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访谈录”是我当年采访梁漱溟先生的笔记。原来是为了给梁老写传记时参考用的，并非是为了公开发表，因此没详细记录，更没有用录音，而只是听梁老在讲他过去的生平往事，我坐在一旁以膝为写字板，扼要地记下他的谈话内容。当时还有一种心情，认为若有不清楚的地方，将来还可以向他老人家当面请教。然而，事与愿违，由于种种原因，我未能在梁老在世时写出他的传记来，请他过目指正，实在是遗憾得很。
在梁老去世后，我虽完成了《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主编高增德先生的约稿，但又遇到出版上的困难。该书因出版环境的变化，出到第十辑，便不能继续往下出了。于是，我的这份稿子从1995年8月一直存放在先生的书斋中。
近来，山西人民出版社有编辑来约稿，称他们社愿意出版梁先生的传记，请我将“访谈录”整理出来，作为单行本，一块推出。这倒使我为难了，因为这份“访谈录”只是作为我个人写作时的参考资料，公开发表，恐怕是不够连贯和全面的，而且时间上也不一致，给人以断烂朝报之嫌，故此我认为不可。然而他们却认为，就按原样，怎么记录，就怎么拿出来，不要修饰，并称这样的第一手资料，更有价值。
出版者既有此偏爱，我就不好再推辞了，于是请人照原样，按日期的顺序抄写一份，在个别词句及标点上，我略有疏通，就将此稿交给出版社了。我原来的计划是想利用这份资料写一个大传的，但现在看来客观形势不能等人，在各方催促下，我把这份“访谈录”贡献给学术界，请大家来共同研究和讨论，并请给予批评指正。
“访谈录”后面所附的资料，是我当年阅读梁老的“日记”和“札记”而摘录下来的，也是我认为重要的准备，写传记时要采用的资料。为了完整起见，也请人代抄一份，和盘托出供大家研究。有一点要说明，这份资料，在梁先生“全集”未出版以前，显然是难得的。今天，“全集”虽然已出，其中“日记”、“札记”也公诸于世，但有个别地方与我所记，还是有些不同之处。问题虽没有什么，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原作者的语气和态度是有变化的。为了存真，便于参考，故一并整理出来，供大家参考，并请指正。
1996年10月于东厂胡同
1985年7月27日 下午2：30-5：30谈自己的情况
《观察》有记载我的治学小史，我的最近言论集，年谱。还有香港一位姓胡的也搞年谱。又有美国朋友，哀力愁（即艾恺）会写中文，说北京话，来往多年，他写了一大本英文《梁××传》，中文标名《梁漱溟传》（最后的儒家，英文名称），没有翻译。一个孙子拿去看，不在手边。同样地不止一本。旅居在美国的朋友，看到买来送我的。各种有三本之多。送一本给香港《大公报》图书馆费彝民；一本给上海市长汪道涵拿去看了，现在我手边没有。
谈章士钊（行严）事
（因我写的《章士钊传略》已在《晋阳学刊》上刊出，就文章的内容，他谈对章的看法。）
行严夫人吴弱男是清末一位大将吴长庆之孙女。当年吴帅率2万大军驻朝鲜，下有中年营长，此人是袁世凯，二人关系不浅。吴的儿子吴彦复名仕，有两女，留学日本东京，名弱男与亚男。弱男在东京与行严相遇、恋爱、结婚。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行严住东城八条，朱家的房子。朱与章二人早有关系。清末有译学馆，那时朱主持之，此属京师大学堂，另有仕学馆，也属大学堂。那时他与人结交，后来才有住朱家的事。1950年至1952年之间，二人一同出游，逛公园，不说一句话，在中山公园。社稷堂是在朱启钤的手里开辟的。有一天出游到公园，不说话。那时有人力车即“东洋车”，由日本传来的叫“东洋车”，后略之为洋车。两位坐这种车游公园，回家下车。正在下车时，（笑）行严一下被一个女孩子的自行车撞倒了，特别撞在眼睛上，眼珠歪了，受伤，送医院。这件事为毛主席知道，毛主席一面派人慰问，一面指定一辆汽车专给行严先生用。我常去看他。
行严先生到香港是有使命去的。我记得费彝民每年一次或两次来北京，向中央接洽。来京见总理，同时看看北京朋友，他就去看过行严先生。章除正太太，姬妾至少3个，不住一起。吴夫人很多时间没同行严住，自己到上海另外过，因为行严有姬妾的关系。费彝民到北京看到章老，章托付他说，我身边姨太太新过去，你把香港那个帮忙一下，送上飞机来北京，陪伴我。这个话，费彝民当然要办了，要这样办。他向总理辞行回香港，说到这事。总理说，你不要这样办。相反地，要香港支一笔款，弄一所房子，给她在那里安家，因为我们要派行严到香港。关于要派行严到香港的话，因我常去他那里走动，行严告诉我他要去香港。告诉我他去的使命，经过香港到台湾。提了两个人：一个是黄杰，是军人，湖南人。党中央、总理要我去香港到台湾，黄杰在香港（是学生）；一个在外交方面，魏道明。此二人都是我的后辈，要我去香港，再去台湾，对台湾做工作。这些话都是行严亲自对我讲的。他之所以去香港，是有意义、有使命的，使命在由香港到台湾，不想病故在香港，没有去得成。我记得他死后，香港殷夫人来过北京，住北京饭店。
我经常去看行严先生。他耳聋了，总理送他一个很好的助听器，他又不愿意带，不喜欢带。我每次去看他，就不好谈话，他听不见，他总是对面坐，给我笔纸写，他口答。有王秘书在旁边，我跟王说过，怎么不给行严先生搞个年谱呢？把有关大局的或者有关学术的记一记。王秘书说不好搞，出处进退之间有矛盾，立场前后不一致。他说，章老本人也不愿意搞这些东西，总说你不用搞，没有搞出来。行严先生，头脑聪明极了，在欧洲有好些年，在英国较多，也去过其他国家。他有一小本书，虽内容不多，但很有价值。西方有一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章写过小册子，介绍此学说。我看过有关他的书，其中有许多很古怪的事情。找弗洛伊德的人，妇女居多。奇怪的一件事情，一个女人不断地来找弗氏。记载里说这个女人今天来是一个人，明天来身体不变，但精神不是了，两个人格利用一个身体。这是他书里说的事情。
我同行严先生来往，刚才已经说到一些，我还可说一些没说的。我与章的关系，当然我是后辈。可是我在中学里读书时，十几岁，中学也有一个相当不小的阅览室，主要都是国内的报刊，一方面是北京的了，再有是上海的，这两方面的多。当时有《帝国日报》，湖南人办的，说不准是欧阳什么？记不准，常登行严从欧洲寄来的文章。有长篇论文，十几岁中学生，很少人看，但我爱看。我记得讨论中国要行立宪制度、开国会、一院制或两院制等。这种政治性论文（我问在哪里？说在北京顺天中学读书，后改成顺天府高等学堂，毕业于高等学堂，受学堂教育，只有如此了），我喜欢读，还有《旅欧通讯》长篇连载。这些文章是署名秋桐，但我不知其真姓名。不久，看梁任公在日本出版的《国风报》，梁署名沧江。有杜诗一句：“一卧沧江惊岁晚。”故用沧江为笔名。在这报刊上，我发现一篇文章，题目叫《论译名》。因为过去翻译西洋的书，严复提出翻译外文，好不好？标准有三个字，就是“信、达、雅”。行严先生写给《国风报》的文章，就是讨论“信、达、雅”的问题，作者署名为民质。我一看，断定民质就是秋桐。总起来说，未见过面，书信有来往。他在东京出《甲寅》，登过我的一些不重要的文字，短的，其中通讯式。我爱读他的文章，写信给他，他回信告诉我，写点东西给他。我没有写过成篇像样的东西，收到他十几封信，可惜丢失不存了！只是在书札上有来往。后来见面了。第一次见面是他代表护国军倒袁之后，军务院实际是……（我提出这段讲过了。）
随便讲罢，讲他的私生活。
他的私生活，原配夫人吴弱男，姬妾有三四个，不住一起，身边有一个。再说这么两点：首先，红卫兵到处抄家，总理照顾章老非常周到，特别把行严先生送到陆军总医院，特辟一个房间，把行严先生保护起来。他与毛主席的关系，重点有这么一件事：早期毛是学生时，在长沙第一师范时，有一个教员，比其他教员年岁较大，其实也不大，不过50岁，这人叫杨昌济。在北大文科哲学系任教授时，跟我同事，我讲印度哲学，怀中先生比我年长很多，我25岁，大概他有50岁样子。他与章都是湖南人，又在英国同学，很熟，湖南乡亲，在外国就很亲切。另外有杨笃生，他们对清廷革命，所以杨笃生就学习研究造炸弹。据传他有毛病，投海死了。这是附带说的。主要是后面的事。行严在上海《民立报》（主持人于右任）写论文署名，就用行严。他提出来要用“逻辑”两个字，代替过去严复用“论理学”、“名学”，用外国音“logic”翻译。讲中国翻译印度佛经，以唐三藏好，常用音译，意义用中文翻都不恰当，用音为好。
底下要说的，他在《民立报》，主持人是于右任，都是国民党，跟孙先生是朋友或是学生？记不清了。大家公认《民立报》代表国民党，是左翼，右翼是梁启超。大家都认为是同盟会的机关报，可是当时有个实际问题，实际问题就是孙先生的临时大总统要让位袁世凯，不得不让。袁掌握北洋军队，实力很强，而袁本人，他一面跟南方革命派议和，一面又欺负当时清廷。当时，革命派无论湖北黎元洪、南京黄兴、国外回来的孙中山都没有实力，也没勇气用兵北伐，所以，临时大总统让给了袁世凯，但有个条件，定都南京，袁南下就职。后来南京派了欢迎专使6人如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人去欢迎袁南下就职。这本是很好的策略，叫他离开他的老巢。当时党内一致意见，唯独行严先生单独持异议，说：就国家说，应该定都北京为好。这与党内的意见不合了！这时，孙先生左右和党内的人，都对他不满意，讲了很多理由。我们广西同乡马君武先生，他这个人，性情有点急躁，他要打章行严，认为我们党都一致意见，你一个人独持异议，反对孙总理，打你，并且我要追查你的历史，你不是党员。这确是事实，章不是党员。所以我们的报纸，不应当要你办，我要赶你出去。就这样，行严先生不得不离开《民立报》。
他自己总还要有一个发表言论的刊物，单独办又没有钱，条件不够。这就追溯到过去，在日本东京的时候，孙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孙要党徒必须忠于孙先生，签名打手印。这个事情，行严先生不干。
后来办了一个《独立周报》，宣称我向来是独立的。马君武说我不是党员。对，我不是党员，但这是拒绝的。他在《独立周报》发刊词里，说了过去的历史，并说自己的事实，有证人给找证明。这证人，谁都承认他正人君子，这就是杨昌济，杨怀中先生，他可证明这事。证明章太炎、张继都是年长我的老大哥，曾强迫我按手印，我不干，在东京小屋加上锁，要我承认，才放出来。这样一个经过，杨昌济先生可以证明。刚才说的是办《周报》的发刊词，附有杨的信在后面。这是他办《周报》头一册的文章和杨出来证明的事实。那么，从北京《帝国日报》、上海《民主报》到《独立周报》，我都爱他的文章，所以一点不拉地都要买来读他的东西。后来我在北京大学文科哲学系教书时，跟杨怀中同事。杨从英国回来，他也在文科。他讲两门课，一个伦理学，另一个是西洋伦理学史。杨本人住家在北京地安门鼓楼东边豆腐池胡同，我去过。******民国8年（1919）来北京也住在此。大致说到这里。
其次，谈点章与李大钊的关系。因我同行严、李大钊比较熟，我与李常到他家去，李常教他子女章可、章因。后来李大钊被害，停在下斜街长椿寺。我去看过并通电话给吴弱男，另买了一口好棺木装殓。之前，李大钊被捕，我去找章行严。我说难以救出，家属我们可以写字保释出来，死者也不挂念了。章没同意这个话。他说，他同杨宇霆很熟，他找杨可以救出李先生。他没听我话，他与杨说，也没成功。
（谈了3个小时，一口气下来，保姆催停三四次，梁老摆手，精神很好。）
我是很佩服行严的思想、头脑周密、精细，人格又这样有独立性。和我多次通信，他有回信。可是末后，他为了倒袁，时任西南军务院秘书长，来北京，住魏家胡同，要紧的事，与北京政府要一笔款，结束军务院。这是我同他第一次见面。过去通信，一见面我失望了。因为见面时，他是代表南方来北京，北京有许多湖南的乡亲、朋友在他家吃饭，我也参与吃饭。可是，我一看就失望，怎么呢？来的客人大谈其书画，拿出一卷一轴的名人长联、对条给大家看，我大失所望。我认为国家正在一个危难的时候，正是南北政府对峙、要结束未结束之时，北方也还有直系、皖系如此等等。国家不统一，人们生活还在苦难的深渊，你怎么搞这些字画，这不对。暂时说这些。
（保姆先后七八次来催停，但均遭梁先生拒绝。后来双方都怒目以对。我感到为难。最后走时，是梁先生送我，保姆在厨房，生气了。保姆说，从来没有谈这么长时间，大热天，我真担心！梁先生老挥手叫她走开，有几次怒目并以命令语气说：你走！这次谈话，有些新东西，有些是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