索，是美的；诅咒黑暗，直面黑暗的焦虑的心，也是美的。”“八十年代后，文学千奇百怪，汪、林二位，走的是寂寞之路，向未将自己看成是主流话语中人。因为甘当支流的弱小的存在，便没有了伪饰和矫情，心性更偏于自然，多了神异之性。平和、宁静，是可以直抵生命本真的。”
他说史铁生的世界“充满了悖论，满溢着困境”，“闪现的是陷入绝境中的人顽强地生存下来的信念。这一点，使他将自我与人类的困境联系了起来，在一定意义上讲，他的气质里流动着人类共有的悲哀”。“阅读他的作品，你已忘记了它是文学，忘记了它是艺术。史铁生的魔力在于使我们暂将世俗的一切外在的因素统统忘掉，而走进了哲学。”“当自觉地意识到人为什么活着，或者活着的指向是些什么的时候，语言似乎已经丧失意义。在喧哗消失的地方，心性才会浮出世间。”“人间最富有魅力的文字，正是隐含在寂寞的存在中的。”“阅读他的文字必须耐心，当你的心与他的心共同浸沉到相似的沉默里时，才可以谛听到来自那个世界真实的声音。”
他说：“普希金的诗不是懒洋洋地躺在床上的，那是沐着光，流着火，而情思又那样阔大。”张中行“在审美中超度自己”。“现代报人中，文章最有学问家气质的，是曹聚仁先生。”他保持着自由的态度，没有党派的痕迹：“在某些方面，他很类似胡适和周作人，不以个人的喜好而臧否他人，注重学理，心胸开阔，能跳出文化漩涡，远距离地打量人生，那境界，就非同代人能相提并论了。”而《今天》和“围绕在它周围的那个群落”，“在远逝的韶光里，那些温暖过无数人的精神存在，今天还闪着生命的火”。谈及山东作家张炜，他说：“至少是我，在阅读他的文字时，便在兴奋里思考了些什么，在不满里内省了些什么，这样的机会，不是每个作家都可提供的。”
在这些评述之中，掺杂着作者对文学、艺术和人生的理解。“太精巧的艺术意味着虚假”，“艺术的深未必是单一的咏叹，而往往有杂取种种的提炼”。“文之不俗，首先应是人之不俗。”“文学的背后，其实就是人生的问题。”“文人倘过于利己，不谙于历史与现实，是难能出息的。”“而知识群落内心远离暴力、崇尚自然，平淡的生活，也是一种选择，而且可能是最真切的选择。”“读人，有时候不可以简单地以阶级划分，也不可以盲目用左右命名，都是有历史根据。概念没有体温，而人是鲜活的。”说起批评文章，他说：“懂得批评的，有时未必是吃此种饭的人。”孙先生的理解深刻而又独到。
只是读到林徽因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打了小小的问号。我虽赞同孙先生所说的，“林氏那一代人，有时把学术当成创作，在严明的理性之余，还有丰沛的情感在，后代的学人差不多没多少这类的特点了”，但从读过的不多的林徽因的文字里，我却找不到孙先生所说的“苦”与“悲凉”。（孙先生说：“我偶读她的书，觉得比别人过得要苦，精神深处有难言的悲凉。”）而且我也无法深入地认同，林徽因对于徐志摩的情感仅仅只是“人间的大爱”，这让我想起了夏真的《民国韵事》中以一个女子的细腻和小视角，将林徽因还原成一个有血肉、有感情，偶尔也有着小女子的小性情的真实的人物，想必该是更接近角色的本身吧。几年前读过《林徽因美文》，我觉得其中最动情、最动人的一篇就是《悼志摩》（相比之下，其余的篇幅显得温吞平淡，坦白地讲，读到最后竟然读不下去了），但如果仅有人间的大爱，而无个人真挚的私情，向来圆润、理智的林女士是写不出那样的文字的。当然，心灵是最难猜度、最为隐秘的空间，就像孙先生在文后所说，很多的时候，“后人说些什么，有时和前人是没有关系的”。这种种的猜测，也都仅是猜测而已。
书读到后半部分时，孙先生的文字里开始浮现出《走不出的门》的沉重。似乎那抹沉重是他生命固有的底色，在自语抑或沉默之中，催人思考。
他将自己放到彼时的历史背景中去揣测文人。谈及张中行，他说：“在人们普遍高喊万岁的时候，他想些什么呢？我读着他在那残破的笔记本上写下庄子的话，觉得也是一种心灵的游戏，似乎于此感知到了什么。”
他透过历史回望现实，无语之中流露出些许的无奈与绝望。“现在只有在孩子和一些老人那里，还常常听到一些童真的话语，然而中年人，大多还裹在形而下的物欲里。学院里的教授，和边缘写作的人们，有时向世间发出一声声警告，但我觉得，于现实无力，它们尚未形成震世的声音。中国青年们，不乏各类彩色的梦想，但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对美国的钟爱，恋人似的考着托福。还有做着各色发财梦的人，博士学位、白领阶层、海外关系，正成为新的时髦。”“当现实的存在无力改变的时候，幻想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奢侈的。”
“我觉得解救中国的不是彼岸的神灵，而是人间的常识……在中国的几千年历史里，阻碍社会进化的，往往是最简单的常识问题，但我们一直未能正视它。比如以人为本，而不是以人化的国家为本；讲真话，而不是唯君主之命是听；注重实际，而不是躺在先人的遗训里；人人平等，而不是沦为主奴关系，等等。在这些基本的常识未能解决之前，任何的新梦，离我们的本质都还很远。”“中国人总不愿承认自己在根本点上，出现了偏差，不然我们何以会产生‘****’那样的灾难？但我们又常常忘掉了这些，还在旧路上，慢慢爬行着。”“时间对中国人而言，不是珍贵的存在，因为昨天与今天，没有太大的区别。郭小川曾朦胧地感到了自己沦为了异己力量的奴仆，而今天的人们，不也照例有着这样的体验？”“所以，如果说我有什么梦想的话，那就是对不着边际的梦想，不再梦想。”
在《吞吞吐吐》一文中，他说：“那些工作之余偶写的文字，不过蹒跚小路上的足迹，和真的人生，是有些隔膜的……只是近些年来，才慢慢懂得，不独是我，许许多多的人，在表达上都出了问题。”“读着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忽觉得他的谨小慎微是那么严重。书中言及历史事件，独特的心解有限，好像被什么卡住了……我们不必苛求先生，其实我自己，面对稿纸时，不也常言不及义？”
感觉到的，仿佛只有压抑与彷徨。
读此书，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发现，那就是孙先生最爱用的一个词是“气象”二字，这在上次读他的《走不出的门》时就觉察到了，气象的阔大与不凡大概是他矢志不渝的追求之一吧。（《文人的左与右》，孙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第1次）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