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宋朝的统治者在应对不断加深的统治危机和民族危机时，另一个少数民族势力——女真族悄然崛起。女真族原名黑水，居住在黑龙江一带。唐朝时，隶属于渤海国，辽建立后，臣服于辽。辽为了方便统治把一部分女真人迁到辽阳以南过定居生活，他们被称为“熟女真”。其他的仍生活在原处继续过着渔猎生活，被称为“生女真”。10世纪时，生女真的完颜部逐渐强大。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都会宁（今属黑龙江），建立起奴隶制国家——大金。
当女真的势力逐渐强大时，北宋却迎来了它统治最为黑暗、腐朽的时期。1100年正月赵佶即位，是为宋徽宗。宋徽宗有着极高的艺术天赋，他擅长书法丹青，喜爱古玩花石，对音乐也有颇高的鉴赏力，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成为他治国的才能。他身边的一些奸佞之辈便投其所好，使徽宗整日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不理政事。当时，最为奸佞的有六人：蔡京、王黼、朱勔、李彦、童贯和梁师成，号称“六贼”。
蔡京为相长达17年之久，倡导“丰亨豫大”，使宋徽宗生活在极度的奢侈中。崇宁元年（1102）徽宗命童贯在苏杭设立造作局，专门为其打造一些奢侈品。崇宁四年（1105）徽宗又命朱勔在苏州设立应缝局，专门搜罗东南地区的奇花异石，然后运回开封。这种专门运送花石的船队，每十条编为一纲，称为“花石纲”。花石纲危害百姓二十年，致使民不聊生，民怨四起。北宋末年先后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方腊起义和宋江起义，两次起义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但却使宋朝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当金逐渐强大时，开始进行抗辽斗争。1120年，金、宋两国签订了“海上之盟”，商定共同攻辽。盟约规定：金军攻取辽的中京大定府（今属内蒙古），宋军攻取辽的南京析津府（今属北京）和西京大同府（今属山西）。宋答应灭辽后，将原来输给辽的岁币转输给金；金则答应将燕蓟还于宋。1125年，金灭辽。辽灭亡后，金不但没能兑现自己签订“海上之盟”时的承诺，反而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北宋。1126年，金军直逼开封城下，宋徽宗忙将皇位传于太子赵桓，自己却逃亡到南方。桓为宋钦宗，改元靖康。靖康二年（1127）四月，金军虏获徽、钦二帝及后妃、大臣、宗亲等3000余人北撤，同时带走了大量珍宝，如浑天仪、皇室礼器、针灸铜人等。北宋就此灭亡，史称“靖康之难”或“靖康之变”。
金军在撤离开封以前，册立原北宋宰相张邦昌为“大楚”皇帝，统治黄河以南地区，但遭到北宋旧臣的极力反对，被迫退位。1127年5月，宋徽宗的另一个儿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属河南）即位，改元建炎，后又迁都临安（今属浙江）。这个重建的宋王朝史称南宋，赵构即宋高宗。
南宋基本上延续了北宋后期吏治腐败的局面。高宗时，有秦桧专权，秦桧独相17年。在此期间，他打击政敌、排除异己，扶持自己的亲党势力。在对金的态度上，他与宋高宗狼狈为奸，向金乞和，迫害主战将领。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死，高宗在朝臣的舆论压力之下，罢黜了一批秦桧的亲党，同时也平反了一些冤案，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南宋的吏治状况。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宋高宗禅位于宋孝宗，自己当起了太上皇。宋孝宗在位27年，是南宋政治比较稳定的时期，他吸取秦桧专权的教训，采取措施限制了宰相的权力。同时为岳飞平反，并启用一些坚持抗金的大臣。虽然孝宗的举措使北宋社会较之以前有起色，但他的北伐还是以失败告终。孝宗以后，南宋政局一片混乱。先后有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人专权。另一方面，民间的起义此起彼伏。冲击着南宋一直都不稳固的统治。
南宋与金的对峙
宋高宗即位之初，任用李纲为相，摆出一副抗金的姿态。然而不久，他就逐渐倒向主和派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向金乞和，李纲随即被罢免。1128年，金军南下攻宋，宋高宗逃到海上，金军追踪失利，被迫北撤。在经建康（今属江苏）附近的黄天荡时，遭遇韩世忠部水师的阻击，双方相持40余天，金军才最终得以撤归。1140年，完颜宗弼再次大举南侵，南宋军民奋起反抗，先后有刘琦指挥的“八字军”取得“顺昌之役”的胜利和岳家军取得的郾城大捷。正当形势对宋朝十分有利之时，宋高宗却仍坚持向金妥协的政策，下令撤兵。岳飞被迫班师回朝，不久就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1141年宋金两国签订“绍兴议和”，主要内容是：宋向金称臣，宋每年向金输银25万两，绢25万匹；宋、金东以淮河中流，西以大散关（今属陕西）为界，并割让唐、邓二州以及商、秦二州的大半给金。
孝宗即位后发动北伐，然又遭失败。1164年，宋、金两国再次签订合约，内容为：宋、金两国的关系由君臣之国改为叔侄之国；每年宋向金输银20万两，绢20万匹，两国疆界不变，史称“隆兴议和”。与“绍兴议和”相比，在“隆兴议和”中，宋的地位有所提高。
“隆兴议和”之后，宋、金之间保持和平40余年。到了宁宗朝，权臣韩侂胄又积极谋划北伐。开禧二年（1206）北伐开始，最后的结局仍是失败。嘉定元年（1208）宋、金再次重订合约：宋金由叔侄之国改为伯侄之国；岁币增至银30万两，绢30万匹，另付给金军“犒军费”300万两，史称“嘉定议和”。当宋、金两国不断开战时，蒙古族在漠北草原迅速崛起壮大，并开始南侵。1234年宋蒙联军攻破蔡州，金朝灭亡。
经济发展
两宋在政治上虽然软弱可欺，但经济却高度发达，令许多史学家称奇。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对外贸易在两宋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其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在两宋时期，中国最终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了以后中国经济格局的基调。
1.农业
经过了五代十国的动乱，北宋基本上统一了中国。虽然宋与辽、西夏、金等之间都有战争，但总的来说政治还较为稳定，社会生产和社会经济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北宋年间，宋朝人口一直处于增长的趋势。从宋太宗至道年间的413万户增至宋仁宗天圣年间的1000多万户，到了宋徽宗崇宁元年，则达到了一个顶峰——2026万户。南宋时期由于战乱，人口相对北宋有所减少。但从整体上来看大体与北宋中期相当，并无人口锐减的迹象。宋朝人口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在经济重心彻底南移以后，长江流域的浙江、福建等地的人口密度已超过了北方地区，甚至已超过了京畿地区。
人口的增长势必造成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进而推动耕地面积的增加。北宋初期，由于年年战乱，土地荒芜的现象十分严重。为了巩固统治，增加税收，宋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安抚流民，刺激垦荒。966年，宋太祖颁布《劝栽植开垦诏》规定：“自今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地者，并令只纳旧租，永不通检。”994年，太宗又下诏规定：“凡州县矿土，许民请佃为永业，蠲三岁租。”政府的鼓励性措施大大激发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宋朝的耕地面积最多时是在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达到了5.25亿亩。但由于宋朝土地隐漏现象严重，许多学者认为宋朝的实际耕地面积比5.25亿亩这个数字要大得多。
宋朝农具的改进与耕作技术的完善与其大力垦荒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才会有不断的改进和创新。水车是一种灌溉用的运水器，宋之前较为少见，甚至在唐朝，关乎水车的记载也寥寥无几。到了宋朝，水车已经非常普及。除了有人力运转的龙骨车，还出现了借水力运转的筒车。水车的普及大大增加了农民抵御旱灾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农作物的丰收。
在王桢的《农书》里记载着一种宋朝农民创造的水田农具——秧马。秧马的形状像只小船，农民骑在上面用两腿在泥中撑行，插秧时既省时又省力，大大降低了农民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效率。曲辕犁在唐朝就有使用，到了宋朝更为普及。它是将以前的直长辕改为短曲辕，故称曲辕犁。它的特点是轻便、灵活、省力，深受广大农民的喜爱。曲辕犁在形状和功能上都跟现在的犁相似，是我国古代农民的一大杰出贡献。此外，宋朝还有平整农具耖，整地农具踏犁、耥，中耕农具耘爪，收割农具推镰等农具。
在耕作技术上，宋朝人因地制宜，根据各地不同的气候、地形、水土等条件选择种植不同的农作物。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推广种植占城稻。占城稻原产越南，具有耐旱、生长周期短、适应性强等特点。1012年，江淮、两浙遭遇旱灾，宋真宗下令让当地农民试种占城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于是占城稻在江淮、两浙地区迅速推广。随着占城稻的推广，农民把它与当地的稻种相搭配结合，逐渐培育并推广双季稻和三季稻。在施肥上，宋人不仅用人畜粪便做肥料，还以河泥为肥，并且懂得适时适量地施肥。这一切措施都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特别是在长江下游地区，粮食不仅能自给自足，还能大量地销往外地。于是“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便广为流传。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且自然灾害频发，因此农田水利的兴修在历朝历代都很受统治者的重视，宋朝当然也不例外。《宋大诏令集》中记载：“修利堤防，国家之岁事。”由此足见宋朝统治者对农田水利事业的关注。北宋时，政府对北方的一些农田水利工程做了修缮，如至道年间修关中的郑、白二渠，使灌溉面积达到一万多公顷。此外，宋太宗还命人在雄、莫、霸、沧等州修筑堤堰，引水溉田，使大面积的旱田变成了水田。宋神宗时，在福建莆田修建了木兰陂，可以算作是北宋水利兴修的一个代表。木兰陂不但能蓄水，而且具有抵御海潮的功能。它的修建使受益农田达到万余顷，粮食增产颇多。
宋朝的农田水利工程虽然主要是为了解决灌溉问题，但也不乏其他类型。江南地区雨量充沛，但有些地区地势较低，雨水聚集便形成沼泽，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宋朝统治者便以太湖流域为中心，挖出许多排水沟渠，逐渐形成了一个水田灌溉网，使许多的沼泽地不但能种粮产粮，而且产量还相当高。也就在那时，江南的苏州、常州、湖州等地成了宋朝著名的粮仓。
宋朝农作物的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是茶叶、甘蔗、蚕桑、果树等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茶原产于云南，到宋朝时茶已经成了人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两宋时期，茶叶的种植面积较之前代有了进一步的增加，福建、浙江、四川、云南、安徽、湖北都广植茶树。宋朝的茶不但产量高，而且品种多，著名的有：四川的蒙顶茶、湖州的紫笋茶、绍兴的日铸茶等。宋朝统治者还在产茶区设立官茶园，征收茶税。茶税在当时成为国家税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甘蔗原产中国，起初人们主要是生食，到了隋唐人们开始用甘蔗制糖。随着制糖业的兴起，宋朝的甘蔗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福建、浙江四明（今属浙江）、番禺（今属广东）以及四川的广汉、遂宁等地都以产甘蔗著名，其中以遂宁为最。
桑蚕业在宋朝备受统治者的青睐。在产桑之地，宋政府禁止砍伐桑树，若有违反者，酌情处理，最重可至死刑，于是许多地方官员鼓励百姓广植蚕桑。据《宋史》记载，范仲淹在襄城上任时“劝使植桑，有罪而情轻者，视所植多寡除其罪，民益赖幕，后呼为‘著作林’”。除了以上的经济作物外，宋朝的果树和花卉种植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如：柑橘、荔枝、香蕉；牡丹、菊花、芍药等有广泛的种植，大大丰富了宋人的日常生活。
2.纺织业
宋朝纺织业有了非常大的发展，其表现之一是生产规模的扩大。为了供应皇室和国家的需要，宋朝政府在许多产地都设置了丝织作坊，其中规模最大的是967年冬在汴京设立的绫锦院。绫锦院规模最大时有工匠千余人，织机400余张，主要出产锦、罗、绫等高级丝织品，专供皇家服饰之用。
1104年，宋徽宗又设文绣院，有绣工300多人。皇城北边还有一个后苑作坊，作坊内分有缂丝作、织罗作、绣作、染作、绦作等部门，专门生产皇室衣物以及皇室婚嫁所需之物。除了中央政府设立的丝织作坊外，宋朝还有许多地方政府建造的作坊。最为出名的应属1083年建立的成都机院，主要出产四种蜀锦：土贡锦、官告锦、臣僚衣天子锦和广西锦。
宋朝不仅官方丝织作坊遍布全国各地，民间的纺织业水平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在北方主要是河北路和京东路；南方则有成都府、梓州（今属四川）、两浙地区，出现了南北并进之势。据记载，宋朝在1050年左右，政府的绢帛丝绵收入为8745535匹，到了1086年，这一数字达到了2445万匹，为唐朝最高纪录的三倍多，足以说明宋朝纺织业生产规模之大。
宋朝纺织业发展的表现之二是丝织工艺的提高。在宋朝，丝织品仍然是纺织品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宋朝政府征收赋税的十种布帛中有八种是丝织品。在当时，蜀锦和“东绢”（出产于京东路的绢）并列为天下第一，极负盛名。宋朝的丝织品有“细、密、轻薄”的特点。单州成武县的纱“修广合于官度，而重才百铢，望之若雾”。陆游对亳州轻纱则叹道：“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明朝文震哼等人则评论：“唐绢粗而厚，宋绢细而薄，元绢与宋绢相似而稍不匀净。”由此可见宋朝丝织工艺的高超。
宋朝的劳动人民创造了一种新的工艺——缂丝。缂丝大体分为花、素两种，但因各地的织法不同又种类繁多。明朝张应文在《清秘藏》中向我们展现了宋朝缂丝工艺水平高超的程度：“宋人缂丝，不论山水人物花鸟，每痕割断，所以生意浑成，不为机经掣制，如妇人一衣终岁方成，亦如宋绣有极工巧者，元刻迥不如宋也。”
宋朝纺织业发展的表现之三是棉花种植的推广和棉纺织工艺的发展。入宋以来，中国南方的广东、福建种棉者逐渐增多，后又发展到江浙地区。彭乘的《墨客挥犀》中说道：“闽岭以南多木棉，土人竞植之，有至数至千株者。”宋人赵汝适在《诸番志》中也记载道：“吉贝，数类小桑，萼类芙蓉，絮长半寸许，宛如鹅毳。有子数十，南人取其茸絮，以铁筋碾去其子，即以半握茸就纺，不烦缉绩，以之为布。最厚者谓之兜罗锦，次曰木棉，又次之曰吉布。”1975年，浙江兰溪出土了一条长2.51米，宽1.16米的棉毯，成为宋朝棉纺业发展的有力实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