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汉景帝的同胞弟弟梁王刘武和周亚夫结下梁子。在周亚夫主持平叛七国之乱时，他把主力部队开到河南一带，而吴、楚联军正在猛力攻打梁王刘武的人马，当时，梁王向汉景帝求援，景帝让周亚夫驰援，可周亚夫认为吴、楚联军锋头正健，不如先避其锋芒而谋后动，只派骑兵阻断了联军的粮道，迫其有后顾之忧，只得返过头来找汉军主力作战，而周亚夫以逸待劳，养精蓄锐，一举攻破了吴、楚联军的防线，大败其主力而获全胜，但此举使梁王大为不满。
周亚夫只知谋国，不知谋身，终使梁王怨恨。因此，梁王每逢入朝，都会寻找一切可以挫伤周亚夫的机会。时间一长，假话也成真话，何况梁王只是对事实的理解不合实际而已。
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立长子刘荣为皇太子，但因其母栗姬逐渐失宠，景帝就想废掉太子，另立王皇后之子刘彻为太子。然而在封建社会废长立幼一般是不允许的。周亚夫初登相位，认为太子并无过失，随意废立，会引起混乱。周亚夫秉性直爽，不懂劝谏艺术，为此事与景帝发生了争执。后来景帝说废立太子是家事，不需外人插手，周亚夫这才无奈罢休。周亚夫的劝谏不仅未能说服景帝，反而使景帝觉得他太过张狂，太蔑视皇帝，深为恼怒。
公元前147年，即汉景帝中元三年，窦太后要景帝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封外戚为侯是违反祖制的，为此，景帝找周亚夫商讨此事，果然，秉性耿直的周亚夫以高祖皇帝刘邦的“非刘氏而王，非有功而侯，天下共击之”来回击汉景帝，只因周亚夫据之有典，言之有故，让景帝也没有理由发火，以一国之尊，在下属面前碰了一鼻子灰，景帝对周亚夫的成见更深了。周亚夫此举不仅失宠于景帝，又得罪了王信，梁王和王信来往很密切，又都视周亚夫为仇人，皇帝身边两位最有影响力的人，联手内外夹攻，一起来构陷周亚夫。
此事过后不久，匈奴部酋有六人来降，汉景帝认为这是他文治武功的结果，心中大为高兴，便决定将这几人封为列侯，但其中一人是汉朝叛将的后人，周亚夫认为他的先人背汉而降匈奴，如今他又背匈奴而归汉，是反复小人，不可封为列侯，景帝认为从大局出发，便断然拒绝周亚夫的建议，将六人都封了侯。周亚夫屡屡碰壁，心结难开，于是上书请求告老还乡，是帝依允。
由于周亚夫乃一代名将，颇有名望，汉景帝对他心存猜忌，经常以各种方法试探周亚夫。
一天，汉景帝以赐食为名，召周亚夫进宫，想摸一下他的底，周亚夫虽已免官，尚居都中，见召即到。周亚夫趋入宫中，见景帝兀自独坐在那里，行了拜谒之礼，景帝跟他随便说了几句话，就命摆席。
景帝让周亚夫一起吃饭，周亚夫也不好推辞。只是席间并无他人，只有一君一臣，周亚夫就感到有些慌恐，等他到了席前，发现自己面前只有一只酒杯，并无筷子，菜肴又只是一整块大肉，无法进食。周亚夫觉得这是景帝在戏弄他，忍不住地就想发火。转头看见了主席官，便对他说：“请拿双筷子来！”主席官早受了景帝的嘱咐，装聋作哑，站着不动。
耿直的周亚夫并没有多想，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是景帝的计谋。这时景帝忽然插话道：“这还未满君意吗？”
周亚夫一听，又愧又恨，被迫起座下跪，脱下帽子谢罪。
几天之后，突然有人来通知周亚夫，说有人把他告了，让他入廷对质，周亚夫一听就知道大事不妙，他的大限已经来了。果然，对周亚夫心存忌恨的汉景帝，以一件小事诬周亚夫谋反，情知百口莫辩的周亚夫，只好长叹一口气，就此罢休。汉景帝派人把周亚夫押到大理寺审讯，查来查去事情没有真正的原委，但汉景帝一心要置周亚夫以死地，大理寺卿虽无话可说，但又知皇上欲置其于死地，必须找个借口，于是发出了石破天惊之判词：“你就是不想在地上谋反，也想死了以后在地下谋反！”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周亚夫被关入狱中后，他五日不食，绝食而死。一代名将竟落此下场。过于耿直，过于坚持原则而不需时度势，察颜观色，就必然会触动他人心中的痛处，造成彼此间的尴尬。这样的人很难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生存。
直言敢谏，行正义改邪恶
自古敢谏必敢犯，这种性格的人不多，他们都正直无私。古今第一谏臣，魏征可算其一，如果说魏征敢谏是他遇上了英明之主唐太宗，那比干谏纣又当怎论呢？后者明知所侍之君昏庸残暴也谏了。
“谏”为何意？“谏”是规劝、行义事、改邪恶。从做人的原则来讲，“进谏”与“纳谏”应该是一种美德，无论如何，听得进别人的忠意劝告总比一意孤行好得多。
但进谏也要看对象，如果是英明君主还能纳谏，如果是昏庸之辈，轻则丢官，重则家破人亡。但有些谏臣生来就直言敢谏，天威龙颜在他们眼中大不过原则、大不过法度。
唐代的魏征出身于书香世家，他胸怀大志，总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于是就刻苦读书，勤奋学习，在学问和政治才干方面打下良好基础。当时正值隋炀帝荒淫无道，天下英雄豪杰纷纷起兵反隋，魏征先是参加了元宝藏的起义军，但又觉得看不清楚天下大势，心中茫然，不知所从，便出家当了道士，以避一时之乱。
后来，魏征出山，在太子李建成手下做一个管理图书经籍的小官，叫做洗马。在这一阶段，魏征虽有文名，实际上并未发生多大的作用，只是给李建成提过一个建议，让他带兵去攻打不堪一击的刘黑闼，既可建立军功，又可暗结豪杰，太子听信了他的建议，结果取得了圆满成功。
李唐政权把握了天下大势之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哥哥太子李建成、弟弟齐王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李世民也知道魏征既是李建成的心腹，又非等闲人物，就立刻召见了他。责问他说：“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间的关系呢？”魏征没有巧言机辩，而是据理回答，他说：“各为其主。如果太子早听信了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下场，我忠于李建成，又有什么错呢？管仲不是还射中齐桓公的带钩吗？”
李世民听他说得既坦率又有理，尤其他举出了管仲射小白的历史故事，自己不能显得没有气度，就赦免了他，并封他为主簿，至此魏征结束了不得其主的生涯。
李世民即位为皇帝不久，就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这真是得其所哉！唐太宗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成就了魏征的名声，魏征敢于犯颜直谏，促成了唐太宗善于纳谏的性格，魏征的进谏和唐太宗的纳谏同样名垂青史，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谏议大夫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这是个很奇特的官，它既无足轻重，又重要无比；它既无尺寸之柄，但又权力很大，而这一切都取决于谏议大夫的意见，皇帝听还是不听。唐太宗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表现了唐太宗对他的才能的认可和对他本人的信任和尊重，后来又把他提升为尚书丞，就更能使他随侍左右，时时处处提醒规劝皇帝了。
在治理国家的方略上，魏征主张轻徭簿赋，休养生息。魏征认为，隋朝灭亡的教训在于扰民太多，国家赋税极重，徭役繁多，以至民不聊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因此，在整个贞观年间，朝廷的赋税和徭役不算太重，这是贞观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之一。
在治理国家的整体方略上，尤其是在大乱之后拨乱反正，魏征主张宜快不宜慢，宜急不宜缓。
在执法方面，魏征主张宽缓明确。他坚决反对像秦朝那样实行严刑酷法，把人民当作鱼肉来宰割，但同时又坚决主张明正典刑，反对徇私枉法。
魏征还主张取信于民，不要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
明知天威不可犯，但魏征却偏犯，这是由其耿介刚直的个性所决定。如果说考虑到天下长治久安的大计可谏，那皇帝个人的起居生活应该属私事了吧，但在魏征眼里，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关系着社稷的安危，黎民的祸福，所以他的谏议涉及了许多方面。
在使用人才方面，魏征主张在不同的时期要对德才有所取舍。他对唐太宗说：“在天下未定之时，用人的标准是重视才能，不可过多地考虑他的品德操行；天下平定以后，则非德才兼备不可用。”在魏征的影响下，唐太宗“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有一次，他还主动地对魏征说：“选择任用官吏，是不能轻率马虎的。用一个君子，那么君子就会纷纷而来；用一个小人，那么小人也就会钻营投奔而来。”
尤其在个人享乐方面，魏征紧紧跟踪唐太宗，经常犯颜直谏，不让他大兴土木。有一次，唐太宗想去南山打猎，车马都准备好了，最后还是没敢去。魏征问他为什么没有出去。唐太宗说：“我起初是想去打猎，可又怕你责备，就不敢出去了。”
贞观十二年（638%）年，公卿大臣都请太宗登泰山封禅，只有魏征认为现在举行封禅仪式不妥。太宗对魏征说：“我希望您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难道是我的功劳不高吗？是我的德行不敦厚吗？是国家还没有平定吗？是远方的异族人不仰慕大唐的高义吗？是吉祥尚未降临吗？
是农业没有丰收吗？为什么我不能封泰山呢？”魏征说：
“陛下的功劳虽然是极高的，可是百姓并未感受到陛下的恩惠；陛下的德行虽然是敦厚的，但陛下的德政尚未传及全国各地；全国虽然安定，但并不能为兴办事业提供足够的资财；远方的部族仰慕陛下的高义，但朝廷却没有能力满足他们的要求；吉祥的征兆虽然出现，但法网仍然密集；虽然连续几年农业丰收，但粮仓仍然空虚，这是我认为目前不宜封禅的原因。我不能用遥远的东西打比方，姑且用人作比喻。现在有个人患了十年的重病，到将要治愈时，已经瘦得皮包着骨头，马上让他扛起一石米，每天走一百里路，他一定不可能做到。隋朝天下大乱已经不止十年，陛下平定了全国的混乱局面，虽然现在天下已经平定，但国库尚不充实，在如此情况之下，向天地报告事业已经成功，我暗自对如此作法持怀疑态度。况且陛下若东封泰山，各国的使者都要聚集到那里，周边各国人，无不奔走相告。现在西起伊水、洛水流域，东到泰山、东海、荒海滩、沼泽地，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之声不闻，道路萧条，行进艰难，岂可招来域外部族之人，把我国的虚弱状况展示他们？即使我们用尽财物赏赐他们，也不能满足远方之人的愿望；即使连续两年免除徭役，也不能抵偿百姓的劳苦。如果遇到水旱灾害，风雨之变，服役的民夫横加议论，即使后悔，也无法挽回损失。岂止是我一个人恳请陛下免去封禅之事？成千上万的百姓都乞望陛下恩准。”太宗听了魏征的一番话，也深感国家虽然初步安定，但生产远未恢复，国库仍然空虚，如此严峻的形势，有何功德以告慰天地？遂将封禅泰山之事搁置了下来。
最著名的是魏征关于忠臣和良臣的辩论。有一次，唐太宗听信了其他人的谗言，批评魏征包庇自己的亲戚，经魏征辩论，唐太宗知道自己错了。魏征趁机说道：“我希望陛下让我做一个良臣，不要让我做一个忠臣。”唐太宗听后很吃惊，就问：“难道良臣和忠臣有什么区别么？”
魏征说：“区别很大。良臣身享美名。君主也得到好声誉，子孙相传，流传千古；忠臣得罪被杀，君主得到的是一个昏庸的恶名，国破家亡，忠臣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名。”
唐大宗听了以后，十分感动，他连声称赞魏征的话很对，并送给了他好绢五百匹。
当然，唐太宗是人不是神，对魏征的劝谏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愉快地接受的，有时是既恨又怕，甚至还想干脆杀掉他！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好的鹞鹰，自己非常喜欢，就把他驾在手臂上玩。远远地看到魏征来了，十分紧张，赶紧把鹞鹰捂在怀里，怕魏征看到或是听到。其实呢，魏征早就看到了，他为了不让唐太宗贪恋声色犬马，就故意没完没了地禀奏公事，估摸着鹞鹰差不多憋死了，他才离开。等魏征走了，唐太宗赶忙从怀中取出鹞鹰，拿起一看，早已闷死了，这使他觉得十分窝火又说不出来。
魏征年老病重，太宗遣医送药，使者相望于道路，来往不绝，并和太子一起去他家探望，把衡山公主许配给他的儿子魏叔玉。魏征去世后，太宗命朝中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去吊唁，悼文刻于石上。太宗对他思念不已，他跟左右的大臣说了如下的名言：“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殁，朕亡一镜矣！”这恐怕是历代大臣中所享受的最大的殊荣了！
人言“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以这种观点来看，魏征自然不是“忠臣”，然而，他却是千古良臣！
因为在他心目中有一个准则就是上安君国，下报黎民，正直耿介的个性让他“大忠”而不是“小怨”。孟子说：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就是说忠国不是忠君，忠民不是忠人。魏征之忠，实是性格所致矣！
精细敏锐型性格的做人
拥有这种性格的人往往想像力极为丰富，具有创造性思维和敏锐的洞察力。他们的应变能力超人一等，善于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有认准目标决不放弃的韧性，最终取得竞争的胜利。因此在做人方面常表现出稳定而成熟的神形。安稳开朗，性格也相对豁达，能面对现实，忍耐力也较强。行事、言谈方面也较谨慎，思考周全、三思而后行，他们往往虑人先虑事，进可攻，退可守，始终思考得尽善尽美，这种人责任心较强，办事多精明，如以大事相托，可万无一失。
当然任何一种性格有缺点也有优点，精细敏锐的人也不例外。他们心思过于缜密，事事前思后想，不敢冒险，容易失去很多机会。这类人警惕性太高，对所有人都不太信任，持怀疑态度，要么事必亲躬，要么有猜忌心理，容易封闭自己。
完美做人，难成完美绩业
诸葛亮是中华大地老幼皆知的人物，上通天文，下晓地理，饱读诗书，奇谋备出，又宽厚仁爱，终于助刘备建立蜀国，三分天下。诸葛亮无疑是智慧的化身，正是他这种一叶知秋，精细敏锐的性格塑造了他传奇的一生。
东汉末年，诸侯混战，诸葛亮在襄阳城西二十多里的一个叫隆中的地方隐居。所谓“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在隆中，他努力学习儒家经典与前代史书，并博览诸子百家，他读书“观其大略”，最注意的是总结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寻找治国治民的有效方法，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并留意全国形势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抱负。诸葛亮读书学习之余也没忘了宣传自身，因为他胸怀大志，想有一番作为，于是，在隆中“隐居”的十年里，他或是通过交往，或是通过亲戚关系，与襄阳一带的名门大姓有了往来，尤其是和各个名士的密切交往增加了自己的学识，扩大了政治影响，使他逐渐成为荆州地区名士中的知名人物。
汉室后裔刘备一心渴望在乱世中建立功业，为此他遍寻人才。此时，颖川名士徐庶向他推荐诸葛亮。刘备比诸葛亮大20岁，但他相信诸葛亮是位了不起的人才，就带着关羽、张飞亲自到隆中去请诸葛亮出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