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维峻（1854—1925年），字晓峰，甘肃秦安县神明川人。清光绪元年（1875年）陕甘分闱后的甘肃第一次乡试，考取第一名举人（解元），光绪六年（1880年）朝考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由于他清廉耿直，不阿权贵，不结朋党，长期未得升迁，10年后才被任为都察院福建道监察御史（六品京官）。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便妄想称霸世界，中国成为他的首要侵略目标。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本军国主义借出兵朝鲜之机，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面对侵略者的入侵，清王朝内分为两派：光绪皇帝主张战而胜之，慈禧太后和掌握军政、外交大权的李鸿章主和，实际是消极退让，委曲求全。安维峻坚定不移地支持光绪皇帝的主张，连续上疏40多道，陈述必须积极备战，给侵略者迎头痛击，以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道理。“当军情吃紧时，每缮折辄痛哭，不能自已。又尝连数昼夜不能寐，亦自不觉苦”（见他的《谏垣存稿》）自序）。一片爱国的赤胆忠心，溢于言表。
但是，由于慈禧太后将建设海军的经费移用于修建供她玩乐的颐和园，使中国的海军实力得不到加强；特别是在战争中由于李鸿章等人的消极避战，所以先是在黄海海中，中国海军遭到重创（尔后即损失殆尽）。接着日本陆军即大举入侵我国领土。同年11月，侵占了九连城、安东（今丹东）、大连和旅顺。次年1月侵入山东半岛。面对这种情况，慈禧、李鸿章即对敌一味屈膝求和，安维峻闻之感愤填膺，痛不可忍，于十二月连夜缮写奏折，“二更从正阳门入趋上之。”
在这道奏折中，安维峻揭发李鸿章“丧心病狂”，“挟外洋以自重”。日本的入侵，“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所以他所统领的淮军“未见贼，先退避，偶遇贼，即惊溃”。并且李鸿章还包庇、藏匿战争中败逃的将领。因此，应将李鸿章“明正典刑，以尊主权而平众怒。”他指出“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对于主张议和投降的元凶慈禧，他也不肯放过，指斥她对光绪皇帝的挟制说：“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意旨，……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这样直刺慈禧太后的激烈言词，是慈禧在世专政中仅见的一次，实是不惜坐牢和杀头的风险。慈禧一见这道奏折，果然勃然大怒，令将安维峻交刑部严加惩处。光绪皇帝则对他曲意回护开脱，主动进行处理，以“肆口妄言，恐开离间之端”的理由，将安维峻革职，发配于张家口效力赎罪。由于清朝有不杀谏臣的祖训，慈禧即使老大不情愿，也只好作罢。
安维峻以爱国直言而获罪，轰动京城内外，广大百姓和一些正直官员纷纷前来对他进行慰问。《清史稿·安维峻传》中这样记述当时的盛况：“维峻以言获罪，直声震中外，人多荣之。访问者萃于门，饯送者塞于道，或赠以言，或资以赐，车马饮食，众皆为供应，抵戍所，都统以下，皆敬礼有加。”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志锐亲自为他治印，刻以“陇上铁汉”四字相赠。一位友人赠送这样一副对联：“不学金人，斯为铁汉；暂流西域，终讨北洋”。著名的义士大侠“大刀王五”赠送车马，并亲自护送他到张家口。后来，梁启超评论这件事时说：“西后剪除皇上羽翼第一事也。”鲁迅更称赞安维峻为“中国脊梁。”
安维峻在张家口主持讲习，五年后获释归还故里，仍然讲学不辍。又在兰州总纂《甘肃新通志》，为研究甘肃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参考资料。后又到北京，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宣统三年（1911年）9月辞职归里，在家从事农耕和著述。民国十四年（1925年）逝世，终年72岁。他渊博的学问，高深的造诣，刚正直言的品格，特别是高度的爱国思想，为世人所敬仰，更是后人永远学习的榜样。
（《甘肃文史》200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