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建国的疆域，一部分在今甘肃省境内，所以常有西夏文物出土。1810年，武威张澍发现了西夏天佑民安五年（1094）刻立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以下简称“感应塔碑”），碑文是用夏文和汉文两面对书，为后来研究辨认西夏文字，最先提供了实物资料。张澍还有很多著作，其中包括西夏方面的专著数种，未曾刻印，有的已经流落国外，应该引起注意，予以补救。从张澍发现西夏碑后，过了一个世纪，河州邓隆对西夏文及藏文佛书进行研究，有所述作；邓殁后遗稿散失，虽经多方搜集，难见全貌，知其事者更少。加以介绍，显得很有必要。
一
（一）张澍简介
张澍（1776—1847），字百瀹，一字寿谷，又字时霖。号介候，又号介白、鸠民。甘肃武威人。清乾隆五十一年（l794）举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六年（1801），散馆，改知县，任贵州玉屏、遵义、广顺等县知县。九年（1804）因病辞归不至十五年（1810）这一段时间内，在兰州、武威等地。十六年（1811）以后，在黄河工地管理河堤材料。十八年（1813），叙劳，任四川屏山、兴文、大足、铜梁、南汉等县知县。二十四年（1819），丁父忧归。道光五年（1825），再起，任江西永新知县，代理临江府通判，任泸溪县知县。十年（1830），获准辞职。十一年（1831），从江西返回，侨居在西安和乐巷。二十七年（18475），卒于西安，终年72岁。《清史稿·张澍传》称其“文词博丽……性慷直，所至辄有声。在黔时，巡抚初彭龄过县，澍杖其仆之索金者。座主蒋攸铦督四川，甫下车，举劾属吏，风采严峻。澍上书论其循情市恩，黜陟不当。以此，官不遂。务博览经史，皆有纂著。游迹半天下，诗文益富。留心关陇文献，蒐辑刊刻之。纂《五凉旧闻》、《三古人苑》、《续黔书》、《秦音》、《蜀典》，而《姓氏五书》尤为绝学”。从这一概括叙述，大致可以了解张澍的学行。至其生平和著作，以及对学术的贡献，近年李鼎文、赵俪生先生等有较详的评介，这里就不多说了。
（二）发现考证西夏文《感应塔碑》
1810年，张澍发现此碑，因得传布、著录。而对此碑发现经过，知者不多，如与张澍同时、号称“博闻强识”的严可均，还说是“刘孝廉师陆始访得之”，罗福成录释此碑时移录严文，亦未提及张澍发现此碑之事。可见彼时甘肃地处西陲，交通不便，张澍著作虽已刻印，但传播不广，许多人不知原委。张澍发现此碑后，曾作诗4首、文1篇，记述其事，载于他的诗、文集中。现在刻本流传很少，为了存真求实，便于讨论，录之如下。
诗题为《偕同游至清应寺观夏碑》。题下序云：
“寺故有碑亭，前后砖砌，不知何年物也。庚午秋，余偕同人游至寺，适修葺殿宇。余谓主僧：唤工匠数辈，相与启视。僧以先师遗命勿启，启则有风雹之灾。余曰：若尔，则我辈自当，于僧无与。诸同人怂恿，遂启之。碑上尘积数寸，扫去。额篆“天佑民安之碑”六字。其文乍看皆识，细看无一字识者。余意碑阴必有释文，复启其后，果然。其碑石左裂，缺二十余字。释文载余集《书西夏碑后》。”诗云：
“昔我曾编夏国书，未成而废感焚如（原注：余游扬州，知秦前辈恩复著《西夏书》，往谒，请视之。先生曰：书未成，系零星纸稿，且不足观。问：所据者何书？答曰：不过《东都事略》、《宋史》诸书耳。后余作《三礼权衡》，遂辍笔。《夏书》稿五束置架上，家人以为废纸，烧之。至今以为恨）。摩碑今日排尘土，译字何人辨鲁鱼？野利仁荣为作者，曩霄兀卒亦参诸。艺林从此添新录，却笑兰泉箧未储（原注：王兰泉侍郎昶纂《金石萃编》，搜罗甚富，亦无此种”）。
“漫夸车驾再亲征，大捷屡摧南国兵。盟誓犹然怀偭向，风雷底事鉴精诚（原注：碑中事）？即论文字多重复，况复衣冠少典程。赖有《灵芝歌》上奏，韩陵片石可同评。”
“携友闲来木落时，何图老眼见荒碑。从前启国颇艰苦，到此蕃书尚孑遗。阿育何年新窣堵，重华当日旧宫基。可怜乾顺徒崇释，天佑民安又建祠。”“国祚绵延二百年，恨无旧史《夏书》传（原注：王文简言，国初有人过华州，谒王槐野先生见架上有《夏书》，卷帙多于《金史》。今无从问矣）。道冲注《易》遭尼父，和斡刲羊动上宾（按：宾字出韵，似应作贤，疑原刻本误）。一自兴州城破后，空余古寺塔岿然。摩挲太息夕阳外，元代羊皮亦竟传”（张澍：《养素堂诗集》卷十《还辕集》，道光二年枣华书屋刻本）。
文题为《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
“此碑在吾武威城内北隅清应寺中，有碑亭。前后砖砌，封闭已久。耆老亦不知为何碑，但言不可启，启则必有风雹之灾。余于嘉庆甲子年自贵州玉屏引疾归家。暇与友人游览，嘱和上坼其封，不可；强之，亦不可。乃言：若有祸祟，我辈当之，与主持无预。乃允。遂呼佣人数辈启其前甓瓿而碑见，高一丈许。尘土积寸许。帚之。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字体方整与今楷书无异。额篆书‘天佑民安之碑’六字。余曰：碑后必有释文，仍令坼其后面，拂拭之，乃释文也。大略言：……（碑词省略）云云。末有铭词六十四句，文理朴陋。末又云：‘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正月甲戌]（按：文集无此四字，据原碑补）朔，十五日戊子建’。末又刻书篆碑额及僧人名数十。据史言，夏国字系其臣野利仁荣所造，或云元昊作之，未知其审，此碑自余发之，乃始见于天壤，金石家又增一种奇书矣”（张澍：《养素堂文集》卷十九。道光枣华书屋刻本）。
诗文所记发现此碑经过大体一致，又可互为补充。如《书后》说“余自嘉庆甲子年（1840）自贵州玉屏引疾归家，暇与友人游览；”而《诗序》则说“庚午秋，余偕同人游至寺”。似乎分歧，细绎其意，前者是说嘉庆甲子年归后，暇时常和朋友们游览；后者则说游清应寺的具体时间是庚午（1810）秋天。《养素堂诗集》用编年体，按时间先后分为20多个专集，各有名称。《还辕集》是1810年张澍由兰州回武威，把沿途和在武威所作诗编成的，观西夏碑的诗就收在其中。紧接这四首诗之前题为《偕郭雪庄（楷）明府，何梅生（承先）、家玉溪（张美如）庶常登大云寺钟楼观钟》的一首诗，应为同时所作。大云寺也在城北，与清应寺相据不远，同游者当亦此三人，故未再写他们的姓、名。集中此诗之前，还有重九日游海藏寺等处的诗，可以推知观西夏碑的时间当在1810年“重九”之后，阴历九月底之前，所以诗有“携友闲来木落时”的句子。张澍的诗、文都提到当时打开碑亭前面的砖封后，看见的篆额是“天佑民安之碑”六个字。原碑现存，并无此额。西夏文篆额两行，每行四个字，共八个字，前人已译为“勅感应塔之碑文”。汉文篆额三行，每行四个字，共十二个字，文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现上半已泐，仅存六个字）均与张文不符。西夏文篆额字形也绝不与“天佑民安之碑”相似，不可能误认，而拆看此碑时，张澍亲身在场指挥并写记，定非臆造。其中原因很难判断。西夏亡国之后，其文字曾遭到战胜者毁灭，现在我们还可以看见银川市附近的西夏王陵所有碑石全被砸为碎块。或者这个寺为了保存此碑，用砖砌封，并诡称“启则必有风雹之灾”，以免开视；又恐年长日久，后人不易辨认，另刻汉文六字篆额嵌于其内，也未可知。用意当和敦煌石室封闭藏经洞一样。这个猜测，即或不错，那个六字篆额现已不存，也无从质证了。
严可均《感应塔碑跋》把寺名称作“皆庆寺”是不对的。碑文所载寺名本来明确。碑文说，营修此寺功毕，西夏皇帝“诏命庆赞”，并且隆重举行了大会，撰文建碑。所以主管的人——两个“都大勾当”，两个“监修都大勾当”的头衔前面，都有“庆寺”字样（即庆祝之意）。而其中后面两个“庆寺”之上的人名，末一字均为“皆”，遂被误连下文，读为“皆庆寺”了。
又严《跋说》“碑在大云寺”，亦误。后来著录者遂相沿袭。按：清应寺、大云寺，本是两个寺。大云寺有明时翻刻唐景云二年（711年）碑。两寺经1927年地震，全部毁坏，塔亦不存。景云、西夏二碑，现均移存文庙，由武威县文物管理委员会保管，西夏碑现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三）张澍关于西夏的著作
西夏亡国之后，元朝不为修史。但西夏建国长达两个世纪，自己设有纂修国史的机构，其史籍应有散落民间的。陕、甘一带，在明朝还见西夏遗存的史籍，如庆阳李祯家藏有《西夏实录》，华州王槐野家藏有《夏书》。《千顷斋藏书目录》就列有好几种明人关于西夏的著作。十九世纪前期，国内许多学者从事西夏方面的著述，成书亦多，可见当时必有较多的史料可资依据。张澍生活在这一时代，又家在河西，耳闻目睹，所见自然不少。可惜他撰写的《夏书》草稿，被当作废纸烧了。又有《西夏姓氏录》，是《姓氏五书》中的一部分，1909年，罗振玉从法国伯希和所得张氏手稿移录，刻于《雪堂丛刻》中。原稿则由伯希和携往巴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在西安还发现了另一稿本，计两卷1册，共33页。此书前有张澍自序，共录163姓。其中有汉姓也有吐蕃、青唐族姓，或以为病。但西夏国内本有多种民族共处，其统治集团是以党项羌拓（左石右友）部贵族为主，有汉族和其他民族参加建立的政权。就是党项族中，也有时脱离西夏，有时又归附西夏。书名《西夏姓氏录》，无可非议。不过原书仅就史志集记中撮录，现在所见西夏文各书中有不少西夏党项族部姓，正可以补此书之不足，进一步探讨寻源，加以订正。此外，张著《凉州府志备考》附有《西夏纪年》一种，遗稿未经刊印，亦为伯希和所得，归法国巴黎图书馆。建国后，西安也发现另一稿本，共二卷二册，每册十六页。卷首有张澍自序，卷一从拓拔思恭至李谅祚，卷二从是李秉常至李睍。以夏国主先后次序编写的西夏历史，历二百八十五年，共一万七千多字，已由武威市志编委翻印出版。惜核校不精，错讹较多。
张澍一生著作很多，生前曾经刻印多种。末刻之稿，原存西安和乐巷家中。清末，法国人伯希和路过西安，购买了一部分张氏遗稿带回法国，现藏巴黎图书馆。我国王重民曾撰文介绍，载于1940年出版之《金陵学报》第十卷一、二合期。建国后发现的一部分遗稿计22种，113册，仍存西安其家。1956年，牟实库同志曾见目录，与王重民所见藏于巴黎者比较核对，知流落在外，为国内所无者还有八种，其余都有另稿。想张氏遗稿原有副本，经历沧桑，更有流失（张慎微说：二十年代，甘肃靖远县人咎健行从西安市上书摊买得涨澍日记稿本数册。后在土改时失去。可见彼时已有部分遗稿从其家散出）。后其家所存之张澍遗稿113册，于六十年代初，全归陕西省博物馆收藏。
二
（一）邓隆简介
邓隆（1884—1938），字德舆，号玉堂，又号睫巢居士。甘肃省临夏市人。本姓仲，出嗣于邓国琛，故姓邓。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解元，三十年（1904）进士。以知县分发四川，署新都县知县。盗不入境。实授南充县知县。代理顺庆府知府。宣统三年（1911）春，丁母忧归里。辛亥革命后，任甘肃省议会议员，参事会参事，官银钱局坐办，自治筹备处处长，戒烟总局局长，印花税处处长，造币厂监督，榷运局局长，夏河县县长。生于清光绪十年（1884）三月十一日，殁于民国27年（19387）阴历12月27日，年54岁。
邓至成都之初，即为四川总督锡良留署佐理文案，旋委任重庆香国寺厘金分卡委员。自鸦片战争之后，重庆辟为通商口岸之一，驻有5个国家的领事。往往违反条约，私运货物，偷税漏税。光绪三十三年（1907），邓任厘金委员时，查出德国领事坐船夹带私货海带9千余斤，并违约凭单朦运合川谦信洋行洋靛油50桶。照章扣留，充公罚办。此事发生后，德国理事向重庆货厘局提无理要求。开始总办黄俊臣怪邓多事。邓隆根据条约交涉力争，并建议封闭非法在通商口岸私设的谦信洋行。德国领事理屈词穷，不得不接受处理办法，并向货厘局总办黄俊臣道歉。从此杜绝了川省子口夹带私货及藉单冒运之弊。又勒令英国传教士陶维义照章完纳厘金，因之受人称赞。有一次黄俊臣宴请五国领事，由邓及其他两个委员作陪。德国领事握邓手致敬，并向其他领事介绍说：“邓委员熟悉条约，长于交涉，诸君须自爱，勿违约妄干。”在晚清国弱政腐，官吏惧外媚外成风之时，一个新进少年，敢于坚持约章，据理力争，维护了国家的权利与尊严，是很难得的。
邓回甘肃后，致力实业，集资举办光明火柴公司、甘肃织呢公司、河源采木公司等，成为甘肃第一个民族资本企业家。但因资力不足，交通不便，技术较差等原因，发展不大，织呢、采木皆无大成而先后停办。火柴公司则起了示范作用，带动全省各县起而仿办，设厂多处。直到兰州解放以后，与其他厂并为公私合营。邓曾担任过救济和宗教等社会团体职务，如华洋义赈甘肃分会会长，甘肃赈务会委员，甘肃救世新教会会长，甘肃佛教会会长。1928—1929甘肃兵燹之后，复遭大旱，邓与张建（质生）先生等发起组织导河（今临夏自治州）匪灾急赈会，募捐救济难民多人。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实行征兵制度，甘肃应征壮丁首批集中兰州华林山，发生了疫病。官方缺乏照料，多有死亡。邓以佛教会长的身份奔走呼吁，并施医药，亲去慰问照料，早往暮归，一连10几天没有得到很好休息，先后治愈了400多壮丁，邓竟因之传染得病，以致不起。
邓于1929年参与纂修《甘肃通志》，撰写了民族、宗教等稿。所著有《壶庐诗集》、《拙园文存》、《敬恭桑梓录》、《鹿鸣私宴集》、《漓佳水、大夏水考》、《左南城考》、《古代黄河上游桥梁考》以及日记等多种。对佛学深有研究，尤致力于密宗。并对西夏文、藏文佛经研究翻译，多所著述。我所知者，如《西夏译妙法莲华经考释补》、《西夏译华严经入法界品考释》、《西夏文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考证》、《书武威县西夏感通塔碑后》、《密宗四上师传》、《密藏问津录》、《番佛名义》、《藏文注解》、《文字般若集》等。殁后所著多已散失，大部分为赵世暹（敦甫）购去，赵将部分赠存于北京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者，尚存。我搜集了部分遗稿，余不能详。
（二）邓隆有关西夏文、藏文译著
二十世纪初期，俄国人柯兹洛夫从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盗掘西夏文物，得到大批西夏文佛经及其他书籍、文书、绘画，其中有字书、辞书等，便利了世界上对西夏文字的广泛研究。其他国家的探险家们也去那里继续发掘盗取西夏文物，问世者渐多。1914年，我国罗福成所作《西夏译莲华经考释》发表后传至甘肃，曾引起邓隆注意，进行探索，在当时连一本《掌中珠》也找不到的情况下，刻苦钻研，对罗的《考释》作了补正。并把所藏西夏文《华严经》残卷作了考释考证。虽然还是西夏文初期探索阶段的作品，毕竟是甘肃研究西夏文的先驱者。他的治学之勤和筚路蓝缕精神，是值得钦佩的。关于他的见解，举数例如下。如在《西夏译莲华经考释补》自序中说：
“光绪庚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法人毛利瑟得《西夏译莲妙法莲华经》，考定十有八行，间有疑而未定者，上虞罗福成为之补释，并得日本羽田学士所赠《法华经》三纸另为考释校写。此为吾国研究西夏文之始。余初得西夏经，不知何种，得此考证，知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入法界品》及《普贤行愿品》。参互援引，觉罗氏考释尚不免错误遗漏，至其文法颠倒错综不加说明，更不易读。乃发心略为补缀，释《华严》时，以汉文为主，另注夏文不同之故。兹仍罗氏之例，西夏文为主，用汉释考证于后。二者参观，当可知西夏文之大凡。”
另在《书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后》说：
“此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十八章中残片，余得自灵武废塔，计八百余年旧物也。元昊创为西夏字，方密繁重，不合世界文字进化公例，故其时虽设蕃汉字院，国中艺文诰牒尽易此体，未几国亡字废，并文献掌故湮没不传。说者谓咎在制蕃书而屏汉文，亶其然乎？！惟自元昊迄乾定亡国，通行垂二百年，能译佛经及《周易》、《孝经》、《尔雅》，亦震旦文字史上一纪念品也……余既得西夏经，欲事考证，无从求《掌中珠》，仅据武威天佑民安《感应塔碑》暗中摸索。嗣见罗福成《西夏译莲华经考释》，细绎毛氏释文及东洋学院藏本，比附参考，乃知余所有者，《大方广佛华严经》也。此经凡八十一卷，龙藏佛经除般若外，卷帙最多，尚不知其何品也。次乃考得数十字，因知卷品页数。揣摩匝月，仅得门径，微特文字难辨，即其文法颠倒简略，仍非对照汉文便可按图索骥……爰将此篇汉译附录于后，附注西夏文法。聊举一隅。若有博学鸿儒，据《掌中珠》纂西夏字典，俾世界藏西夏文者得窥全豹，是亦西北一段佳话也，不禁馨香祝之。”
他在《书西夏文感应塔碑后》说：
“余既考西夏文《华严》、《莲华》经，再取《感应塔碑》读之，欲为考释。奈汉译首三行已泐其半，不可卒读。欲仅对书颂词以存其旧，毡榻不精。夏文模糊，更难辨认。且汉文颂词每行十三句，句四言；西夏文颂四、七言相间，每行十句，与汉文不类。如第三句夏文作‘三世诸佛’，为汉文所无。把观数四，无从着手。既又私念，西夏天佑民安五年当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距今八百载，已有剥落。恐将来剥落愈多，更无可考。乃照录释文，并摘西夏文之可识者，以备博古之士考证。”
这些著述大约都作于1926年以前，稿本未曾发表，现藏于北京图书馆。是否还有其他有关西夏文章，不得而知。从叙述中可见一个知识分子求知殷切，用力勤奋。现又过了半个世纪，由于大家的努力，对西夏文的研究，比那时深入得多了，材料也丰富得多了，西夏文字典，我国也有人着手编写。当不负前人的美好愿望。
邓因研究佛教密宗，对藏文佛经，也多所涉猎，有所译著。惜多散失，只有《密宗四上师传》一种，印本还存。此书是1933年左右译成的，书名原为《甘肃密宗四上师传》。因黄教创始人宗喀巴以及后来的嘉木样辖克巴、章嘉呼图克图、土观呼图克图的第一世都出生在甘肃（时甘青宁未分省），为题签者写为今名。原书付印时仅有宗喀巴、嘉木样二传。l934年以后又续译成土观传，译稿不知下落。此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我国东北，进而向华北窥伺之时，也是英帝国主义阴谋控制西藏，想使之脱离祖国之时。他在1934年1月1日为此时写的序言中指出：日本密宗是由中国传去的。日本僧人空海来中国学习，回国后创造了日本假名字，文化上深受中国的影响。自五代乱后，中国的佛教密宗失传，现在转而求于日本，良为可悲。又以西藏红教至元，盛极而衰，舍本逐末，流于幻妄。所以一般佛教徒轻视喇嘛，加以讪毁。他说：西藏佛教经典之富，喇嘛讲习之精，修持之勤，不但日本后学不能望其肩背，即东方僧伽也应对之有愧，况且宗喀巴改革红教陋习，尊重戒律，显密双修，实为佛教中兴功臣，藏人称为第二释迦。自此黄衣僧中，人才辈出，不可胜数。他之所以翻译甘肃喇嘛传者，是想叫人们知道藏区不乏著作等身，得大成就者。这无疑是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为的鄙视，也是对藏族同胞学习本民族文化的鼓励。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平等的思想，也应受到称赞。
三
两点希望：
（一）西夏文已多年不用，资料较少，甘肃又是西夏活动时间较长，占地较大的一个省份，遗存西夏文物不少，今后还会有所发现。所以研究它还有需要。西夏文字采用了汉字结构原理，中国人学起来比较方便，入门不难；但用方块字读民族语音，文法语法都又区别于汉文，深入精通则颇不易。如何继承发扬前人研究成果，继续前进，宏扬祖国文化，我省应多努力。西夏文是我国民族古文字的一种，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人进行研究，对它的整理诠释，我们更要急起直追，以免落于人后。
（二）张澍遗稿在国内发现已经30多年，未见整理出版，实为遗憾！他的有关西夏以及河西、敦煌的著作，更为现在研究西夏学、敦煌学的重要材料。邓隆的有关著作也应同祥重视，收集整理，以供国内外研究之需。
学识谫陋，不当之处，尚祈教正！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六日初稿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五日修改
（《甘肃文史》198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