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如果中央银行和政府穿一条裤子的话，这个国家的货币就存在贬值的压力，因为中央银行只能根据政府的利益扩大货币发行量。所以，中央银行不可以随意听从政府旨意，它必须独立于政府之外，要对本国货币负责，对本国经济增长负责，对银行体系安全负责。这样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央银行为向政府提供战争资金而滥发纸币，就曾引发过严重的通货膨胀。
尽管大多数货币经济学家主张央行应该“独立”，然而，将对货币政策实施的权利让渡给一个独立的央行非常困难。日本银行实现独立的过程就充满了戏剧性。2000年8月11日，日本银行金融政策委员会经过八个小时激烈争论，决定将银行间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从0.02～0.03%诱导至0.05%。似乎这次调升在经济层面的影响相当有限，但它具有深远的意义，首先这结束了日本自1999年2月起已实行了18个月的零利率政策，为日本十年来的首次加息，并且这是1882年日本银行成立百年来第一次独立行使货币政策决定权。
事实上，在这次调整之前，日本政府要员和自民党高层频频露骨施压，要求日本银行不要结束零利率政策，而日本银行在与政府较量中顶住了压力，日本银行总裁速水优甚至这样宣称：“决定利率的是我们！”最终，央行艰难地捍卫了1998年新日本银行法赋予的中央银行独立地位，人们甚至将8月11日称作日本银行的“独立日”，以此纪念这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
你喜欢哪种“办法”？
对于中央银行来说，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要决定在什么时候以及增减多少货币供给，以及变动的幅度。显然，中央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有许多目标，他们要么希望经济增长保持在可持续的最高水平上，要么希望保持最低的失业率，要么希望维持汇率的稳定，要么希望利率维持在合理的水平上以不至于阻碍投资，同时希望通货膨胀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当同时面对这么多目标的时候，银行家们的梦想肯定是同时达到这些目标，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经济就像一台机器，有许许多多的零件在运转，而且每种政策都对应着一种零件和一个目标。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为你罗列一下人们在这方面总结的一些经验，暂时就把它们称作若干种“办法”吧。
奥地利办法：这是弗里德曼提出的一个伟大的提议，它意味着尽可能地保持货币供给的稳定，而不必试图对经济进行微观的管理。在受到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的打击时，人们渐渐开始采纳这个办法。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经使用过这种方法。
瑞典办法：这种办法要求中央银行的行长具有聪明的大脑以发现“自然利率”，也就是说商业投资的平均回报，并且朝着这个自然利率的方向对实际利率进行调整，这个方法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得到推广。
英国办法：英国人受到凯恩斯的启发，提出了这个方法，他们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充分就业这个问题上，或者是经济增长速度，并且尽力按照这个速度水平来驾驭货币的增长，既不偏高，也不偏低。
新西兰办法：当地的人们公布特定的通货膨胀目标，只要通货膨胀偏离这个目标水平就进行政策干预。新西兰在1989年开始实施这个方法，该方法在接下来的15年内扩展到了其他20多个国家。
美国办法：这是新近发明并很快流行的方法，它是斯坦福大学的约翰·泰勒教授在1993年提出的，他认为实际利率应该由两部分决定，一部分是通货膨胀率偏离2%的目标水平的程度，另一部分是经济增长偏离长期增速极限的程度。过度的通货膨胀或者增长会导致利率水平的提高，反之会导致利率的降低。因此，泰勒教授将2%的目标通货膨胀率与4%的短期利率看做是中央银行的目标，这就是通常流行的“泰勒规则”，实际上，今天的很多国家更多地采用这种办法。
最后还有一种最有趣的办法，在津巴布韦，人们的做法是尽可能多地供给货币。
原则上，中央银行可以运用货币政策来追求众多不同的目标。但几乎所有的银行家都关注以下这些目标，GDP高速增长、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稳定的汇率等。但要注意的是，这些变量中常常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提高利率可能导致一国货币升值，而货币升值会进一步降低出口，从而削弱国内经济的增长，显然，同时实现多个目标是很难做到的。当然，现实中并不存在许多空谈的中央银行行长，现在他们绝大多数是把不同办法的模型混合在一起，再加上个人判断进行决策。
那么，中央银行的这些职能究竟是用什么样的工具来完成的呢？
你喜欢哪件法宝？
通常，中央银行有三大法宝。
法宝一：法定准备金率。
我们知道，在银行这间神秘的屋子里，人们不断通过借入和贷出创造信用货币。但是有一点，银行肯定不能把储户所有的存款都贷出去，必须留下一部分准备金，以防万一储户来提款，而准备金率规定了每家银行必须作为储备而持有的资金比例，这是中央银行约束商业银行的武器。
中央银行以法律的形式确保了一笔钱要被锁定起来，不能参与正常的经济循环，这是一个很强硬的货币政策手段。显然，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将意味着货币乘数变小，从而减少货币供应量。反之，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会使货币乘数变大，从而放大了货币供应量。
如果法定准备金率是10%，那么当人们把100元钱存进银行的时候，银行必须把其中的10元缴到中央银行，其他的90元才能贷出；而如果法定准备金率是5%的话，银行则可以贷出95元。当法定准备金率向下调整时，就是把货币供给的龙头打开了，银行可以贷出的钱多了。所以，当央行降低法定准备金率的时候，钱已经从银行流了出来，就在开始给经济加油了。当中央银行觉得经济过热的时候，就会拧紧龙头，比如把法定准备金率从5%提到15%，这样就使得原来银行可以贷出95元，现在只能贷出85元了，而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随之就会减少了。
事实上，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是一种效果非常明显的手段，以此影响货币供给量和利息率虽然简单但并不轻易使用，因为这有可能迫使市场资金逆向循环，所以通常在必要的时候才会使用。
坏账准备金制度就是一项有意思的创新，西班牙1999年创立的这项制度使我们眼前一亮。这种制度规定，在可预见到损失的基础上进行贷款，就需要提供准备金，而不是建立在现有的经济环境基础上的。这种制度的深刻含义在于，准备金依据的标准是保险业采用的标准，当保险确认后就要支付保险金，而不是银行业的标准，即在贷款偿还到期时才需要提供这笔资金。
同时，准备金累计存放在一个基金中，该基金在扩张期增加，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被支取使用。只要这种基金储备充足，在经济衰退期间，银行就不需要为新出现的贷款亏损而提供额外的准备金，尽管这一基金的积累和支取具有反周期的动态性，但它实际上恰好与银行的贷款周期性格局反向运动。
法宝二：贴现率。
贴现率是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提供的贷款利率，它是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的成本。比方说，当贴现率为10%的时候，商业银行以贴现方式向中央银行贷款10亿时，能够得到9亿，其中1亿作为利息被扣下。如果此时货币乘数为3，那么商业银行可以创造出27亿元；当贴现率为5%时，10亿元能贷出9.5亿元，同样的货币乘数能够创造出28.5亿元。
中央银行控制贴现率的方式是，当总需求不足时，中央银行就减息；反之，当总需求过大时，就加息。严格地说，贴现率是中央银行唯一可以直接推定的利率，因此，中央银行能够决定的不是资金市场上存贷款的利率，它决定的只是一个贴现率，央行就是通过控制商业银行从央行贷款的利率，也就是贴现率，从而对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施加影响。
有趣的是，社会学家从贴现率中发掘出了更多的意义，社会贴现率越高，说明未来的钱在今天看来价值很小，换句话说，只有现在才是重要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是这种心态的写照。社会贴现率似乎意味着人们对未来的责任感减弱，说明人们只追求眼前利益，对环境破坏无动于衷，对下一代人不负责任等等，所以社会贴现率上升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法宝三：公开市场业务。
尽管以上两种方法都很重要，但是中央银行常常使用的却是公开市场业务，中央银行会运用自己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威望，通过对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劝告，影响其贷款和投资方向，以达到控制信用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