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拒绝再战，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爱好和平的民主人士的努力之下，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10月10日，在重庆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该协定的主要目的就是结束国共分裂的局面，为建立一个民主统一的政权而共同努力。
然而，就在这份文件签订后不久，蒋介石就开始秘密地准备内战了。时任军统局副局长的毛人凤，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向解放区派出了大量的特工，妄图制造各种摩擦，为内战营造借口，还一手制造了“四八”空难。
1946年4月8日，中共中央委员王若飞、博古（本名秦邦宪），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新四军军长叶挺，叶挺的夫人李秀文及女儿叶扬眉、儿子阿九，王若飞的二舅、贵州老教育家黄齐生先生，黄先生的孙子黄晓庄，18集团军（八路军）参谋李少华以及随员魏万吉、赵登俊、高琼一行多人乘飞机从重庆出发，飞往延安。他们所乘坐的飞机是美国C-47型运输机，机组人员是有多年驾驶经验的美国飞行员兰奇上尉C?E?Lange，以及上士瓦伊斯Dallas Wise、迈欧M?S?Maier和马尔TE?R?Martin。
然而当日下午，该飞机却在山西省兴县的黑茶山遭遇浓雾，飞机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这一事件被称为“四八”空难，也被称为“黑茶山”空难。当时，对于飞机失事的原因，公开报道称，飞机在浓雾中迷失方向，导致坠毁。
关于“四八”空难的历史真相，本书绝不敢杜撰毫厘，先引用1998年4月18日，香港《大公报》刊登的作者为顾逸之的一篇文章——《对“四八”坠机事件的回忆》，来说明“四八”空难的重重疑点。
顾逸之，“四八”空难的现场调查人员和后事处理人员之一，早年曾在周恩来、李克农的领导下工作。1946年“四八”空难发生时，他就在晋绥公安总局工作，负责“四八”空难的现场调查。
当时，在调查了“四八”空难的事故现场后，顾逸之曾给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详细的书面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不仅详细描述了事发现场的情况，还提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情况：
“其一，飞机确实是在山西省兴县的黑茶山失事的，不是在空中坠毁的，因为飞机撞在黑茶山侧峰巨石上面的撞痕非常清楚明显，飞机是在撞山后才爆炸起火的。
“其二，从4月8日当天黑茶山地区天气情况的调查结果来看，那天飞机到黑茶山时，天上云雾很浓，驾驶人员很可能是在这种浓云密布、雨雪交加的天气中，因能见度太差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飞机再飞高一点，也不会撞上巨石了。
“其三，从我们对飞机出事现场的反复搜查结果来看，一直没有发现有人为制造爆炸的可疑迹象。
“其四，这架飞机本来是在西安机场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后才起飞来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飞行的，为什么飞到东北方向后，竟然飞到黄河以东的黑茶山来了呢？”
在报告中，顾逸之对这些情况进行了合理的分析。首先，当时西安到延安一路，天气并不是很糟糕，而负责驾驶该C-47运输机的机长，是曾被授予“飞虎”臂章的老飞行员，将飞机的高度飞得如此低，对于这样的老飞行员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犯的低级错误。所以，顾逸之推测，应该是国民党特务在仪表上做了手脚，导致电讯中断，仪表失灵，迷失航向。
后来，在飞机失事后，整理遗物时，还发现了一份关于迷失方向的电报稿。也就是说，顾逸之的推断正确，飞机当时的确迷失了航向。
虽然“四八”空难疑点重重，但是，始终没有人声称对“四八”空难负责，“四八”空难的历史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最终，“四八”空难的历史真相，还是由当年亲自参加密谋的军统特务、已经隐居台湾多年的杜吉堂说了出来。杜吉堂在临死之前，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四八”空难的真相，现根据杜吉堂的临终坦白，重现当时的历史真相。
1946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中共中央委员王若飞、博古和新四军军长叶挺等一些中共中央的重要领导人将从重庆飞抵延安。然而这一消息，却被当时的军统特务、时任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的王平虎获知，他迅速将这一消息汇报给当时的军统局副局长毛人凤。
于是，毛人凤迅速指派时任中美特别合作所特工队队长的杜吉堂负责筹划此次空难事件。
在得知此次任务的目标都是中共中央的高级领导干部后，杜吉堂非常谨慎地选择了擅长飞机维修的军统特务杨耀武，共同筹划了空难计划。他们决定，破坏飞机的飞行仪表，使飞机迷航，自然坠落，这样，不仅可以顺利完成任务，而且可以避免被人怀疑。
于是，杜吉堂联络了王平虎，通过王平虎查明了担任此次飞行任务的C-47运输机的相关机组人员和机组的维修人员。随后，特务杨耀武伪装成机组维修人员，混到了检修飞机的人员中。杨耀武利用检修C-47运输机的机会，悄悄地将磁铁放在了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的反面。
就这样，军统特务制造了“四八”空难。
当时的真实情况，据推测应该是这样的：
1946年4月8日上午，载有博古、叶挺等一些中共中央重要领导人的C-47运输机准时飞离重庆。该飞机计划首先飞抵西安，经过短暂的加油和休息后，再从西安飞抵延安。在重庆飞往西安的途中，天空下起了小雨，飞机在西安安全着陆后，经过短暂的休息和加油后，按原计划起飞，向延安飞去。
然而，在从西安飞往延安的路途中，天空忽然下起了冰雹，还刮起了大风，能见度较低，严重影响飞机的正常飞行。
事实上，当时在延安机场的地勤人员，已经听到了C-47运输机巨大的轰鸣声，也就是说，C-47运输机已经距离延安机场不远了。可是，军统特务杨耀武悄悄放到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的磁铁开始作祟。在从重庆飞往西安的途中，磁铁也在作祟，但是由于沿途能见度较高，所以高度表和磁罗表的误差，并不会影响飞行员正常的飞行判断。然而此时能见度较低，飞行员只能够依赖高度表和磁罗表来进行飞行操作，所以磁铁就显示了巨大的威力。
于是，在磁铁和恶劣天气的影响下，飞机的导航系统失去了真实的指导作用，飞机的飞行方向开始紊乱。本来，从西安飞至延安，应该一直向北飞行，可飞机却在距离延安并不太远的地方，飞向了东北方向，直接飞向山西省兴县，甚至飞到了黄河以东的黑茶山。
当时的黑茶山，山上正在下雪，山下正在下雨，能见度也非常低。但是如果没有磁铁作祟，正常飞行高度为6000米以上的C-47运输机在高度不过2000米的黑茶山也不会发生事故，然而，就是因为磁铁作祟，C-47运输机发生了事故，撞到了黑茶山上，最后坠毁。
就这样，军统成功制造了“四八”空难。
