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切纳·詹姆斯·阿尔伯特
（1907～？）美国小说家。他的出生年月一般定为1907年2月3日，其实并不可靠，因为他是个弃儿，幼年在宾夕法尼亚州多伊尔斯镇的街头流浪时被爱德温·米切纳夫妇收养，他本人并不知道自己确切的出生年月与家庭背景。他在家乡读完文法学校后，14岁便只身外出流浪，游历了45个州，回家后靠卖报勉强度日，险些堕落为少年犯，由于他擅长多项体育活动，篮球尤其打得出色，1925年获得一项体育奖学金入斯沃思莫尔学院，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在附近的希尔学校教了一个时期的书，在获得一项旅行奖学金后得以出国旅游，在苏格兰入圣安德鲁大学，旋即又去伦敦及意大利的锡耶纳研究美术，还在地中海的一艘货轮上工作过。经济萧条时期回到美国，教了四年书，1937年在科罗拉多教育学院获硕士学位后即在该校任教。在1937～1942年间发表有关社会学教育论文十余篇，这可以说是他写作的实习时期。1942年参加了美国海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南太平洋服役，到过五十多个岛屿，战后他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素材写了背景、人物与故事都有连贯性的短篇小说集《南太平洋故事集》（1947），该书出版后轰动一时，获1948年普利策奖，并使米切纳一举成名。
米切纳是个饱学之士，不仅写小说，而且在好些大学里教过书，当过记者、编辑，出版过关于美术、印刷、美国生活方式、美国选举制度等大量学术著作。当然，使他驰誉美国文坛的是他的小说创作。迄今为止，他已出版三十余部著作，其中最畅销也最出名的是史诗型长篇小说，包括《夏威夷》（1959）、《车马队》（1963）、《渊源》（1965）、《流浪者们》（1971）、《百年》（1974）、《切萨皮克》（1978）、《契约》（1980）、《波兰》（1984）、《得克萨斯》（1986）等。《夏威夷》被认为是这类小说中的代表作，它是一部别具一格的历史小说，从地质形成一直写到夏威夷归并美国成为一个州，通过一代又一代活生生的人物和他们的悲欢离合、缠绵悱侧的浪漫故事，勾勒出夏威夷发展的形象历史。
米切纳高年80多岁了，他成名后始终不忘他之所以能有今天，全靠各种奖学金的资助，因此他把自己近千万美元稿费收入的大部分都捐赠给各大学作为奖学基金，这说明米切纳不仅是一个有国际声誉的名作家，而且也是一个仗义疏财、有品行道德的人。
在创作上米切纳自称模仿萨克雷、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负责出版他的全部著作的编辑艾伯特·欧斯金曾说：“在《夏威夷》或者《契约》这类小说里。历史是通过读者所熟悉的活生生人物再现出来的。米切纳先生跟今天一般的严肃作家不一样，他宁肯采用老式的叙事技巧，他的魅力也近似狄更斯。”《纽约时报》记者密契柯·卡库塔尼也说，米切纳的作品更接近19世纪的社会现实主义，作者总是在有意无意中表示，艺术应该为某个目的服务，小说必须有一条从仔细观察生活创作出来的生动的故事线索。（1980年11月23日《纽约时报书评》的专文：《米切纳：作为教师的小说家》）。米切纳一生勤奋好学，知识丰富，学问渊博，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每写一本重要小说，必先调查研究，翻阅大量资料，深入生活，进行严密考察和详尽研究。例如他在动笔写《夏威夷》之前，先在火奴鲁鲁居住数年，对夏威夷的成长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写关于南非的历史小说《契约》时，不仅到南非赞比西河南部住了很长时间，还阅读了有关南非的各种著作近600部。像这样学问高深、知识渊博、写作态度严肃的作家刻意写通俗小说，在整个四方文坛是不多见的。
莫拉维亚·阿尔贝托
（1907～？）意大利作家。原名阿尔贝托·平凯尔勒（Alberto Pincherle），1907年11月28日生于罗马。他的父亲是位画家、建筑师。9岁那年，莫拉维亚身患骨结核病，被迫卧床治疗，中断了正常的学校教育。头三年，他在家中养病，后来他住进东北部山区的一家疗养院。他以顽强的意志和强烈的求知欲刻苦自学，据莫拉维亚后来回忆说，当时他每周都要从邮局收到佛罗伦萨图书馆寄来他预订的一包图书，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意大利和欧洲文学大师薄伽丘、曼佐尼、哥尔多尼、莫里哀、狄更斯、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的作品，平均每两天阅读一本新书，同时，他开始练习写诗。
1925年，莫拉维亚病愈，能够下床靠双拐行走。当时正值法西斯当政。据作家自己说，疾病和法西斯统治是决定他的生活和创作道路的两个重要因素。他前往北部边境城市布雷萨诺内休养、用了整整三年时间，埋头写作长篇小说《冷漠的人们》。
1929年7月，莫拉维亚的处女作《冷漠的人们》自费出版，使他一举成各。当时他才22岁。小说的主人公米凯尔是一个典型的资产者家庭的青年，他一直生活在痛苦的怀疑和精神折磨之中。他隐约觉得，家中并非—切都顺当，母亲和姐姐卡尔拉似乎有什么隐瞒着他，她们的座上客利奥的行动也十分诡谲，神秘莫测。日子一长，他渐渐明白，他的怀疑是有根据的。利奥是母亲多年的情夫，他利用这个关系，以狡黠的方式榨干了这个体面家庭的钱财，现在反倒以施主的面貌出现，在卡尔拉身上打主意，卡尔拉并不喜欢利奥，但经受不住经济窘迫和利奥卑鄙追逐的双重压力，终于妥协了。米凯尔目睹这庸俗、虚伪的现实，又受到一个轻浮的女人丽莎的逗弄，感到令人窒息的痛苦。在某一瞬间、憎恨的感情突然在他身上迸发出来，他持枪冲进利奥的房间，想一枪结果了他，但枪击没有成功，激情消失了，他对周围污秽的现实的痛恨也随之烟消云散。冷漠无动于衷占有了他，他像母亲和姊姊卡尔拉一样，成了冷漠的人，品尝着随波逐流的安逸。
莫拉维亚采用心理分析的手法，描绘了置身于污秽现实的资产者被私利主宰道德，冷漠扼杀热情，空虚、堕落的精神状态。文笔含蓄隐晦，但可以看出作者对资产者灵魂的鞭笞，因为他认为，正是这些人的虚伪自私和否定理想的冷漠态度，成了繁殖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土壤。这部处女作轰动了当时的文坛，在准备刊印第六版时遭到法西斯政权的查禁。
嗣后，莫拉维亚不得已而多次出走欧美各国。这期间，他于1936年远涉重洋，来到中国访问，中国古老的文明给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30～40年代，莫拉维亚写作的小说，或者继续表现《冷漠的人们》的主题，描写企图“违抗”现实、冲破环境的精神牢笼的资产者，他们徒有“抱负”，但“随波逐流”，最终成为失败者、或者描写资产者失去和谐的家庭关系和两性关系，例如《未曾实现的抱负》（1935）、《阿谷斯蒂诺》（1944）、《违抗》（1948）、《随波逐流的人》（1950）以及稍后出版的《鄙视》（1954）。莫拉维亚成功地塑造出了一系列具有民族特征和时代特征的典型形象——精神空虚、庸俗自私、意志薄弱的“随波逐流的人”，从一个侧面描摹出时代的气氛。
这一时期也有若干作品跳出了这一题材框框，别开生面。《假面舞会》问世于法西斯统治岌岌可危的1941年，表面上是揶揄一个假想的南美专制国家的独裁者，实际上是向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抛出投枪。短篇小说集《瘟疫》（1944）立意新颖奇特，运用大胆的想象和夸张，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畸形现象进行辛辣的讽刺。
《假面舞会》问世以后，墨索里尼亲自下令禁止该书再版。法西斯覆灭前夕，莫拉维亚被列入黑名单，险遭逮捕，他逃出罗马，过了九个月颠沛流离的难民生活。
意大利人民开展的波澜壮阔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充满生气的新现实主义文学的崛起，对莫拉维亚战后的创作无疑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战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罗马女人》（1947），短篇小说集《罗马故事》（1954）、《罗马故事新编》（1959）和“献给抵抗运动的小说”《乔恰拉》（1957），是莫拉维亚把目光投向意大利下层社会的成果。《罗马女人》通过妓女安德里安娜的自叙，以平民的眼光来审视和批评资产者社会，《罗马故事》和《罗马故事新编》收短篇小说一百多篇，它们从1953年起陆续刊登于米兰的《晚邮报》。这些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小人物：店员、仆人、侍者、司机、理发师、清道夫、洗衣妇、失业者、流浪汉、小偷，故事的内容，正如作者所说，几乎都是“奇谈偶闻”。是那些外貌平淡无奇、智力上也毫无过人之处的普通人的辛酸境遇。在战后的艰难岁月里，他们为了生存的权利苦苦挣扎，走投无路，最后只得铤而走险，去干犯罪的勾当（《教堂里的小偷》、《假钞票》）；他们住在阴暗、肮脏的贫民窟里，衣不蔽体；病魔缠身，为资产者的罗马所不容（《大热天里开的玩笑》）；他们的家庭人口众多，无力抚养新生的婴儿，既想把孩子撂在有钱人常去的教堂，让他长大过上好日子，但又想咬紧牙关，把亲生骨肉留在身边，一起受难（《孩子》）。这些不幸的人是社会的弱者，时时担惊受怕，但命运总是捉弄他们（《他们的日子》），纵然他们在爱情、生活上成了幸运者，幸运也仅仅是短暂的、偶然的，灾祸很快就降临到他们头上（《倒霉的一天》、《你中签了》）。还有些故事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富人们不择手段地追逐铜臭的卑鄙灵魂（《中人》）。在这两部短篇集中，莫拉维亚的艺术才华，他的敏锐的观察力，细微的心理分析，轻松自如的笔触，得到了最好的发挥。
《乔恰拉》以作家亲身经历的逃难生活为素材，通过罗马一个女店主乔恰拉的遭遇。她的纯洁、美丽的女儿被德国鬼子奸污，心灵受到摧残，堕落为放荡女人的命运，对墨索里尼政权崩溃、德国法西斯入侵期间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势，作了别具一格的剖示。
从60年代起，莫拉维亚一连发表了长篇小说《愁闷》（1960）、《注意）（1965）、《我和它》（1971）和六部短篇小说集《不由自主》（1962）、《东西就是东西》（1967）、《天堂》（1970）、《另一种生活》（1973）、《嘿》（1976）和《东西》（1983）。异化，是贯串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愁闷》写一个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画家季诺，生活优裕，却时时刻刻被一种莫可名状的“愁闷”所折磨。他专心致志于绘画，又发狂似地沉浸于性欲，但都无法寻得慰藉，反倒更深地陷入了“愁闷”，最终只好以自杀了却一生。小说表现了“现代人”的异化，或者说表现了在当代西方世界里，资产者无所适从、颓废苦闷的精神危机。
《天堂》、《另一种生活》、《嘿》的主人公全是女性，过着富裕、舒适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却极端贫困、空虚。孤独、忧郁像影子一样伴随着她们。她们常常产生幻觉，似乎在爱情、金钱、名誉、家庭生活中获得了幸福，但最终却不仅沦为自我的异己者，而且无法同周围的人建立明确的真实关系，从而相互成为异己者。
1978年，莫拉维亚发表又一部长篇小说《内心生活》，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这部历时七年、七易其稿才写成的书中，莫拉维亚摒弃了传统的手法，以“采访体”的形式，让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女青年德西黛利娅侃侃自叙她对家庭、阶级和社会的反叛经过。作者着力写出女主人公的心理矛盾和思想演变，并进而探索这后面隐藏的社会问题，女主人公——或者说一代青年——的“内心生活”，成为震动意大利的1968年学生造反运动时期社会生活的折射。
长篇小说《1934》（1982）以1934年希特勒发动“屠杀保皇党之夜”为背景，主人公是德国人，但故事发生在意大利，书中的情节围绕同德国纳粹主义的关系展开。主人公因为同纳粹的关系日益恶化而深感痛苦、失望，彷徨不决，企图自杀，但作者着意探讨的，是昨天和今天都时时让人们受着自杀威胁的精神危机。他认为，自杀并不是绝望，而是超脱现实的遐想，是越出常规的人的思想的外化。
莫拉维亚的才华和兴趣是多方面的。除了主要从事小说创作，他还发表过剧本，如《世界就是如此》、《生活是游戏》、《琴姬》，写过多部电影、电视脚本。他对古典文学和文艺理论也颇有造诣。评论集《人就是目的》汇集了他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他酷爱旅行，足迹遍及五大洲，先后写了四部游记。莫拉维亚现在是《新论证》的主编之一，《快报》周刊的电影专栏评论员，欧洲议会议员。50年代，曾任国际笔会主席，他曾于1936、1967和1986年三次访华，著有《中国文化革命》（1967）。
一Norman P.Bar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