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农村经济大变革中的金融创新
几十年来的金融改革，经历了许多次浪潮，在农村金融领域的改革和创新也有了相当进展。但要取得满意的效果，必须要使改革和创新的目标和任务适应“三农”的环境变化、客户主体地位的变化、社会需求的变化。金融机构内部的组织框架、功能配置、管理技术只是吸引客户、服务社会的手段，不是改革和创新的目的。当然，两者也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管理学家（瑞格·瑞温）提醒我们，改革必须考虑三个问题：一是必须知道自己面临的对象和任务是什么；二是你必须抓住这些问题的核心内容；三是你必须善于采取和运用资源和权力。当前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从总体来说，“不缺大银行缺小银行”、“不缺资金缺优秀的信贷员”、“不缺庞大的储蓄服务体系缺乏为弱势群体提供贷款的有效机制”（吴晓灵2007），如果再加上一条，就是“中国不缺资金缺的是信用，不缺当官的金融家缺的是有社会责任心的金融家。”
面对中国农村的大振荡、大改组、大发展，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需要转变三个基本理念：一是农村金融改革主要关注点，不只是为弱势群体服务，更要为群体农民和大农业服务。从当前状态来说，农民还是一个弱势群体，农民所享受的金融服务极为有限，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但改革的目标和任务设计，不能只注重于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要为群体农民、现代大农业的加速发展作好制度和功能的准备，更需要注意培养新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机制。二是农村金融改革方案的设计，不只注重单个机构和单个领域的安排，更要面对“三农”的结构性变迁构建全面的金融服务体系。当前农村信用合作社、创建农村乡镇银行等举措是必要的，也是现阶段的需要改革的主要领域，但必须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大改组，构建体系完整的、多层次的、功能充分的、运作协调高效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这个体系中，包含着商业银行、信用合作、农村保险、民间信用、财政金融协调、金融监管管理等相关功能的总体设计。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体系的构造，不是重复机构的大扩张、人员的大膨胀、成本的大提高、业务的无序竞争，只求农民要办的事有人会办，而不是安排很多人强制农民来办事。三是农村金融服务工具的创新，不只注重金融工具本身的先进性，而要注重农民需求的现实性、多样性、特殊性和有效性。城乡金融需求的差异是一种客观现象，在短期内缺少同质性的经济社会基础。试图把城市适应的金融服务工具摆到农村去，农民不一定得到实惠，反而让农民承担“金融工具风险”。如信用卡的推广，只是对农民中某些特殊群体（如农民工）有现实的需要，而对大多数的在乡农民，未必就有适用性。
面对农村的大变革，农村会产生许多新的金融需求以及相关的服务需求，在这方面的金融创新基本上还处在一个盲区。说它是盲区，主要是指目前的金融机构还停留在传统的存、放、汇的业务层面和业务管理方式，对农村所出现的经济金融重大变化，缺乏观察、分析、筹划和创制。比如：农民的生产结构和季节性规律发生了变化，而我们的金融机构还坚守春放秋收的经营模式和考核标准，而且久经呼吁也没有积极的反应。
六、农村大变革中必须由政府实施强有力的引导
中国农村的大变革和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很难设想靠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所能实现的，如果能够实现，也必然要付出惊人的成本，并丧失最可贵的时机。在大银行商业化的过程中，许多大银行争相从农村撤离、农村资金大量流入城市，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结果。
政府的强有力的引导，并不是恢复政府的行政干预。在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中，******赋予省级政府对农村信用合作以监督管理权，其本意是为了因地制宜地发挥地方政府对农村金融的引导和管理作用，促进农村信用合作健康、稳定、协调发展。但是，在运行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继续沿用了过去已经证明并不有效的行政干预手段，出现了重复“官办信用社”的动向。如指派政府官员充当信用社高管人员；在省级联社内增设各种机构，行政职能越分越细；急急忙忙把农村信用社改组为地方商业银行；大幅度上收基层机构的人事权、贷款权、财务权；把大额资金调到一些有政府背景的大企业和大工程等等。这种行政干预，将会使农村信用合作社逐渐演变成过去国有商业银行的模式，完全有可能违背农村金融改革的初衷。
政府强有力的引导，其本质用意是要推动金融机构提供有效服务，从而为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为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为农民经济权益的保障、为农村金融的稳定高效发展，提供足够的政策保障和制度保障。从当前的农村金融环境来说，政府强有力的引导首先要建立良好的诚信环境，用强有力的手段清除破坏诚信的种种障碍，完善法律体系和监管标准。其次对于市场机制失灵的环节，影响金融资源有效配置，需要政府进行积极的协调和引导，如信用社对农业科技贷款存在风险厌恶心理，政府可以建立风险分担机制，解除信用社的风险压力。再次是信用社的经营行为有脱轨的苗头，可能威胁到金融安全和农民利益时，就要采取紧急的预防措施和警戒措施。
政府强有力的引导，最基础性的内容，是造就一支服务思想强好、敬业精神高、工作作风实、经济知识精、操作能力强、深受农民欢迎的员工队伍，充分激励工作人员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聪明才智、建功立业。强化对工作人员的培训、考核，提高他们的服务能力，保护他们的积极性和正当的权益，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对于高管人员的配置，不能讲关系、论级别、排资历，坚持从实际服务中发现人才、选拔人才、培养人才、考核人才，从根本上树立积极向上、务实创新的行业正气，造就一支忠心耿耿为“三农”长期奉献的农村金融大军。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刚刚揭开序幕，这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工程。在这个伟大的历史巨变中，为农村金融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空前未有过的大舞台，以创新和发展的大思路，以高度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快速充实和提高农业金融服务功能、全面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准，正当其时；农村金融真正成为“三农”的强大支柱，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第三节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金融研究的思考
方昕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摘要：对中国金融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来说，农村金融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农村金融问题的研究，无疑是中国金融研究中一个比较活跃且长期备受关注的领域。总结这种研究的现状和特点，辨析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思考在农村金融领域开展研究应该有什么样的方法、方向和研究框架，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本文试图在这方面有所尝试，最关键的是，在满怀激情地研究农村金融之前，我们应该确定，我们提出了正确的问题，这可能比答案本身更有价值。
关键词：农村金融 研究 方法论
在我国当前“二元经济”格局下，“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构建功能完善、分工合理、产权明晰、监管有力的农村金融体系”（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本文将首先对我国农村金融问题进行简要的文献综述，接着提出研究中存在的焦点问题，旨在对进一步研究农村金融问题的方法论进行思考和探究。
一、一个简要的文献综述
截至目前，已有大量的文献对我国农村金融问题进行了相应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五个方面。
（一）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关系
许多研究认为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之间是一种支持与被支持的关系，因此强调农村金融在支持“三农”问题上的主动性，譬如主张资金价格应该更加便宜一些，政策性金融服务应该更加多一些。但随着农村经济和金融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认为，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之间是一种互动式、共生共存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周小川，2004；池小萍，2006）。
（二）农村金融体系发展方向
农村金融体系是以合作制为主导还是采取商业化取向尚存争议。程漱兰（1997）认为，当前合作金融没有得到政策金融在财力上的支持，导致我国真正的合作金融没有出现，因此不是合作制本身有问题，而是我国农村政策金融出现了问题。温铁军（2004）进一步认为，正规的商业化金融不能提供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化条件下的信用服务，根本不可能在传统农村做商业化银行改革。但谢平（2001）、党国英（2004）认为，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不符合合作制原则的历史已经表明，这些原则在我国农村金融领域是行不通的，因此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应转向组建和发展商业银行。折中的观点认为，商业化金融和合作化金融并存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共同特征，二者不能相互替代，应并重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2000；陆磊，2003；冯兴元，2004）。
（二）农村金融市场供求失衡
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供求关系失衡，即存在金融抑制的原因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农村金融抑制属于供给型金融抑制，即正规金融部门对农户贷款的资金有限或者供给不到位（叶兴庆，1998；乔海曙，2001；谢平，2001）；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农村金融抑制供给型和需求型共存，即一方面正规金融部门对农户贷款的资金有限，另一方面农户也存在融资需求约束（曹利群，2000；高帆，2002；房德东、王坚等，2004）；第三种观点认为，供给型金融抑制在我国农村金融抑制中起着主导作用，其他形式的金融抑制是从属现象（何志雄，2003）。
（四）农村金融市场资金价格
农村金融资金价格存在两种看法：第一种是按照传统思维，认为“三农”重要，越重要越要优惠，所以对农村贷款利率应订得比较低。如果贷款利率过高，农民的利息负担就较重，不符合国家扶持农民增收政策，而且促进了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赵安，雷梅香，2004）；第二种则逐渐打破了传统思维，认为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农村金融市场的利率管制应该率先放松，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信贷资金的严重净流出现象（徐忠，2004）。周小川（2004）也指出，应该在农村放开利率管制，实施利率浮动区间，使农村金融机构可以存活，可以逐步扩大业务，使“三农”和农村金融两方面都能得到发展。
（五）农村非正规金融
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其一是产生的原因，温铁军（2001）从农村经济主体的融资特点、杜朝运（1999，2001）从农村金融制度安排的缺陷、郭沛（2004）从农村金融供给角度、吴宝国（1997）从金融政策的根源等角度分别进行了阐述；其二是利率问题，张军（1997）以温州农村民间金融为例，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出发，把民间信贷利率部分地视为具有调节借贷风险组合或过滤借贷风险的功能；其三是非正规金融的规范和合法化，张曙光（2003）认为，农信社改革应有多种模式，可以是股份制，也可以是合作制，可以卖给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也可以民营化，让私人资本进入；周其仁（2003）也认为，在国有金融后撤，集体金融大面积亏损，农村金融收缩之际，应该让民间私人金融合法化。
除此之外，还有部分文献对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加强农村金融市场监管、完善扶贫贷款、小额信贷和联保贷款机制、加强农村金融市场基础服务体系建设，以及农村信用社最新改革进程等内容进行了研究。
二、我国农村金融研究中需要辨析的几个重要问题
从众多关于我国农村金融研究的文献来看，可以说我国农村金融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想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我国农村金融，必须对如下重要问题有一个基本正确的认识。这里所谓重要问题，除了那些具有广泛争议、广为流传的观点以外，还包括那些被普遍忽略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对其他问题的研究方向和结论，都具有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