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通货膨胀可以导致名义资产价格上涨，比方说股票和房地产价格，这样容易给民众制造一种创造财富的假象，即便是他们手中资产的实际购买力已经下降了。
所以，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政府一方面在制造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又在掩盖通货膨胀，这样的结果是，政府往往能在无形之中扩张货币的供给，从而不知不觉地创造一次次的不容易发现的通货膨胀。最后让我们记住艾伦·格林斯潘在1966年撰写的《黄金与经济自由》中对通货膨胀的描述吧：“通货膨胀是将财富秘密充公的计划。”
然而，就在全世界的人们为通货膨胀苦苦焦虑的时候，一位卓尔不群的经济大师为人类点亮了一盏希望之灯。
一种货币现象而已
在20世纪的经济学界如果有谁可以和凯恩斯并驾齐驱的话，那么就是接下来上场的这位货币主义者，他的思想对现代货币经济理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无法估量，在经济学家中无人能出其右，他的名字叫米尔顿·弗里德曼（Wilton Friedman），他是二战以后至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然而，英雄总是寂寞的，这句话用在弗里德曼身上一点不为过。在学术上，弗里德曼早期所受到的冷遇非常人所能忍受，20世纪50年代中有段时间，他的经济学思想被人视为荒诞不经，甚至连杜克大学这样的名校都不愿意将他的著作摆放进图书馆的书架上。
米尔顿·弗里德曼
因为在当时很少有人真正理解弗里德曼对经济学的贡献，更少有人承认他的历史地位时，弗里德曼这样评价人们看待他的货币主义：“第一反应，这些都是废话；第二反应是，它有点道理；第三反应是，它被嵌入理论中。但没有人再去谈论它。”
事实上，我们今天能够认识这位大师的思想，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他的智慧、勇气、学识和充沛的精力，除了凯恩斯，那个时代再也没有任何经济学家的辩论技巧与说服力能与他能相比。经济学家甚至敢打赌，任何两个人和弗里德曼在同一个房间里待上十分钟，出来的时候肯定是意见一致的，这位矮个、秃头、圆脸、智慧的人，他所发出的智慧之光是我们无法用言语表达的。
虽与凯恩斯齐名，但弗里德曼的经济学理论却与凯恩斯的背道而驰，在当时的经济学界，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正如日中天，而弗里德曼的理论却恰恰相反，他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认为政府的干预常常加剧了经济波动。
弗里德曼建立了货币主义学派，他认为，无论扩张和紧缩的货币政策不仅不会使就业和价格稳定，反而会使情况更加恶化，价格和就业有可能大幅度震荡，因此只有通过控制货币数量以稳定价格就才能消除经济波动。
弗里德曼进而开出的药方是，只有货币增长速度与产能增长速度一致，才不会出现通货膨胀。经济发展多少，货币就增长多少，只要控制货币供应量，就不会有通货膨胀。弗里德曼甚至提出，由电脑取代中央银行的功能反而更好，只需在电脑上设定货币数量保证稳定的成长率即可。
弗里德曼曾经这样嘲笑凯恩斯主义者的货币政策：“我们可以用一匹马来代替联邦储备当局，在每年的第一天，这匹马会站在联储局总部门口回答有关货币政策的问题。”记者会问：“今年的货币供给将如何发展？”这匹马跺了4次蹄，结果第二天报纸新闻就会登出“联储又要增加4%的货币供给了。”
从某种角度讲，弗里德曼无疑也是幸运的，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能够看到自己的理论拥有实践机会的经济学家。1973年，智利军事政变以后，皮诺切特开始当权，当时的智利混乱不堪，大范围的失业和通货膨胀严重并存。皮诺切特政府邀请弗里德曼为智利的经济病痛出谋划策，弗里德曼实施了休克疗法，大量削减政府开支降低货币总量，这样的措施最初的确起到了效果，它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并使得智利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智利也出现了严重的衰退。事实上，关于货币主义在智利改革的成功与否，今天的人们仍在争论，但是无论如何，弗里德曼一生都在捍卫他的自由主义思想，这一点足以让全世界的人记住他。
能废除中央银行吗？
既然人们如此痛恨通货膨胀，那么我们该怎么对付它呢？人们先后提出了很多方法。
方法一：尽量降低货币供给。
为了降低通货膨胀，政府要控制增加货币供给的速度，使之慢于经济的增长，这正是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的经济政策基础。
这虽然是一个简单易行的遏制通货膨胀的方法，但却很少有人敢用，这个方法就如同阻断通货膨胀这个发动机运转时所需要的燃料，这样的做法最终会拖累经济的增长。
想象一下，一个时速100英里的赛车正在道路上高速行驶，然后突然换成了倒挡，尽管该汽车的速度确实会放慢，然而这样的减速可能是相同有破坏性的。同样，在通货膨胀的情形下减少货币供给，一定会激发严重的经济紧缩。
方法二：通过货币政策进行调整。
接下来，人们尝试着通过货币政策的办法来对付通货膨胀。比方说，央行为了减缓通货膨胀通常采用提高利率的做法，以此使得企业融资的成本增加，让企业承担较多的利息支出，从而降低投资需求。另一方面，随着更多的资金流回到银行体系，有助于抑制消费。
然而，这样看似完美的政策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979年，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保罗·沃克尔开始彻底治理通货膨胀。一时间，美国的利息率达到了20% 以上，但是，美国经济随之陷入衰退。尽管全球通胀这个幽灵就此销声匿迹了，可是沃克尔，这位后来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至今也不愿意再提起那段时光。
沃克尔实行的高利率政策使得1982年的实际GDP下降了约2% ，然而当年的失业率接近10% 。据说，当时愤怒的农民给沃克尔送去了一袋袋腐烂的食物，情绪激动的群众在美联储的会议室里挥舞弯刀。一名美国参议院的共和党候选人甚至说沃克尔的“高利率政策正在扼杀美国经济并导致了上百万的美国人失业”。人们担心这种日益严重的衰退会演变成经济萧条，直到1983年，货币增长速度逐渐开始改善，一切才慢慢好了起来。尽管沃克尔最终因消除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而在今天广受赞誉，但当时他所采取的行动却遭到广泛的抨击，后来甚至连美国总统卡特也非常后悔当初选沃克尔做央行行长。
岁月荏苒，沃克尔这样极端的做法已经被大家摒弃了，但是人们把核心的思想继承了下来。今天，几乎全世界的许多中央银行都采用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战略，人们选择一个特定的通货膨胀目标，比如2% ，然后根据需要提高或降低利率使通货膨胀维持或者接近目标水平。
下面，我们看几个奇特的消除通货膨胀的做法。
方法三：废除中央银行制度，允许私人发行货币。
奥地利学派继承了弗里德曼的衣钵，他们坚定地维护传统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他们认为，由于政府的货币垄断权的存在，私人部门自由活动的条件受到限制，从而妨碍了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他们的代表人物哈耶克主张，如果货币发行权被政府垄断，必然会带来市场的不稳定，引起失业和通货膨胀。因此，奥地利学派最先明确地提出了解决通货膨胀革命性的意见—废除中央银行制度，允许私人发行货币。
这简直是一种愤世嫉俗、夸张至极的意见。但是奥地利学派相信，竞争的过程将会发现最好的货币。这些绝对的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货币非国家化的本质是剥夺国家的铸币权，转而将这种铸币权完全交给市场约束下的金融机构，以此完全消除通货膨胀。但是，这种愤世嫉俗建议的软肋也是明显的，一旦真正出现了这样能够吞吐巨额货币的机构，那么贪婪又将吞噬一切其他国家和金融机构，正因为此，奥地利学派的建议也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
方法四：回归金本位制度。
奥地利学派还有一个颇具争议的观点，在他们看来，部分准备金制度比暗中行窃好不到哪去，现代金融体系通过部分准备金在创造信用的同时，必然会创造通货膨胀，因此奥地利学派提出的又一个方法是，回归金本位制度。
金本位制度的优势在于，它不依赖于任何形式的政府手段去实现货币流通的平衡，它所带来的问题就是在试图达到一个国家收支平衡的同时，忽略了这种平衡给国内经济带来的损害。金本位制度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只有使美元重新恢复金本位制，才能增强人们对美元的信心，保证物价稳定，利率下降，从根本上克服通货膨胀。
金本位制度能够在不诱发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润滑商业运转的车轮。因此，在我们刚刚经历的这场全球金融风暴中，几乎所有有无限发行纸币权力的国家都在滥用权力，许多国家都在肆无忌惮地透支信用，奥地利学派的建议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这些人认为，当今各国的货币都摆脱了黄金的束缚，因此在没有监管约束的情况下，这些金融巨无霸一旦诞生，贪婪将吞噬一切恐惧，货币体系将逐渐丧失对金融危机的自我调节能力，世界金融危机将不可避免。
不过我们真的能回到金本位制度吗？事实上，这就如同人们因为担心汽车尾气和交通事故而希望回到“马车时代”一样，回到金本位制度也是有些荒唐的说法，金本位制度最大的缺陷就在于不能创造信用，而现代经济是信用经济，现代商业文明是通过信用经济创建的。
可恶的经济学
通货膨胀，简单地说，就是货币总量相对物品总量不断增大的现象，通俗而言，就是货币“过多”的现象。它真正的危害在于扰乱了价格。因为我们知道，价格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资源配置的最主要手段，而通货膨胀恰恰会打乱市场价格反映给经济体的正常信号，一旦这个信号失真，很多企业和个人的行为会出现明显的非理性，导致经济体的混乱，经济危机也就在所难免。
凯恩斯学派认为，在非充分就业条件下可以通过增发货币刺激经济增长，因为温和的通货膨胀并不会造成物价的短时间大幅上涨，反倒容易被人接受；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为刺激经济增长而增加货币供应会马上表现为物价上涨，形成通货膨胀；货币学派则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刺激短期内可能促进生产和收入的增长，长期看会全部转化为通货膨胀。
今天，几乎连孩子都知道，通货膨胀是有害的，但是，当我们环顾世界会发现，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很好地治理通胀，有的国家表现得却很差呢？或许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最后，让我们在凯恩斯的这段经典的描述中去体会吧：
通过持续的通货膨胀过程，政府可以秘密地、不被察觉地把公民的一部分重要财富加以没收。采取这个方法，政府不只是伪装巧取，还是专横豪夺，并且这个过程会让许多人陷入贫困，但的确也能让少数人暴富……
这种方法专横地重新调整了钱财的分布，遭受打击的不仅仅是社会的安全保障，还有目前社会对财富分配的公正性所秉持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