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曾经在散文《中国的日夜》中写道：“我真快乐我是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快乐的时候，无线电的声音，街上的颜色，仿佛我也都有份；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是中国。”对于中国，尤其是上海，张爱玲终其一生，都怀着种深切的爱，这种爱，不是欣赏，而是身处其中，与之打成一片，呼吸吐纳都息息相关的欣喜。那时的张爱玲，陶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市井生活里，并从那里，找到了生命的快乐与写作的源泉。
多年之后，张爱玲隐居海外，虽然她一直没有中断自己钟爱的、视之如生命的写作，但是面对发达却又陌生的美国社会，她似乎始终有一种“隔”的痛苦。这种隔，正如张爱玲所说的，“像是一只蝴蝶停在白手套”上，里面包含着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上海时期那个对生活有着极度热爱，爱美、爱吃、爱穿，爱看市井风景，哪怕只是看街边买菜的妇人、看骑自行车的小孩的张爱玲，到了美国之后，完全蜕变。在经历种种生命的磨难之后，她为自己编织了一个茧洞，好躲藏起来，天上一天地上一年似的，享受着也对抗着异国的孤独，可即便如此，张爱玲在美国，到底还是没有找到她生命和写作的皈依。美国之于张爱玲，与其说是家，不如说是一个避难所。从早前出版的写于美国的几个短篇小说，到不久前面世的《小团圆》，再到如今出来的这个长篇游记《重访边城》（也包括在即将出版的一些英文小说），张爱玲在美国期间的写作，其实更像是一个深居简出的妇人，对于自己生命中最华丽的一段岁月的回顾，而美国社会，仿佛并没有给张爱玲的写作提供出更多的材料。中国是张爱玲的根，上海是张爱玲的成名地，在离开大陆之后，张爱玲对于祖国这片热土的爱，当然不是奔放型的，时代的动荡和生活的艰难也容不得张爱玲有太多的悲戚，她的那种爱，仿佛更像是小时候我们看着别人的棒棒糖，想吃但又不敢要的情境，虽然明知道已经不是自己的，但是那种无望的恋恋不舍，有希冀，更多的是惘然。
一篇《重访边城》，其实说白了是张爱玲带着怀念大陆、怀念其过去生活过的上海的情绪，去走访大陆周遭的“边城”台湾和香港，通过地域上的靠近，来感受大陆的气息，捕捉大陆在边城的踪影。在这里，张爱玲更像是一个登高远眺的旅行者，虽然她一丝不苟地写着访问地台湾和香港的风物，可她的眼光所抵，却在更远处。
她写台湾的古庙，写台湾的砖红色的石板路、花园洋房、说书场、日式旅馆、会说日本话的青年，在这种旅行式的台湾书写中，我们能捕捉到张爱玲的失望。这失望来自于“变化”，台湾社会的种种在张爱玲眼里，和上海比，仿佛是一个人在照哈哈镜，这里那里都变了形，已经失却中国文化成长的土壤。在台湾，张爱玲找不到自己想要的“故国想象”，找不到心理的满足。在前半段写台湾的文字中，有两个事例很有趣，一个是写她下飞机时，遇到一个热衷于接美国名人的神经病（张爱玲觉得可笑，随即又觉得很抑郁）；另一个是写她坐公交车遇到一个想搭免费车的青年，这样的书写方式，接近《小团圆》，是从抓一个戏剧化情景里，传达自己的微妙的情绪。《重访边城》里这种跨界式的写作手法，更加明确地佐证了张爱玲后期的创作风格。
张爱玲这种“不满足”的情绪，在香港大概好点。因为香港，怎么也算是张爱玲的故地（她曾经在这里读书工作过），另外，“香港不像台湾有一水之隔，不但接壤，而且返乡探亲扫墓的来来来去去络绎不绝，对大陆自然看得比较清楚”。看大陆，张爱玲在这里点出了来访“边城”的意义（所谓边城，其实也正是对着大陆而提出来的概念）。在香港，张爱玲拉拉杂杂地写了南来的外省人的生活，写了买花布、买金首饰等等，那花团锦簇的散文笔法，仿佛又让我们看到了那个书写《流言》的、下笔华丽繁复的张爱玲。从那些乡土味极浓的“购买”旅程里，张爱玲且行且回想，仿佛找到了过去生活的热情，可这热情仿佛终究是缺少一种《中国的日夜》式的亮烈，而像是一泓顺流而下的山泉，伴随着黑暗中一丝牵强的笑，不可挽回地朝生命的另一端流过去。
站在边城内，发现着边城里的边边角角的乐趣，可张爱玲明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遥遥望着的，是归根到底，是大陆，是上海。那丝丝缕缕的怀乡情绪，若隐若现地夹在繁芜文字当中，看似不经意，实则是潜流内转，直到张爱玲在文章的最后点明“疑心是跟它诀别了”，我们这才突然觉得人事倥偬，苍凉的意味，瞬间爬上了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