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跟沙俄的矛盾在不断地尖锐化。英国再送阿古柏六万支步枪和修理厂的设备，还帮助阿古柏铸造大炮、准备弹药。见此情形，清政府执政精英决定派左宗棠兵发新疆，一方面可以将摇摆不定的阿古柏击杀于乱局之中，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西征遏制李鸿章拥兵自重。
北京方面的决定可苦了左宗棠。他在给胡雪岩的一封私信中抱怨，两江跟广东方面协助西征的军费有一半以上没有划拨，只能向欧美银行贷款打仗。左宗棠在给沈葆桢的信中说，海防跟塞防只要通盘合计，缓急调整应对，就不担心没有费用。左宗棠在信中还透露：自己的身体状况很糟糕，咯血越来越厉害，总感觉自己日欲暮而征途长，真想辞职回家休养。
李鸿章在北京为政治盟友沈葆桢布局的时候，左宗棠也给总理衙门写了一份信，信中赞誉沈葆桢在福州船政得华洋之心。在领导军事工业改革方面，各省英贤能胜过沈葆桢者有几人呢？
左宗棠推荐沈葆桢总理海防改革中机器、轮船方面的业务。左宗棠在给代理两江总督刘坤一的信中也表示，福州船政离不开沈葆桢。左宗棠的赞美之词看上去令人心花怒放，可是没有李鸿章送的“两江总督”这份礼物贵重。
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十二，左宗棠收到了北京方面关于同治皇帝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初五龙驭上宾的消息，这令左宗棠万分尴尬。因为在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四，左宗棠接到邸报后才知道同治皇帝得了天花。左宗棠沐浴熏香为皇帝一番祈祷后，于十二月初五给皇帝写了一份报告，建议同治皇帝静心调养，还提出了具体的调养之法。
左宗棠万万没有想到，在自己发出调养报告的当天，同治皇帝就死了。
同治皇帝去世后，李鸿章争取到了赴京叩谒梓宫的机会，而左宗棠却可怜兮兮地在一个月之后才知道皇帝去世的消息。李鸿章在京游说清政府执政精英期间，慈禧太后将文华殿大学士这份厚礼送给了李鸿章。此时，手握雄兵的左宗棠还在西北为了西征的军饷心力交瘁，咯血不止。在国家政权交接班的关键时刻，左宗棠在政治盟友布局方面本就处于下风，又因自己的后知后觉沦为西北“看门狗”的角色。
清政府执政精英为了让左宗棠跟李鸿章相互钳制，上演了一出通过西北“看门狗”左宗棠远征新疆来遏制“河豚”李鸿章拥兵自重的大戏。在财政严重赤字的情况下，西征跟海防同时进行，清政府执政精英就是要让汉族武装集团最大的两股力量陷入财政的泥沼之中而无法自拔。
左宗棠除了乞求东南沿海的督抚们运送协饷外，就只能让胡雪岩不停地去找欧美银行进行贷款。李鸿章一方面游说朝廷压缩西征军队的开支，以遏制左宗棠西征坐大；一方面利用组建帝国海军的机会全面推动经济改革，进而带动文祥提出的政治改革。
李鸿章现在是春风得意，开始了河豚之谋的全盘布局。
“军情瞬息变更，傥如西国办法，有电线通报，径达各处海边，可以一刻千里，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尚不至于误事，而中国固急切办不到者也。”[34]李鸿章在给光绪皇帝的报告中强调，组建帝国海军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除了练兵，财政、通信、基础设施、资源等，缺一不可。
现在，整个国家是商民交困，清政府执政精英看准了这一点，抓住钱的问题离间汉族武装集团。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工业产品充斥中国市场，英国的布匹每年在中国的销售额超过三千万两白银，铜、铁、铅、锡等金属的销售额也达数百万两白银，导致了中国的传统工业利润快速下滑。李鸿章意识到，无论是之前的军事工业改革，还是现在的轮船招商航运业改革，都只是国有资本跟民营资本的自我救赎，难以跟欧美商家争夺市场跟产品定价权，自然也难以获取利润。
“各省诸山多产五金及丹砂、水银、煤之处，中国数千年未尝大开，偶开之又不得其器与法，而常忧国用匮竭，此何异家有宝库封锢不启而坐愁饥寒。”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报告中感叹，中国是守着金饭碗乞讨。综观当时的欧美各国，没有哪一个国家不开矿。这些通过开采本国矿产资源的国家都富强起来了。如果中国南方滨江近海省份都能设法开办船械制造，所用煤铁无庸向外洋购运，“榷其余利，并可养船、练兵，此军国之大利也。”[35]
李鸿章在报告中提出，开采矿山、冶炼修路都需要耗费银钱，中国可以学习西方模式，政府出一部分国有资本，同时向社会募集更多的民营资本，组建股份制商业公司，完全按照现代公司的模式运作和管理，聘请地质、金属冶炼、铁路、通信方面的人才，采购西洋机器，选择产能丰富、利润高的煤铁之矿进行开采，以向军队提供服务为契机，逐渐开现代工业之风气。制造机器轮船，修建铁路，使货物跟欧美产品一样，如此一来，国货利润上来，洋货利润下滑，以利民用，可以达到国富民强双重之效。
执政精英辩国策，朝廷命官丧黄泉
你方唱罢我登场，为了利益辩国策
1875年4月3日，北京东堂子胡同突然热闹非凡。
一大早，不断有王公大臣的轿子抬进东堂子胡同，最终进了总理衙门的院子。今天，恭亲王奕将主持总理衙门扩大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海军国防建设的可行性问题。按照慈禧太后的要求，除了总理衙门的大臣，在京的亲王、郡王、六部、九卿以及回京的各省将军、督抚都要参加今天的会议。在之前给沈葆桢写的私信中，李鸿章就曾预测，北京方面一定会在春天就海防问题给出一个定论。今天的会议似乎印证了李鸿章的预测。
总理衙门扩大会议开始，奕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会议的议程，主要针对日军进兵台湾后，沈葆桢、丁日昌、文祥等地方及中央高级官员提出的海军国防建设方案进行讨论。奕希望，参加扩大会议的大臣们能够全面讨论海防的可行性，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礼亲王世铎第一个发言，他情绪激动，让参会者看到了八旗王爷骨子里的豪迈之气。世铎说，现在欧美列强恣意横行，实为前古未有之变局，为天下臣民所共愤。现在正是卧薪尝胆、精求武备、雪耻复仇之际，李鸿章他们提出的练兵、造船等方略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用人、筹饷、练兵最为重要。在他看来，人才是改革之根本，没有人才，船坚炮利终归无用。[36]
世铎在会上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他认为，一定要派懂兵事、熟悉欧美洋情的德高望重之人督办海防防务，至于旗下的将领，应该由沿海各督抚于水师中挑选久经战阵的干员出任。世铎最后激动地说，只要内外一心，历久不懈，几年就可军威大振。
世铎刚刚落座，通政使于凌辰就站起来了。于凌辰为了这次会议，从月初开始，每日都到总理衙门调阅督抚们的报告。看完各地送来的报告，于凌辰很是赞同预防沙俄、专重陆战的塞防派的观点。于凌辰说话时声音有些颤抖，他批评道，“李鸿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37]，他甚至担心海防一旦走错，将危及国家命运。
于凌辰的一席话令清政府执政精英们目瞪口呆。“用夷变夏”已经不只是涉及经济改革的层面，更是一种意识形态跟政治体制的改变，目标直指李鸿章用西方的政治改革之法，改变目前爱新觉罗家族皇权独尊的君主制。于凌辰的证据来自于李鸿章给总理衙门的报告，李鸿章在报告中说：“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
文祥身为清政府执政精英的开明派，对欧洲的议会民主制度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英国通过光荣革命建立的议会民主制度大大地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进程，政治制度的变革使其政府对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和法律制度的承诺变得可信，政府不再利用其对政治的垄断来垄断经济，也不再通过损害社会利益来谋求执政者的利益。
清政府集团现在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爱新觉罗家族的君主一代不如一代，大清的皇帝已经不能为国家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社会秩序。管理国家的游戏规则毫无公平、透明可言，清政府执政集团内部的机会主义者层出不穷。咸丰皇帝一死，以肃顺为首的执政联盟被一场政变倾覆，以慈禧太后、奕为首的清政府精英成为执政者。同治皇帝的早逝为机会主义者提供了继续揽权的机会，随着新的执政精英的加入，“叔嫂共和”的均势早已被高层的内斗所取代。权力分配游戏的不公平导致执政集团内部争权夺势越来越严重，甚至不惜将整个社会拖入动荡之中。
晚清的经济改革从以军事工业为主的国有资本改革，到1872年以招商局为首开始的民营资本改革，已然走过了十多个春秋，汉族武装集团已经意识到：政治跟经济是一种双杀关系。没有议会民主那样开明的政治改革，利益集团便会利用手中的垄断权力为自己敛财，导致更多的利益高度集中；当经济改革到一定阶段，不断膨胀的利益集团会拒绝危及自身利益的利益重组，并逐渐成为经济改革的阻力，进而与依附在利益集团周围的新生利益集团发生冲突，为了调和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就需要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
李鸿章等人担心，随着清政府执政集团的膨胀，新的利益集团就会如饥似渴地蚕食改革的利益成果，整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社会底层的矛盾会日趋严重，最终会导致国家的上层利益集团内斗不止，基层社会动荡不断的可怕局面。
于凌辰已经看穿了李鸿章等人筹建海军国防背后的大棋局。海军只是汉族武装集团的一枚棋子，他们是以国家防务为突破口，在推动全面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于凌辰深知，要想搅黄李鸿章的棋局，就要向他的人下手。于凌辰在会议上嘲笑说，讲求洋器已经很多年了，可是日本一东洋小国来犯，主事者都委屈求和，这样失败的改革根源在于人，现在的官场已经坏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人事问题一下子成为此次会议的敏感问题。于凌辰抨击，在汉族武装集团的改革中出现大批没有文凭的干部，一些人花钱买官，一些人靠着领导一句话就戴上了乌纱帽，这些人带坏了整个官场。于凌辰对汉族武装集团的人才很是不屑，“吏治坏于开捐，人才坏于滥保”。[38]于凌辰的话简直就是一竿子打死一船人，广东商帮、江浙商帮的商人们都捐过官衔，李鸿章跟左宗棠也都保荐过大量的商业干才。左宗棠一直力保的商人胡雪岩已经获得了从二品布政使官衔，这可是于凌辰这样的八股文人一辈子的梦想。
此时，大理寺少卿王家璧也开始发言，他对丁日昌提出的造兵轮撤艇船方略还是不能理解。他认为，艇船多是曾国藩时代的水师装备，现在要搞海军就要完全推倒重来，将数百万两银子交给欧美商人，几年后能否交货还不知道，更别说中间还可能存在贪污腐败行为。王家璧嘲笑丁日昌有一个“丁鬼奴”的绰号，还暗讽唯洋人马首是瞻的丁日昌如此谋国，不知是何居心？
王家璧甚至用沈葆桢、容闳1874年上报的采购外国轮船价格差异来证明海军国防建设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陷阱。王家璧预言这一场改革注定会腐败丛生，危及大清帝国政权。
奕看不下去了，插话道，鸦片战争以来，海上来敌对国家造成的创痛越来越深，日本带兵侵犯台湾，再次敲响了海防的警钟。醇亲王奕慢悠悠地冒出一句：军士跟装备需要重组，舰艇该淘汰就要淘汰，素质不高的军士也要裁减。[39]军机大臣沈桂芬和总理衙门大臣董恂更担心的是北边的沙俄，沙俄地广兵强，西据伊犁，东割黑龙江以北，沙俄之患乃心腹之疾。这两位的言论令整个总理衙门扩大会议进入白热化。只是，参会的王公大臣们万万没有想到，千里之外的黑水洋面，刚刚发生了一场本朝开国以来的大海难。
黑水洋惨案震惊朝野，24名官员命丧大海
1875年4月3日上午10时45分，黑水洋大雾弥漫。
行驶在江面上的轮船招商局的福星号突然遭到撞击，轮船上尖叫声不断，海水瞬间涌进了轮船头舱。舱底的乘客纷纷涌向舢板，但在情急之中，船上的4条舢板只有一条被割断，放落海中。眼看着福星号不断下沉，船上的乘客乱作一团，人们开始相互推搡，都争着要向割断绳索的舢板挤。撞击了福星号的英国澳顺号眼见福星号不断下沉，立即展开救援，拥挤之间只有7人登上澳顺号。[40]眼见局面混乱不堪，澳顺号迅速掉转船头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